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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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五國”(Fragile Five)

　　“脆弱五國”(Fragile Five)的概念在2013年首次出現，由摩根士丹利的經濟學家提出，這五個國際分別是南非、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大摩經濟學家認為這些國家過於依賴外國投資，借款成本極受美聯儲撤除QE影響，隨著外國投資者撤離，本幣受到巨大的貶值壓力。

　　據美國媒體統計，這五國的經常項目赤字不足2013年的一半，平均赤字與GDP之比已經從2013年的5%降至1.8%，財政赤字也在收窄。五國中有四國的貨幣匯率2017年累漲。

　　實際上，2016年摩根士丹利已經對“脆弱五國”概念做出調整，去年12月提出新“脆弱五國”的概念，其成員包括原 “脆弱五國”中的南非、土耳其和印尼，以及新增的墨西哥和哥倫比亞。

　　近來，“脆弱五國”受內外因素疊加影響，資本市場動蕩，並波及發達國家股市，呈現了類似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前兆。

　　一是群體性貨幣貶值。僅1月份，南非蘭特貶值5%，巴西雷亞爾貶值3%，土耳其裡拉下跌超過9%，印度盧比下滑3%，印尼盾下挫4%。“脆弱五國”面對資本迅速外流，匯率大幅下挫的壓力，或放任匯率波動，或多次提高利率，仍難以平抑市場恐慌，政策空間日益縮小。有分析預測，2014年脆弱五國貨幣可能進一步貶值15%左右。

　　二是短期資本外逃加劇。2008 年至2012 年間，約有7 萬億美元的廉價國際資本流入新興市 場。從去年中開始，短期資本開始加速撤出新興經濟體，僅2013年就撤出1萬億美元。“脆弱五國”的本幣債券投資者和對沖基金等機構投資者開始跟隨散戶加入拋售潮逃離，進一步助長“脆弱五國”金融資產下跌。1月份，新興市場股票、債券市場基金分別流出資金122億美元和46億美元。新興市場股市已累計下跌7.5%，為2009年最差開年表現。

　　三是經常賬戶和財政赤字高企。印尼、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增長迅速，如土耳其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7%，印度赤字超過GDP的5%。2013財年，印尼、土耳其的財政赤字比上年增長25.6%和56%。在外債方面，土耳其、印度外債已經超過GDP的20%。貨幣貶值和資本抽逃交織，國際收支更為惡化。

　　四是國內經濟轉向滯脹。“脆弱五國”通貨膨脹嚴重，印度、阿根廷1月份通脹率超過兩位數，土耳其和印尼的通脹率保持高位,分別為7.3%和8.2%。GDP增幅連創新低。2013年印度GDP增速4.5%，為10年來最低；印尼GDP增速5.78%，為4年最低；巴西、南非、土耳其經濟增速下滑。各國提高利率的努力雖可緩解資金外逃和通脹壓力，卻抑制經濟增長，經濟將更為脆弱。

　　此輪金融動蕩是外部環境收緊和國內政治經濟風險交織、內外疊加而成的。

　　第一，美國聯儲主席輪換和美國退出量化寬鬆。2月初，美聯儲新任主席耶倫上臺後表示，隨著經濟持續改善，美國將加快退出量化寬鬆。美國收緊貨幣政策對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產生重大影響。美國長期利率日趨上升，將大量國際資本如抽水機般吸回美國。

　　第二，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結束。中國等持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放緩，世界經濟複蘇乏力，美國到2018年可能實現能源獨立，導致大宗商品需求下降，主要資源出口國收入下降，世行預測，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將連續第二年下跌。

　　第三，新興市場預期增長放緩。過去兩年，由於周期性和結構性原因，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顯著放緩。印度、巴西等結構性改革滯後影響了潛在增長率，土耳其則陷入政局動蕩和社會騷亂。

　　第四，社會不滿情緒和大選年加劇了政治風險。過去十年，“脆弱五國”在快速發展時疏於改革，未能及時緩解收入分配失衡、腐敗猖獗和公共服務落後等社會問題。當前，新興中產階級對現狀更為不滿。“脆弱五國”將於今年進行領導人或議會選舉，政治經濟風險加大。

　　一是我國對“脆弱五國”雙邊貿易投資放緩。

　　2013年我國對“脆弱五國”進出口貿易占我國總額比重為7.5%；雙向投資比重為1.6%。我國對五國的出口增速都有所放緩，進口甚至出現下滑，其中，對印度出口只增長了1.6%，進口下滑了9.4%。我國對五國雙邊投資增幅縮小，印度對華投資下滑38.6%。

　　二是“脆弱五國”與我國合作意願可能下降。

　　西方唱衰“脆弱五國”論調擴大至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質詢。對我國經濟走向的擔憂影響了“脆弱五國”對華合作熱情。同時，各國對自身問題內顧傾向加重，政策協調等合作意願將讓位於各自利益訴求。

　　三是發達經濟體藉機破壞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成果。

　　發達經濟體增長前景樂觀，對“脆弱五國”借重的需要下降，在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問 題上立場可能回擺。我國應密切關註“脆弱五國”的金融風險，加強與相關國家的合作，冷靜扎實辦好自己國內的事情，儘可能將負面影響最小化。

　　第一，加強海外經貿風險預警。“脆弱五國”是我拓展雙邊經貿關係的重點國家，我在這些市場的對外投資和承包工程較為集中，引導海外中資企業防範所在國局部金融動蕩，避免和減少其對我對外貿易和投資的損失。著力防範外部金融衝擊，加大有關外部風險監控，監測資金流動，防止對國內樓市、匯市、股市造成大的衝擊。國開行、進出口行等中資金融機構及時調整海外信貸額度，規避經營風險。

　　第二，加大與有關國家的貿易投資合作。千方百計擴大對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出口，彌補“脆弱五國”外需下降的缺口。合理估計“脆弱五國”資產價格下行趨勢，鼓勵企業在合適時機出手購買資產，在發達國家缺位的情況下，實現逢低吸入。增加對南非、巴西等出口，擴大自土耳其、印尼等進口，實現雙邊貿易平衡發展。

　　第三，加快推進國內市場化改革。借發達國家向好、國際大環境平穩之際，加快落實各項結構性改革措施。狠抓備受關註的影子銀行、地方債務問題，對房價下跌情況進行壓力測試，摸清情況，及時化解風險。

　　第四，繼續推動國際經濟金融秩序變革。倡導全球巨集觀經濟政策的對話與協調，敲打相關大國負起全球巨集觀經濟穩定的責任，拋棄以鄰為壑的狹隘思維，反映新興經濟體的利益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