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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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劳动经济学和人口学理论，解释经济活动中性别差异、隔离、歧视等现象存在的原因。

　　性别经济学中从性别经济学的含义着手，对性别方面的相关研究领域和发展状况进行系统性进行描述；从经济、社会和个人因素等角度，描述和分析经济活动和家庭生产中的性别差异以及从劳动参与率、性别隔离、人力资本、补偿性工资和性别歧视等角度剖析性别差异的原因；并对促进性别公平的政府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上促进性别公平的相关政策进行研究。

　　(一)劳动参与和就业的性别差异研究

　　关于劳动参与和就业的性别差异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大于男性，而学龄前儿童母亲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更大。市场化改革侵蚀了国家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和支持、社会向“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观念的回归等变化是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一个原因。并且，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这些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导致城市住户收入差异扩大。此外，国家和企业对托儿所和幼儿园补贴的大幅度削减，导致大量学龄前儿童的母亲退出市场劳动，也是导致性别参与率差距拉大的原因。90家庭责任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负而影响显著。照料公婆显著降低城市已婚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工资劳动时间。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女性就业率降低，而男性的就业率增加。

　　下岗女工再就业难是导致更多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原因。女性失业者实现再就业的概率比男性低、失业持续时间比男性长。这不是因为女性的就业意愿比男性低.而是由各种制度因素造成的，如: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本较少、女性从国企转向私企而临更高的收入损失、女性集中的集体企业得到国家再就业救助比较少、性别差异退休政策等。

　　30岁以上农村女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男性。非农就业性别差异主要来自家庭因素。照料儿童对农村已婚女性参与非农劳动有负而影响，照料公婆对妇女非农劳动时间有显著的负而影响，家务劳动也影响女性的非农就业。家庭责任成为制约农村女性通过参与非农劳动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此外，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村女性，因无法成功地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而而临着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和农民身份的双重歧视。

　　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教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劳动供给的影响都很重要。因此，提高女性教育水平、缩小教育性别差异是推动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的重要措施。

　　(二)职业流动与性别隔离研究

　　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和性别隔离问题是经济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市场机制的建立为个人的职业流动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然而经济转型期间，职业流动模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向高职位流动的速度高于女性。女性比男性而临更多发生职业向下流动的风险，女性在职业发展上居劣势。职业发展上的性别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承担过多的家务劳动、缺乏社会资源以支持职业发展、比男性更早退出劳动力市场，更易受到经济转型过程的负而影响。

　　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非正规工作，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更有可能就业于非正规部门。这些非正规工作合同关系不明确，工作没有保障，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要明显低于正规就业者，且在非正规就业者中女性的收入显著低于男性，即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收入是最低的。

　　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和隔离在外来农民工和农村非农就业人员中更为严重。外来女性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职业排斥程度远远高于该市场上的外来男性，部分职位甚至出现了“排斥强化”的现象。此外，虽然在给定时间内，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找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比男性要短，但女性找到高收入工作的概率要低于男性，而接受低收入工作的概率要大于男性，从而导致“性别隔离”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模式。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农村妇女的转移规模、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都低于男性，并且，从事非农就业的女性更容易集中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形态较差。

　　(三)性别收入和工资差异研究

　　性别工资差异研究分为两个层而:平均工资层而、工资分布层而。前者包括单纯研究性别工资差异问题、职业或者行业隔离与性别工资差异的关系、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同与性别工资差异的关系。

　　单纯研究性别工资差异的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工资歧视。利用2004年CHNS数据研究发现，性别工资差异中不可解释的差异占85%。女性在教育和工作经验与男性相同的条件下，平均工资仍然比男性低很多。

　　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工资率差异中，2/3以上是由歧视及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引起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男女工资差异的至少40%是因为性别歧视造成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性别间的工资收入差异81%归结为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割，职业内性别歧视性因素是职业所导致的男女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在不可解释的77%的性别工资差异中，绝大部分来自职业的纵向隔离。对行业工资性别差异的条件均值进行分解，发现性别工资差异的74%由行业内部差异造成，女性职工处于相对不利的市场地位。而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并不大，缩小性别之间工资差距的关键是降低两者在部门内的工资差异。

　　此外，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制度特征也是决定企业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经常采用计件工资制的企业及内部职工收入差距较大的企业性别工资差异较大，小规模企业和私有产权比重较大的企业也呈现较大的性别工资差异，但工人的谈判能力有缩小性别工资差异的作用。并且，就业选择和就业获得的性别差异和歧视也是导致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原因。

　　从工资分布层而研究性别工资差异发现:在相同条件下雇主给女性较低的工资，甚至有些职业对女性存在进入障碍。在工资分布的所有分位数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工资差异;在工资分布的底部，性别工资差异一部分是由个人特征差异造成的，一部分是由性别歧视造成的;在工资分布的中部以上，性别工资差异完全是由性别歧视造成的;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性别工资差异不断缩小，但性别工资歧视程度却不断扩大。此外，国有部门的性别工资差异明显低于非国有部门，性别工资差异存在“地板效应”而非普遍认为的“天花板效应”。对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发现，性别工资差异主要来自歧视，人力资源禀赋所造成的差异很小。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则表现为“天花板效应”，但在工资分布的最高端，性别工资差异又开始缩小。

　　总之，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明显性别歧视，特别是非国有部门，制定相应的旨在消除性别歧视的政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女性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四)家庭无酬劳动和时间利用研究

　　女性不仅支撑着劳动力市场的“半边天”，她们还是照料家人和料理家务等无酬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由于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女性而临着尖锐的工作一家庭矛盾。这个矛盾不仅影响女性自身的发展和福利，也影响着她们家人的福利和国家宏观层而的人口再生产及劳动力质量。

　　但长期以来人们把照顾家人等无酬劳动看作是女性的天职，把与照料相关的事看作是家庭和个人的私事，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对家庭照料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同时，无酬家务劳动提供的服务不计入国民总产值，女性家务劳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研究女性无偿劳动是认识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关键，并呼吁全而收集分性别的统计数据(不仅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家庭领域)、全而评估女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女性家务劳动负担。

　　时间利用调查是全而度量女性劳动价值的重要资料来源，因为只有时间利用调查记录了被调查人在给定时间段的所有活动，包括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闲暇。我国经济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家庭无酬劳动和时间利用的影响因素

　　对城镇家庭家务劳动分工的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妻子的工作时间、相对教育水平等对丈夫家务投入的影响不大，而丈夫的工作时间及教育水平等则对妻子家务投入影响显著。就是说，妻子不能利用自己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增加丈夫的家务时间，只能通过降低自己的家务时间来降低夫妻双方家务劳动差距。市场劳动时间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没有影响，而男性的市场劳动时间增加却显著减少他们的家务劳动时间。女性家务劳动时间不随市场劳动时间增加而减少，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

　　家务劳动是贫困农村家庭女孩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繁重的家务劳动不仅损害女孩的健康，还影响女孩的学习和她们将来的生活。“关爱女孩行动”调查数据显示:女孩比男孩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即使是对体力要求很高的家务劳动(如砍柴、挑水)，女孩承担的仍比男孩多;少数民族女孩比汉族女孩承担更多的家务;年龄越大的女孩承担的家务越多、越重，辍学的概率也越大。

　　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在无酬劳动与有酬劳动之间的分配，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女性而临的工作一家庭矛盾。农村经济发展和劳动迁移导致家庭中女性用于非农劳动和农业劳动时间所占份额都呈上升趋势。而女性家务劳动的相对份额并没有随著她们有酬劳动份额的提高而下降。并且，丈夫外出打工会增加妻子的农业劳动时间，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会增加留守老年女性的农业劳动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父母外出打工增加留守学龄女孩的家务劳动时间。

　　2、工作一家庭责任矛盾的影响

　　前述对市场劳动的大量研究还显示:女性家庭责任对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职业选择和发展及工资收入都有负而影响。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了家庭责任对女性及其家人健康的影响。

　　已婚妇女照料父母与其自身健康之间显著负相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政府减少了对城镇老人儿童照料的支持，照料责任基本上转移给妇女。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妇女的照料负担。妇女作为赚取收入者和家庭照料者的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处理不好工作、家庭、老年照料之间的平衡关系会对妇女健康产生严重影响。

　　女性而临的工作一家庭矛盾不仅影响自己的健康，也影响孩子的健康。研究发现母亲从事非农劳动时间增加对孩子的健康有负面影响。非母亲照料时间对学前儿童的年龄一身高比、年龄一体重比以及体重一身高指数等都有负面影响。

　　(五)人力资本性别差异的研究

　　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女性自身素质、收入和地位的主要方法。女性的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男性，但是，针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远低于男性。女性劳动者较少获得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正规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和在职培训机会。女性人力资本所获得的教育、培训、健康、迁移等方面的投资都少于男性。由于女性承担生育任务、比男性早5年退休等原因，企业对女性培训投资往往少于男性。在非农化进程中，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倾向会影响到女性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加剧就业中的歧视。

　　(六)公共政策中社会性别的经济学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关注性别研究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及公共政策，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还很不够。

　　我国已出现老年人口女性化趋势，但是，由于女性在劳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以及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造成女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受益水平都低于男性，从而导致老年女性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变化，由于在制度设计上缺乏性别视角，新制度实施的结果是两性养老金的差异增大。国外的相关研究及政策实施结果都显示: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包含性别视角，不仅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而且能够有效预防和减少老年贫困。

　　医疗方面的性别差异研究显示: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女性的医疗支出水平都低于男性现有的医疗保险等制度，由于缺乏性别视角，看上去是性别中立和平等的，实际上给男性和女性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目前土地承包及征用中的性别问题非常严重，但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关于失业问题的研究只关注了失业持续时间长短的性别差异。相比之下，在教育、社会保险、劳动保障制度、退休制度等公共政策研究中，更加缺乏对性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