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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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法郎區由15個非洲國家組成，這15個國家獨立前多為法國殖民地，最初使用法國法郎為通用貨幣，1945年起開始使用與法國法郎保持固定平價的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為通用貨幣，簡稱非洲法郎或非郎。非郎在初期由法國政府負責發行，1955年發行權被移交給法屬西非殖民地和法屬赤道非洲殖民地地方政府。20世紀60年代初法屬西非殖民地和法屬赤道非洲殖民地國家獨立後，繼續使用非郎作為法定貨幣，其中原法屬西非殖民地國家組建成西非貨幣聯盟，聯盟成員國使用的非郎全稱為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由聯盟下屬的西非國家中央銀行負責發行；原法屬赤道非洲國家組建成中部非洲關稅和經濟聯盟，聯盟成員國使用的非郎全稱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由聯盟下屬的中非國家銀行負責發行。這兩種統稱非郎的貨幣除發行銀行不同外，其相互比價及與法國法郎的比價固定且可自由兌換，法國國庫對非郎的幣值和匯率提供擔保，擔保的條件是非洲法郎區國家將其外匯收入的65%存入法國國庫。經過幾十年的運作，非郎逐漸成為一種相對穩定、信譽度較高的貨幣，就連非洲法郎區以外的非洲國家人民也願意持有。很顯然，在經貿合作領域整體進展緩慢的非洲法郎區國家，在貨幣領域的合作走在了世界前列，儘管這種超前的合作是由於有了發達國家的介入和參與。

除非洲法郎區外，南部非洲的南非、賴索托、史瓦濟蘭和納米比亞4國事實上也形成了某種貨幣聯盟。這4個國家最早均使用南非的貨幣蘭特，後來萊、斯、納3國為顯示其經濟獨立性，均發行了各自的貨幣，但其幣值和匯率卻一直按照蘭特的幣值和匯率等值浮動，4國間的資金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動。

　　現行的西非經濟貨幣聯盟8國統一使用的西非法郎和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6國統一使用的中非法郎；這兩個區域均屬原非洲法郎區（15國）。

　　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是根據一系列經濟和金融協定建立的，法國曾通過這些協定對它的殖民地實施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法屬殖民地都把它們自己的貨幣以平價牢牢與法國法郎掛鉤。戰後，貨幣體制大為簡化，太平洋地區殖民地的貨幣合併為一種單一貨幣，稱為法屬太平洋殖民地法郎（CFP），其餘所有國家（絕大部分在非洲）的貨幣合併為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這兩種貨幣都能以固定的平價自由兌換成法國法郎。各參加國的中央銀行在法國財政部設立了“業務帳戶”，把它們的大部分外匯存入該帳戶。如有必要，可對此帳戶進行透支，這些規定保證了貨幣的可兌換性。這一體制允許資本在該法郎區流動，並通過制定共同的貿易和金融政策，鼓勵擴大國際貿易。這些原則至今仍通行於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區。

　　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區最引入註目的特點是40多年來與法國法郎的匯率一直沒有變動。戰後立即出現了一些早期的不穩定因素，那時的匯率被確定為0．5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兌換1法國法郎。1968年，法國實行了貨幣改革，發行了新法郎，規定每100舊法郎兌換1新法郎；而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的價值則保持不變，因此，匯率變成50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兌換1新法郎，並一直保持到1992年。

　　然而，在過去幾年中發生了一些重要的制度變化，反映了世界這個地區經歷的政治和經濟動蕩。首先，成員國的數量有所變化。在頭30年中，幾個國家——主要是與別國不相鄰的國家（如馬達加斯加和吉布地）脫離了該法郎區，建立了獨立的貨幣或採用法國法郎。然而到80年代，成員國數量有所回升，這是因為馬利在脫離 22年後於1984年重新加入，赤道幾內亞也在1985年成為該法郎區第一個與法國沒有殖民聯繫（甚至沒有密切的經濟聯繫）的成員國。自那以後，該區橫跨中、西非赤道地區的13個成員國形成了一個連成一片的集團。（第14個與法國法郎掛鉤的國家是葛摩，它自己有獨立的貨幣，以與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相同的比價與法國法郎固定在一起；此外，法屬波利尼西亞、新喀里多尼亞、瓦利斯群島和富圖納群島也使用法屬太平洋殖民地法郎，但與法國法郎的比價各不相同。）

　　第二個重要變化是這一體制越來越不依靠法國。各成員國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相繼取得獨立，重要的“非洲化”改革也於1974年完成。這些改革加強了各成員國對中央銀行的控制，同時保留了由法國任命的中央銀行總裁的參與權。作為對這些變化的反映，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的殖民地貨幣概念被廢止。今天，有兩種不相干的貨幣人們都稱之為CFA法郎，但其全稱已發生變化。西非的7個成員國——貝南、布吉納法索、象牙海岸、馬利、尼日、塞內加爾和多哥——使用的貨幣稱之為“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它們已成立了一個地區性組織——西非貨幣聯盟，並授權一個共同的中央銀行——西非國家中央銀行——指導貨幣政策。中非6 個成員國——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赤道幾內亞和加彭——使用的貨幣稱之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並建立了它們自己的中央銀行——中部非洲國家銀行。

　　隨著這些政治和制度的變化，經濟多樣化的程度日益增加。從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該法郎區與法國的國際貿易額占國際貿易總額的比例從近50％降到大約30％，但與其他歐洲國家的貿易填補了大部分空白。在上述20年裡，該地區出口中的食品和農業原料的份額，從75％降到不足50％，石油和其他礦產品填補了上述空白。9種不同的產品構成了13個國家的主要出口商品。有7個國家的礦產品是最大宗的出口商品，5個國家的農業原料（棉花和木材）是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80年代中期，只有兩個國家主要出口食品：象牙海岸出口可可，塞內加爾出口魚。由於經濟狀況不同，人均產值變得十分懸殊，生產棉花的查德，每年不足200美元，而石油豐富的加彭每年則超過3000美元。

　　在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有三項基本機制控制貨幣的增長。第一，業務帳戶透支要收取利息（按信貸平衡支付利息）。第二，業務帳戶平衡低於規定目標時，要求有關中央銀行採取限制信貸膨脹的政策。限制措施要著重提高與中央銀行進行票據再貼現的費用，並限制流入其他再貼現機構。強調再貼現既反映了國內金融市場的有限發育，也反映了銀行儲備必要條件的缺乏。為了實施限制信貸的規定，各中央銀行業務帳戶的盈餘從理論上講是在成員國之間分配的，餘額歸銀行自己。第三，中央銀行對各國公共部門的信貸，最高不得超過前一年財政收入的20％。這些規定雖未嚴格確定國內信貸總額增長的最高限額，但卻是一項有力的金融紀律措施。

　　自80年代中期開始，貨幣區內各國的經濟都嚴重和持續地惡化了，因此，人們在過去幾年中，更加細緻地研究了貨幣區協議的效能。由於受到貨幣即將貶值等謠言的影響，該區貨幣經常受到資本外逃等形式的投機性打擊。有關國家最近已對此作出反應，在1992年夏舉行的部長級和政府首腦級會議上，它們確定要加強而不是放棄這些協議。在這些會議上提出的值得註意的建議包括：建立政府間協調貨幣、財政和有關巨集觀經濟政策的理事會計劃，以及促進地區間實際（不僅僅是貨幣）一體化的計劃。如果該區域自身是根據經濟狀況而合理地組成的，那麼這些努力從長期來看會獲得成功。

　　分析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作用的一個方法，是看它是否符合成功的貨幣聯盟所通行的標準。這些標準包括下述因素：

　　（1）工資和價格的靈活程度；

　　（2）勞動力流動程度；

　　（3）各國間在來自外部干擾的影響方面是否相似；

　　（4）地區內的貿易額。所有這一切都具有積極的方面，但從經濟角度上看，沒有一條能說明貨幣區就是建立共同貨幣區域的必然方案。

　　實際上，整個世界經濟都限制降低物價和工資的靈活性。如果價格和工資高度靈活，那麼最合適的安排就是，通過固定匯率促進金融穩定和國際貿易的增長，而把所需的各種調整留給各自的市場。對法屬非洲殖民地法郎區國家的研究表明，有一些跡象顯示，在通貨膨脹時期，實際工資的靈活性在下降；而在通貨緊縮時期，又有未能降低名義工資的明顯例子——特別是在公共部門。此外，當80年代中期咖啡價格猛跌一半時，整個地區對咖啡種植者支付的價格仍保持不變。

　　在該法郎區的一些地方，國家間勞動力的流動十分重要。最近的一項研究估計，1975年，在象牙海岸的受雇人口中有25％是外國人，而勞動移民是與經濟狀況相聯繫的。這種形式的移民可以使一個國家的失業工人向勞動位置相對多的地區流動。如果沒有這種移民，變動匯率也可能是恢復勞動市場平衡的一個可選擇的辦法。然而，由於該地區人口中心之間相距遙遠，運輸工具有限，以及一些成員國採取限制政策等，因此，把勞動移民作為對經濟狀況變化靈活反應措施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沒有對某一國家造成衝擊可能是認為調整匯率必要性不大的另一種原因。不幸的是，在80年代，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正是受到嚴重衝擊的一個地區。這個時期的主要不利衝擊是貿易條件的急劇惡化，這些國家出口的很多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大幅度下跌。但各種商品下跌的程度大不相同。從1980年到1990年，棕擱油、可可豆和鈾下跌了50％或者更多；石油、魚粉、磷酸鹽岩、棉花和牛肉下跌了20％或不足20％，木材價格略有上升。如上所述，本地區各國的出口結構大不相同，因此，這種多樣化的價格動向在貿易變化方面帶來了相當大的差別。

　　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的區內貿易十分有限。相比之下，歐洲高度發展的區內貿易是歐洲貨幣聯盟倡導者引證的關鍵論點之一：使用共同貨幣會減少聯盟內進行交易的費用，貿易額越高，收益就越大。例如在1985—1987年間，法國國際貿易的57％是與歐共體其他成員國進行的。在同一時期，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只有7．5％的貿易是在該區內進行的。這一相當低的比例是由與限制勞動力流動相同的因素造成的。

　　對該法郎區作用的另一個看法是，作為貨幣本位區它是否有意義。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把國家集團使用的共同貨幣與外部的支撐貨幣牢牢地固定在一起，並與支撐國進行積極的合作。這種固定通過建立強有力的獨立的中央銀行，實施財政紀律和保持貨幣的可兌換性，帶來了潛在的好處；但因失去了匯率這種調整的手段，也付出了潛在的代價。但總起來看，這種做法給該體制帶來的好處更大一些。

　　該法郎區繼續存在的關鍵是它實行的金融紀律和對金融政策的信任所帶來的好處。在整個80年代，所有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國家的通貨膨脹率接近或低於法國的通貨膨脹率，這與非洲地區其他很多國家的高通貨膨脹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該法郎區消費物價未加權的平均膨脹率為4．2％（1980—1989年），法國為6．5％。更重要的是，這種物價穩定是在沒有付出長期經濟增長明顯代價的情況下取得的。這些國家的實際產出年平均增長率約2．5％，法國為2％，而其他非洲鄰國則不足2％。這種簡單的跨國比較並不表明更為靈活的匯率機制會使增長率降低，但它確實表明，該法郎區的成員國至少與他們的鄰國（這些國家都有更為靈活的匯率機制）幹得同樣出色。

　　判斷該法郎區硬通貨協定作用的另一個更為直接的方法是，檢查一下他們參與國際競爭的力度和穩定性。即使通貨膨脹率相對較低，成員國由於其他國家改變了匯率或受到貿易條件的衝擊，它可能已經失去了競爭力。在這方面，人們特別註意到少數幾個實際有效匯率升值的例子：從1985年至1988年，象牙海岸的貨幣升值36％；從1982年到1987年，喀麥隆也差不多升值36％。然而這種情況在整個時間內則傾向於向相反的方向發展，沒有系統性的升值趨勢。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5個國家的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發表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金融統計》上。從1980年到1990年，只有喀麥隆出現了凈升值（剛剛超過 10％）；多哥貶值20％多，加彭貶值10％，象牙海岸和中非共和國則貶值3—4％。

　　這些數據並不表明在國際競爭方面沒有問題。由於上面所說的貿易條件的惡化，實際匯率指數已經下降，在外貿方面，只維持在最初的水平上。所產生的巨大外貿赤字表明瞭嚴重的結構失衡。象80年代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大多數成員國的經常帳戶赤字越來越多，耗盡了國外凈資產，使它們再次要求重新安排外債的償還期。但是由於這些問題是由外來傷害引起的，而不是由金融上的失誤造成的，所以用匯率的靈活性或改變巨集觀經濟政策的其他措施來解決，其可能性必然是有限的。

　　要說明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為什麼會存在，需要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研究：要把它作為一個貨幣聯盟和一個貨幣本位區的聯合體來看待。該法郎區各國在經濟上各不相同，它們之間的貿易額也很小。然而，它們都和西歐有著強有力的貿易聯繫。因此，該法郎區已經變成大貨幣穩定地區的一部分，這個地區包括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各國、法國、歐共體其他國家和其餘歐洲國家，這些國家的貨幣都與歐共體貨幣單位或德國馬克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繫。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區各國的貿易有 70％是在這一廣大地區內進行的。面對過去的衝擊，這些國家為維持這一貨幣聯盟已經放棄了把匯率作為調整外貿的手段，在某種情況下，甚至不得不採取保護主義和其他扭曲價格的措施。然而，總的來說，它們取得了某種程度的貨幣穩定，這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是難以想象的。此外，它們保持甚至加強了與歐洲的貿易和金融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