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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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资本主义建立时期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产生于17世纪下半期，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有P.布阿吉尔贝尔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F.魁奈、A.R.J.杜尔哥以及西斯蒙第。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完成。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进步的学派。它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
英国和法国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国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于这两个国家。但在17和18世纪，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加之其他一些差别，使两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①法国从重商主义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过渡是在激烈的反封建政治斗争中进行的。17世纪下半期，由于封建的沉重剥削和压迫以及重商主义政策，使法国的经济财政濒临破产的局面。由于当时法国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是挽救国民经济的危机，因此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国民经济的活动规律以及克服国民经济危机的方针政策，他们研究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而魁奈的《经济表》可以说是宏观经济的最早的一个模式。②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英国。在17～18世纪，封建经济仍然居支配地位，小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由于土地分配有利于农民，所以独立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全国居民中小生产者占绝大多数。这种状况使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为止都带有极为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③由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所以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工业、对外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重要理论问题诸如商品价值、工资、利润、利息等的研究不够，甚至没有涉及。他们所着重研究的是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把农业生产摆在首要地位。
尽管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基本问题不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充分，但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也代表了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力图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商业资本的各种垄断，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他们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要求，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在具体理论研究上，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有超过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面。例如，魁奈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等。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他揭露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抨击法国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与政策，对法国农民的困苦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
布阿吉尔贝尔是重商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货币不是财富，只是为便利流通的交换手段。货币可以不用金银来充当。在商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也可以用纸币来代替。真正的财富是土地的产物。只有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农业是社会各部门的基础。
布阿吉尔贝尔是劳动价值论的最初奠基人之一。马克思认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3页）。布阿吉尔贝尔继W.配第之后，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实际上把商品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
布阿吉尔贝尔是自由竞争的早期的热烈拥护者。他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破坏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其结果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布阿吉尔贝尔承认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然而他又认为货币破坏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行。他的没有货币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幻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观点。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1756年和1757年，他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了《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两篇文章，阐述法国农业衰落，农产品价格低和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1758年，他仿照人体血液循环的情况说明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表》。他的经济理论受到社会的注意，在他的周围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其中著名的有V.R.米拉波侯爵（1715～1789）、P.S. 杜邦·德·奈穆尔（1739～1817）、P.P.迈尔西埃（里维埃尔的，1720～1793）等人。他们自称为“经济学家”，形成为一个学派。他们不但是一个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共同认识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定期集会，讨论他们即将发表的论文，创办刊物，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们对重农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重农学派创立了自然秩序的理论。自然秩序是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重农主义一词的原文是由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词构成。杜邦·德·奈穆尔在给他们的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它为“自然秩序的科学”。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是在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影响之下形成的。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最合理和自然的，它是超越社会现象而永恒存在的。人类社会如果顺着自然秩序行事，社会便处于健康状态，如违反自然秩序，社会便处于疾病状态，社会便要蒙受其害。实际上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不过是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他们认为，人身自由和财产私有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基本的自然权利。为了实现这种自然权利，政府对于人民经济生活不要加以干预，而要实行自由放任。这充分表现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阶级性质。重农学派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促进了经济科学的发展。但他们的自然秩序带有封建外观。他们把自然秩序看作是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安排的秩序，认为只有强而有力的开明君主才可以充当社会良医。当社会处于健康状态时，“开明君主”把自然秩序的概念灌输给人们；当社会处于病态时，他进行医治，使社会回到自然秩序上来。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核心。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社会财富。魁奈区别了财富的扩大和财富的增加，他认为，工业并没有使财富增加，只是把各种生产资料耗费和劳动耗费相加，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使用价值，使财富扩大，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只有农业才创造出新的财富。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补偿种子以及劳动者和农业资本家的生活资料的耗费之外，还有余额。重农学派称这种余额为“纯产品”。他们认为，在农业生产中，“自然”参加了工作，其他经济部门中“自然”不参加工作。在农业中，“自然”虽然参加工作而不要求任何补偿，所以“纯产品”是“自然赐予”人类的。重农学派的纯产品学说，把经济分析从流通领域移到生产领域，直接从生产领域分析“纯产品”的生产，从而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魁奈把“纯产品”归结为农业劳动生产者所创造，只有创造“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他的纯产品学说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萌芽。但魁奈只从使用价值角度把握农业中产生了“纯产品”，只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态即地租，还不了解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重农学派以纯产品学说为基础，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即从生产阶级那里取得“纯产品”的阶级；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虽然重农学派对社会阶级结构分析有严重错误，但他们是最早把社会分为阶级，并试图以此分析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家。
魁奈最主要的贡献是在《经济表》中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指出：在魁奈《经济表》中，“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同前，第24卷，第398页），从而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作了最初的科学说明。
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在杜尔哥的著作中得到最高的发展。杜尔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了更为切合实际的分析。他把魁奈所称的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的内部又再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杜尔哥认为，资本家是通过垫支资本，使用别人的劳动而取得利润。他还正确认识到雇佣工人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时候产生的。工人因失去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工资只限于维持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杜尔哥虽然仍认为“纯产品”是“自然的赐予”，但他强调这是土地对于农业劳动者的赐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超过他的劳动工资。他更明确地说明了“纯产品”是由农业雇佣劳动者所创造而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从而比魁奈更为正确地理解到剩余价值的问题。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矛盾，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只研究财富，而无视人的享受，认为政治经济学应把人们的物质福利作为研究对象。他反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他认为，自由竞争导致私人利益增加而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使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掠夺。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批判。他揭露资本家的利润是对工人的掠夺。这种掠夺使社会阶级两极分化，形成了无产阶级。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用机器，导致工资下降，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但西斯蒙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而只从分配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主义剥削 。 西斯蒙第的主要功绩在于论证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由收入不足导致的消费不足，从而使产品不能得到实现，发生经济危机。但他不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结果。
作为当时法国小生产者的代表，西斯蒙第幻想采用宗法和行会原则组织社会，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他赞颂宗法式农民，美化手工业者社会。他试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