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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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对一定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特征、经济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的高度概括。是经过长时期的实践形成的较为固定的发展的定式,是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升华。
1、从政府管理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分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成计划经济型、政府主导市场型和自由市场型。
我国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计划经济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经济领域中逐步退出,政府对经济不再是过去的行政式的绝对控制,但目前在经济生活中仍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仍在扮演领导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因此,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便属于政府主导市场型。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趋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将会逐步让位于市场,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最终转变为自由市场型或市场主导型。
2、从资本的所有权来分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公有资本推动型、民营资本推动型和外来资本推动型等。
其中,公有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已经并将逐渐减少,但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仍具有重大的影响。而民营资本推动型和外来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央政府对个体、私营、外资等经济成分的放松放活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典型模式有民营资本推动的温州模式、外资推动的珠江模式等等。
3、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源流,并根据我国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的总结,可以的分为三类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的组织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模式。
1、区域经济发展的组织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的组织模式指区域经济发展中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主要是与产权和管理相关。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温州模式”,即是以发展民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为特征的模式;90年代以来形成的“苏州模式”,则是以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为特征。
2.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是指产业发展的战略模式。
第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模式。
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模式的特点是利用本国本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发展农业、矿业产品的出口,来带动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属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最大的局限性,就是严重依赖国际或外部市场,内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对于落后地区,由于缺少发展的机会,只有开发某种优势资源才能启动经济发展,所以在发展的初期,选择这种战略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进行发展战略的升级。
第二,发展进口替代产品产业模式。
进口替代模式,就是用本国本地区产品替代进口产品的战略。是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付国际竞争,发展本国本地现代工业的一种内向型战略。从面向市场的消费品入手,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是下游产业的进口替代,如优先发展食品工业、服装工业及轻纺工业等。从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如钢铁、化工、机械等产业开始的称为上游产业的进口替代。上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上游产业开始的进口替代,对技术和劳动力的要求都相应较高,生产的规模一开始就比较宏大,因此,只有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调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才有可能实现。
第三,发展出口替代产品产业模式。
出口替代的产业模式,主要含义是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来代替农矿产品的出口,并利用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以廉价的产品打开国际市场。出口替代的类型很多。有的国家以增加本国出口农矿产品的加工深度为主,有的以加工外来原料为主的来料加工型为主。依据加工深度的不同,可将出口替代分为初级出口替代和高级出口替代两种。初级出口替代是指以发展一般技术水平较低的消费品为主的替代战略,如食品,服装,玩具等,高级出口替代是指以发展高档耐用消费品,机械设备,电子仪器等为主。一般来说,各国都有一个从初级出口替代向高级出口替代转化的过程。
第四,优先发展赶超部门的产业模式。
即工业赶超战略。主张以发展优势工业来带动经济的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一个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要想在短期内赶上先进国家,就必须大规模发展工业,以工业的快速增长来促进其他产业的增长,实现国家社会的跃进。工业赶超战略的关键是选准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要考虑到发展该部门所需的资金、劳动力、原料来源和产品的市场等,我国选择优先发展现代制造业,印度选择优先发展软件产业,都具有前瞻性。
3.区域空间开发模式。
(1)增长极模式
区域空间开发的理论基础是增长极理论,并由此产生增长极模式。增长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50年代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和部门,而是首先集中在某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和主导产业部门,这些主导部门通常积聚在大城市中心。经济的增长首先出现在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产生影响。
增长极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作用。
第一,支配效应。
增长极上的产业具有技术、经济方面的先进性,能够通过与周围地区的要素流动关系和商品供求关系对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支配作用。也就是说,周围地的经济活动是随增长极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动。
第二,乘数效应。
增长极的发展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示范、组织和带动作用,从而加强了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受循环积累因果机制的影响,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会不断地得到强化和放大,影响范围和程度随之增大。
第三,极化效应。
即增长极周围区域的生产要素向增长极集中,增长极本身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们现在一般把一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称为增长极,把受到中心城市吸引的区域称为“极化区域”。为什么主导产业的产生会在增长极出现极化作用?主要是由规模经济作用引起的产业聚集作用,使增长极能够不断成长壮大。
第四,扩散效应。
扩散效应是与极化效应同时存在、作用力相反的效应,是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边区域扩散的趋势效应。只在两地建立了市场经济的贸易关系,生产要素就始终是双向流动的,所以极化效用和扩散效用也是同时存在的;由于技术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增长极上的产业不断发生更替,被更替下来的产业向增长极周边地区转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增长极的产业部门存在的机会成本增加,使效率相对较低的产业向周边扩散。扩散效应又被称为“涓滴效应”,即生产的发展通过扩散而促进增长极周边所有地方的发展,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
增长极的形成,必然改变区域的原始空间平衡状态,使区域空间出现不平衡。增长极的成长将进一步加剧区域的空间不平衡,导致区域内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不同规模等级的增长极相互连接,就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体系和空间结构的主体框架。区域经济的空间开发的其他各种模式,都是从增长极当中演化出来的。
(2)发展轴模式
发展轴模式是增长极模式的扩展。由于增长极数量的增多,增长极之间也出现了相互联结的交通线,这样,两个增长极及其中间的交通线就具有了样高于增长极的功能,理论上称为发展轴(或称为“点轴”)。
随着地区开发的深入和增长极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根据区域经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空间近邻效应,在区域经济增长极之间产生相向的聚集与扩散,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各种交通线路以及各种经济社会联系,产生相对密集的要素流,从而形成区域内经济相对发达的轴线。这种轴线的形成就可激活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同时,由于轴线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因此,吸引区域内其他地区的资源,使企业和经济部门等向此集聚。
发展轴同样存在着聚集和扩散效应,而且效应的强度更强,对周边的影响更大。发展轴在不断地丰富之后,力量更强大,最后将成为一条发展地带。发展带是发展轴的成长结果及其演化最后形式。
(3)网络型模式
发展轴还有一种演化的结果,就是由若干个发展轴联合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从而形成增长的网络。增长网络的形成,使极化效应产生的聚集规模经济在更大的范围内表现出来,而不是仅仅从一个点上表现出来,对于网络所在的区域来说,意味的增长结果的分散化和增长极点的分散化,而对于更大区域来说,则将整个网络区域视为一个巨大增长极,所以其极化的效应可能更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可能更大。
这种联系方式组成了具有不同层次、功能各异、分工合作的区域经济系统。它能够将区外的一些资源纳入到这个系统之中,对其它地区的影响也最明显,一般发生在发达地区。因此,这种模式是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基础。
三大成功模式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1]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并出资办企业,政府具有生产者和投资者等多重的职能和角色。所以苏南模式属于政府主导型和公有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苏南模式形成的时期,苏南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苏南模式在政府推动下取得的经济辉煌的背后也深藏着以下一些严重的问题:
政府不甚合理的集体所有制偏好造成经济成分的单一和市场发育的滞后。苏南模式下的企业主要为单一的政府支持兴办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受到地方政府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压制,结果造成区域经济成分单一,抗风险能力差。而且由于经济的主体是不完全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乡镇企业,又造成区域内市场及市场机制发育滞后。
政府片面的政绩取向。尽管苏南地区在2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GDP增长率,但城镇与农民人均收入以及就业率的增长速度要远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苏南地区的地方政府更专注于GDP的增长,而不是更专注于关系民生的人均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增加。
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导致严重的平均主义和官员腐败。地方政府将企业生产经营的部分利润用来建学校、养老院等,平均主义严重。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下的公有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导致了苏南不少地区腐败严重和官富民穷的问题。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在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是一种“无为而治”的角色。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主要得益于民间私人资本的推动和运作。因此它是一种市场主导型和民营资本推动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结构。
温州模式的影响范围不仅仅限于温州地区,浙江省大部分地区都具有和温州模式相似的特点,因此有人主张将其扩大为“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形成过程中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年至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 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突出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 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2002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 2002年人均GDP达2000美元左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倍。在最近几年,浙江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一直遥遥领先。
(三)珠江模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及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很快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模式”,简称为“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使得广东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经过20多年的强劲发展,广东在全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从一个较为落后的边陲省份,一跃而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年均增长超过13%,在国内实为罕见,人均GDP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陆地面积只占全国1.85%的广东,贡献了占全国1/9的经济总量、1/7的财税收入、1/4的外资总额、1/3的对外贸易金额。
但珠江模式存在以下的一些问题和缺陷: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对偏大;产业层次较低、企业规模偏小、资源消耗较大;存在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隐忧。珠江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属于外资推动型,但随着该地区土地供应接近枯竭以及低工资优势的逐渐丧失,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使外资将产业和资金转向其它低工资、低地价的区域,从而使本地出现产业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隐忧。
(一)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制度创新
在苏南模式形成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为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在当时单纯依靠企业个体的力量难以解决的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制约,从而使其利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空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但在现时新的经济条件下,由于其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致命缺陷,已不再具有适用性,苏南模式面临改革和创新。政府应改变以前那种对企业的超强干预,从经济领域中逐步退出,着力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苏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在中国的国情下,政府对经济适度而合理的行政干预和管理有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并起着积极的作用。
(二)重视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公正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
温州模式的形成完全归功于个体私营企业及民间资本的推动。它的成功证明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温州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特点是一致的。温州模式下的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相比具有产权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分明、经营灵活、市场反应快、经济效率高等突出优点。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重视民间资本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公正平等地对待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珠江模式利用外资发展区域经济的方式在短期内能快速提升一个区域的经济实力,是一种易被复制和模仿学习的模式。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需要,也多热衷于模仿和采用这种模式。但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多给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这种做法,在外资企业为地区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压制了区域内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发展和成长的前景,有可能得不偿失。而且,产业利润的大部分往往被外资企业所拿走,区域从外资中得到的利润往往只占产业利润中的很小的一部分。随着区域土地、人力等成本的上升,外资未来的撤离和转移不可避免,区域经济可能因此受到极大损害。外资推动型的经济繁荣难以长久持续。因此,地方政府应摒弃对外资的盲目崇拜和依赖,合理利用外资,同时应大力鼓励和支持本地的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四)区域发展模式需要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创新
我国的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都是基本符合其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的,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有其适用的条件,需要在实践中根据政治、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变革和创新。苏南模式的成功与当时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及政府的大力推动息息相关,但在后来市场经济的变革中,政府及公有资本对经济的超强干预使得苏南模式丧失了原有的活力。温州模式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无为而治”使得温州地区的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展起来,证明了市场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适用性和巨大的积极作用,说明了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率,但其封闭式的家族经营方式影响企业的做大做强,需要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上进行更大的努力。珠江模式的成功来源于外资的投资和产业转移,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产业的选择、环境保护、招商政策等方面仍需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创新。
- ↑ 乔森、宋杰洁.《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成功模式的一些理论思考》[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