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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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五国”(Fragile Five)

　　“脆弱五国”(Fragile Five)的概念在2013年首次出现，由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提出，这五个国际分别是南非、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大摩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国家过于依赖外国投资，借款成本极受美联储撤除QE影响，随着外国投资者撤离，本币受到巨大的贬值压力。

　　据美国媒体统计，这五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足2013年的一半，平均赤字与GDP之比已经从2013年的5%降至1.8%，财政赤字也在收窄。五国中有四国的货币汇率2017年累涨。

　　实际上，2016年摩根士丹利已经对“脆弱五国”概念做出调整，去年12月提出新“脆弱五国”的概念，其成员包括原 “脆弱五国”中的南非、土耳其和印尼，以及新增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近来，“脆弱五国”受内外因素叠加影响，资本市场动荡，并波及发达国家股市，呈现了类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前兆。

　　一是群体性货币贬值。仅1月份，南非兰特贬值5%，巴西雷亚尔贬值3%，土耳其里拉下跌超过9%，印度卢比下滑3%，印尼盾下挫4%。“脆弱五国”面对资本迅速外流，汇率大幅下挫的压力，或放任汇率波动，或多次提高利率，仍难以平抑市场恐慌，政策空间日益缩小。有分析预测，2014年脆弱五国货币可能进一步贬值15%左右。

　　二是短期资本外逃加剧。2008 年至2012 年间，约有7 万亿美元的廉价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 场。从去年中开始，短期资本开始加速撤出新兴经济体，仅2013年就撤出1万亿美元。“脆弱五国”的本币债券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开始跟随散户加入抛售潮逃离，进一步助长“脆弱五国”金融资产下跌。1月份，新兴市场股票、债券市场基金分别流出资金122亿美元和46亿美元。新兴市场股市已累计下跌7.5%，为2009年最差开年表现。

　　三是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高企。印尼、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增长迅速，如土耳其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7%，印度赤字超过GDP的5%。2013财年，印尼、土耳其的财政赤字比上年增长25.6%和56%。在外债方面，土耳其、印度外债已经超过GDP的20%。货币贬值和资本抽逃交织，国际收支更为恶化。

　　四是国内经济转向滞胀。“脆弱五国”通货膨胀严重，印度、阿根廷1月份通胀率超过两位数，土耳其和印尼的通胀率保持高位,分别为7.3%和8.2%。GDP增幅连创新低。2013年印度GDP增速4.5%，为10年来最低；印尼GDP增速5.78%，为4年最低；巴西、南非、土耳其经济增速下滑。各国提高利率的努力虽可缓解资金外逃和通胀压力，却抑制经济增长，经济将更为脆弱。

　　此轮金融动荡是外部环境收紧和国内政治经济风险交织、内外叠加而成的。

　　第一，美国联储主席轮换和美国退出量化宽松。2月初，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上台后表示，随着经济持续改善，美国将加快退出量化宽松。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对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长期利率日趋上升，将大量国际资本如抽水机般吸回美国。

　　第二，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中国等持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到2018年可能实现能源独立，导致大宗商品需求下降，主要资源出口国收入下降，世行预测，2014年全球大宗商品将连续第二年下跌。

　　第三，新兴市场预期增长放缓。过去两年，由于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显著放缓。印度、巴西等结构性改革滞后影响了潜在增长率，土耳其则陷入政局动荡和社会骚乱。

　　第四，社会不满情绪和大选年加剧了政治风险。过去十年，“脆弱五国”在快速发展时疏于改革，未能及时缓解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猖獗和公共服务落后等社会问题。当前，新兴中产阶级对现状更为不满。“脆弱五国”将于今年进行领导人或议会选举，政治经济风险加大。

　　一是我国对“脆弱五国”双边贸易投资放缓。

　　2013年我国对“脆弱五国”进出口贸易占我国总额比重为7.5%；双向投资比重为1.6%。我国对五国的出口增速都有所放缓，进口甚至出现下滑，其中，对印度出口只增长了1.6%，进口下滑了9.4%。我国对五国双边投资增幅缩小，印度对华投资下滑38.6%。

　　二是“脆弱五国”与我国合作意愿可能下降。

　　西方唱衰“脆弱五国”论调扩大至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质询。对我国经济走向的担忧影响了“脆弱五国”对华合作热情。同时，各国对自身问题内顾倾向加重，政策协调等合作意愿将让位于各自利益诉求。

　　三是发达经济体借机破坏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成果。

　　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乐观，对“脆弱五国”借重的需要下降，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问 题上立场可能回摆。我国应密切关注“脆弱五国”的金融风险，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冷静扎实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尽可能将负面影响最小化。

　　第一，加强海外经贸风险预警。“脆弱五国”是我拓展双边经贸关系的重点国家，我在这些市场的对外投资和承包工程较为集中，引导海外中资企业防范所在国局部金融动荡，避免和减少其对我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损失。着力防范外部金融冲击，加大有关外部风险监控，监测资金流动，防止对国内楼市、汇市、股市造成大的冲击。国开行、进出口行等中资金融机构及时调整海外信贷额度，规避经营风险。

　　第二，加大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千方百计扩大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弥补“脆弱五国”外需下降的缺口。合理估计“脆弱五国”资产价格下行趋势，鼓励企业在合适时机出手购买资产，在发达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实现逢低吸入。增加对南非、巴西等出口，扩大自土耳其、印尼等进口，实现双边贸易平衡发展。

　　第三，加快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借发达国家向好、国际大环境平稳之际，加快落实各项结构性改革措施。狠抓备受关注的影子银行、地方债务问题，对房价下跌情况进行压力测试，摸清情况，及时化解风险。

　　第四，继续推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变革。倡导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对话与协调，敲打相关大国负起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责任，抛弃以邻为壑的狭隘思维，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