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納·桑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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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納·桑巴特,德國社會學家,思想家,經濟學家。桑巴特早年在柏林和羅馬學習法律、經濟學、歷史學和哲學。 1888年取得柏林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 1888年到1890年間,他在不萊梅商會做商務代表。 1890~1906他得到了布列斯勞大學經濟學特別教授的教職。在這裡,桑巴特開始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的研究,並取得了豐富的成果。 1906年,在完成《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書後不久,他離開了布列斯勞大學,來到柏林商業大學,併在那裡獲得教授職位。 1917年,54歲的桑巴特得到了柏林大學的教授職位,1931年他成為榮譽退休教授,結束了正式的學術生涯。他曾與M.韋伯參加創立德國社會學會的工作,併合辦了《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雜誌。
桑巴特早年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後受到韋伯和歷史主義的影響。他認為社會學是一門有明確內容和特殊方法的獨立學科,其任務在於提出有關精神領域的社會聯繫的理論。他反對人文科學中的價值取向,主張價值中立。他對社會學理論的主要貢獻集中在經濟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領域。他借用K.馬克思的觀點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社會結構,特別是階級結構和資本主義精神,並把資本主義發展大致劃分為早、中、晚3個階段。在探尋資本主義發生的原因時,他認為對資本主義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新教倫理來源於猶太教。他還考察了猶太人文化的諸多方面。在解釋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時,桑巴特常常搖擺於物質和精神因素之間。
桑巴特一生著述甚豐,思想多變。他一共撰寫了20多本著作,其中的部分作品已經成為經典,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出版。桑巴特還發表了眾多的學術論文和專題研究,是一位名符其實的高產思想家。
- 《資產階級》(1915年英文版譯名為《資本主義的精華》)、《無產階級》、《19世紀的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1896)
- 《現代資本主義》(1902)
- 《19世紀的國經濟》(1903)
- 《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1906)
- 《猶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1911)
- 《資本主義的精華》(1913)
- 《奢侈與資本主義》(1913)
- 《戰爭與資本主義》(1913)
- 《商人與雄》(1915)
桑巴特一生學術生涯中,其思想的發展經歷過一個明顯的轉折,體現了其思想的複雜性。在其學術生涯的前半段,桑巴特關心社會公正和改革,基本屬於持社會主義觀點的資本主義批評者。“他沉浸於馬克思”,在其《現代資本主義》中,聲稱他的工作是馬克思工作的繼續和對馬克思工作的完善。在其學術研究的後半段桑巴特背棄了馬克思主義併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瘋狂反對者。在這一時期,桑巴特試圖用德國唯心主義的解釋方式,阻遏馬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辯證法;反對馬克思用經濟決定論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強調資本主義的進化過程是文化的演進過程,是理性精神指導下的發展過程,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源;反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認識,認為資本主義在道德上已經消耗,其衰亡過程中並不會產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會秩序。最後,由於對工業社會的厭惡,桑巴特轉而與右翼反資本主義勢力結盟,並轉向法西斯主義——這成為桑巴特一生的污點。
桑巴特研究的一個主要內容是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桑巴特受到韋伯的啟示,“韋伯關於清教教義對資本主義體系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動我思考猶太教徒的重要性的原動力。”桑巴特同意韋伯關於宗教倫理對資本義精神從而對資本主義的產生具有重要影響的論點,但是,他不同意韋伯將資本主義的產生與新教倫理結合的觀點,提出資本義產生於猶太教的主張。在《資本主義的精華》中,桑巴特指出,“清教一直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對立物。……資本主義是某種世俗的東西,某種為地球的生命而存在的東西……資本主義將受到所有認為現世生活只是來世生活準備階段的人的憎惡和譴責。” 清教教義“與中產級的美德毫無關係”;“清教教義的鼓吹者完全反對所有發財致富的行為”。“清教教義極度譴責自由競爭。”“清教教義幾乎不鼓勵人們從事有長遠打算的具有冒險性的事業。”“在加爾文教控制的地區教會是明確敵視資本主義的。”桑巴特認為資本主義精神主要由下列因素培育而成:猶太教的理性主義觀點、猶太教的條文主義、猶太教宗教領袖的商業精神、允許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存在不同道德原則的訓誡等。在猶太教的影響下,遠在 16世紀就形成了資本主義精神。清教教義不是資本主義背後的道德力量,相反,資本主義是推動清教教義形成的力量。桑巴特不能忽視的是,清教是猶太教的發展形式,如果清教是資本主義的反對力量,猶太教何以成為資主義的推動力量。桑巴特的這一研究被韋伯斥為充滿“不實之辭”,該書籍是“一本關於該論題的最糟糕的書。”
桑巴特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另一研究在其《奢侈與資本主義》中。《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分為五章。附錄是菲利普·西格曼為該書英譯本作導言,對全面理解桑巴特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思具有重要作用。
包括三部分內容:一、宮廷;二、中產階級的財富;三、新貴族。桑巴特的新社會是一個封建制度衰落並從中產生出資產階級及其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社會。這一時代的特點是:“騎士等級的衰落、貴族的城市化、絕對統治的產生、藝術和科學的復興、社會風度的培養、巨額財富的積累等等”。
在第一部分《宮廷》中,桑巴特介紹了15、16世紀歐洲宮廷的生活方式及其特點。宮廷生活方的構成要素是相互聯繫的兩個方面:奢侈和女人。宮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在於其成為世俗生活的一個典範,成為世俗成功者實現其理想生活價值的示範。可以想見的是,隨著資產階級的產生,需要一個生活價值的實現渠道,需要一個提升社會地位,顯示社會身份的渠道,宮廷的生活價值標準可以成為一個選擇。女人,可能是失去生活意義的宮廷生活意義的替代;對資產階級而言,其意義的豐富性可能在於:財富和成功的炫耀、社會地位的提升、社會身份的認同。最終,是“節欲”的補償。那麼,女人自身呢?如果認同宮廷的從而新生的財富貴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及生活價值標準,其意義也許僅僅在於消費——奢侈消費。
第二部分《中產階級財富》。桑巴特介紹了13、14世紀之後一直到17世紀財富的資產階級積累:美洲和非洲的貴金屬、強制貿易、搶、奴隸貿易、戰爭、投機,介紹了這一期資產階級財富的龐大規模。桑巴特對財富積累的背景缺乏基本的分析,財富的原始積累似乎是一個如地震一樣突然降臨人間的過程。中世紀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的?為什麼在漫長的中世紀沒有產生資產階級的財富積累?如果韋伯關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關係的經典分析可以接受的話,是否是意識形態的轉變或傳統價值鏈條的斷裂引起新的價值追求產生?進一步,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技術的變化是一個必須的解釋。但是技術變化的密集產生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仍然需要一個意識形態的解釋。可惜,這些重要的問題被桑巴特忽略了。另外,桑巴特的時間觀念(實際上是基本思路)上可能存在混亂。如果是以16——18世紀作為分析的歷史背景,那麼,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都可以而且應該作為意識形態演變的背景。實際上,桑巴特是接受韋伯從意識形態演變解釋社會制度變遷的方法的,在其《資本主義的精華》中,就用類似韋伯在《新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意識定論的方法用猶太教的產生和傳播解釋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但是,在本書中,桑巴特基本上放棄了這一解釋路徑。
第三部分《新貴族》。1600——1800年間,新貴族的形成。方面,經濟上衰落的舊貴族需要保持其優越的生活;另一方面,世俗生活中取得財富成功的資產階級需要取得舊貴族在身份、地位上的認同。二者的結合產生了資產階級新貴族。“在整個早期資本主義時代,社會觀念一直認為富人的終極目標毫無疑問是最終為社會上層、紳士或貴族所接納。”舊貴族則“通過聯姻從社會下層獲得了使其色的紋章重放金光所必須的大量錢財。”資產階級新富人通過發揮金錢的威力而成為新貴族。但是,要真正成為新貴族,還必須接受貴族的生活方式。同時,貴族的生活價值標準得以維持,還在於通過聯姻,使貴族作為人身的存在得以延續。
這一章具有一定分析價值。貴族的或宮廷的生活價值觀念——資產階級的財富追求和財富積累——財富價值的實現:新貴族的形成。這可能存在的問題是,是貴族的即奢侈的生活價值標準催生資本主義還是奢侈產業本身的發展產生資本主義?從後面的分析看,桑巴特似乎傾向於後一個答案。但是,在舊貴族衰落之後,奢侈品市場由誰來維持?如果是資產階級的話,不可避免迴圈論證。而且,這與桑巴特主張資產階級的理性觀念是衝突的。採用前一個思路可以避免這一悖論,但這是韋伯的思路而不是桑巴特在本書中所主張的。這一點必須強調。桑巴特對這一問題的處理不是很明確。
包三部分內容:一、16、17以及18世紀的城市;二、城市的起源及內部結構;三、18世紀的城市理論。這一部分的核是介紹城市的起源。
桑巴特是從消費發展的角理解城市產生的。“資本主義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費型城市”,“城市的擴展基本上應歸因於消費向某個國家的城市中心的集中。” 在城市擴展過程中,奢侈性消費起著重要的支配作用。而“工業缺乏推動大城市發展的內在動力。”在這裡,桑巴特介紹城市的擴張仍然缺乏一個合理的背景因素。如果將消費從而奢侈消費放在一個人張揚的視角分析,那麼,文藝復興及啟蒙運動有著重要的意義。城市的擴張作為一個現代化的過程,不僅工業的興起有關,更與人性擴張中人們對生活多樣化的要求有關,這本來可以作為分析的一個起點,但這裡仍然需要一個意識形態的突變背景。以消費甚至以奢侈消費的集中作為城市產生的原因之一進行分析無可厚非。但是,在影響城市產生的諸多原因中,消費尤其是奢侈性消費應該只是一個影響因素,甚至不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在這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桑巴特斷然否認工業在城市產生中的作用,這是無法讓人接受。早期城市的消費性特征可以理,城市首先作為政治中心進而形成消費中心。在技術落後條件下,生產小規模進行,從而不能成為城市擴張的動力。但是,在桑巴特的觀念里,似乎只是奢侈品生產才維持著城市活力。
最謬誤的東西也許就在這裡:
1、城市本身事實上在擴張,即使在桑巴特生活時代,城市的擴張也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消費不能成為城市擴張的動力。在王權制度下,也許利用賦稅的轉移可以維持非生產性的城市,但城市擴張所需要的積累卻沒有來源。在桑巴特生活的時代,市場已經成為組織經濟生活的基礎,生產性產業在城市的發展是必然的,而且必然成為城市擴張的重要動力;
2、奢侈性產業能否成為維持城市力的源泉是值得懷疑的。從消費角度看,消費不能自我維持。從生產角度看,顯然,奢侈性產業所追求的精細化和精緻化成為其自我擴張的障礙。剋服這種障礙的力量也許是來自市場,但市場必然使生產性產業而不是非生產性行業得到更有效的擴張;
3、工業缺乏推動大城市發展的內在動力?如果說在一定的條件下,由於受市場有限性的約束,如技術水平影響市場半徑從而影響市場容量,奢侈品生產及消費相對必需品生產的集中具有更高的生存能力,而需品生產適合於分散的家庭生產的話,市場擴張在技術允許條件下的深化及規模經濟的作用,生產性產業的擴張才是城市擴張的真正動力。必須強調,消費僅僅是城市的功能之一。在資本主義之前,附屬於政治的城市消費功能可能居於重要地位,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城市的非費功能事實上在不斷擴張。桑巴特對城市功能多樣性的忽視顯然極大地影響了其分析的力量。這一分析不僅缺乏廣度,也嚴重缺乏深度。但這沒有對本書的整體分析產生致命的影響。
包括兩部分內容:一、非法愛情的勝利;二、高級妓女。
這部分內容首先介了中世紀以來愛情觀的變化,從合法的神聖的制度化的愛情到自由的享樂的肉欲的愛情。“‘肉體的解放’以羞怯的嘗試開始,緊接著是一個強烈的自然肉欲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一種自由純真的愛情生活達到了全面高潮。然後就是走向某種高雅,接著是放蕩墮落,最後是變異倒轉。這種必的迴圈似乎包含著人類命運中最深層的悲劇:所有的文化,於是自然的分離物,其自身就帶有瓦解、毀壞乃至滅亡的病菌。”與這一變化相適應的是商業性和專業性的妓女的形成。在這裡自由愛情供給階層形成了一個系列,從宮廷到街角,它反映了前述宮廷奢侈生活方式的滲透,也為世俗的不同程度的財富成功者提供了實現最終價值的不同渠道。自由愛情與奢侈消費的自然結合使商業女性成為時尚的先鋒在品行端莊的婦女與商業女性的競爭中,奢侈的生活方式得到推廣。“一切與時尚、奢侈、華麗、揮霍相關的怪念頭首先都是由情婦們在實踐中嘗試,使其在某些方面變得和平之後,它們才最終為受尊重的婦女接受。”
這一部分是桑巴特整個分析中最有原創性的內容。但是同前面的分析一樣,作為歷史學派傳人的桑巴特對歷史背景的把握仍然讓人不能滿意。愛情觀念變化的原因是什麼?一般觀念和習俗的變化可以從主流意識形態的演變中找到根源,而主流意識形態的演變可以從物質活動方式的變化找到原基於落後技術條件的合作生產為技術相對進步條件下的個體生產能力的提高所替代,可能成為個體自由追求的一個物質基礎。但是,個體生產最終還是為合作生產所替代。關鍵不在於生產的技術過程而在於生產的社會和制度過程,關鍵不在於生產的形式即生產的物質內容而在於生產的精神實質。自由愛情觀的產生可以看成是對人性張揚的回應。這種回應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僅僅是對人性禁錮的一種不自覺的反對。如果將性作為以無限突破有限的形式,其對理性的偏離會成為一種常態。但是,制度化的婚姻不僅僅是一種責任。當然,責任本身即使從個體來講也並非沒有意。——作為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形式,婚姻生活的非功利價值值得尊重和追求。即使撇開宗教賦予的倫理價值,文學賦予的美學價值,責任也可以成為生命的意義。制度化婚姻被自由愛情替代的程度取決於觀念習俗制度背景下人性——婚姻即愛情價值觀——的穩定性。個性張揚可以成為一個有煽動性的藉口,但僅僅是一個藉口。當然,個性是人類進步的動力,因而尊重個性及為個性實現提供條件是觀念習俗演變的重要功能。但個性不能成為藉口。另外,奢侈與自由愛情的結合是一個必然的結果。二者建立在突破限制的共同追求上。否認倫理的極限導致對物質的限制的突破。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問題,性以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自由愛情——奢侈——財富的積累,這一論點是有意義的,但桑巴特的分析缺乏綜合的廣度和專門的深度。
包括四部分內容:一、奢侈的定義和性質;二、宮廷;三、宮廷的模仿者:騎士和暴發戶;四、女人的利。這部分界定了奢侈及其性質的理論意義,概括了奢侈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演進路徑,分析了奢侈發展的經濟影響。
桑巴特首先定義了奢侈,“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開支的花。”進一步,桑巴特將奢侈與性聯繫起來分析了奢侈的起源。在桑巴特看來,奢侈起源純粹的感官快樂。“我們的性生活正是要求精製和增加感官刺激的手段的根源,這是因為感官的快樂和性快樂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推動任何類型奢侈發展的根本原因,幾乎都可在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起作用的性出動中找到。”所以在性要求自由表達的地方,奢侈現象突出,促進財富長,財富以貨幣的形式積累;而性要求受到壓抑的地方人們將財富儲藏起來,缺乏進取的動力。
關於奢侈的性質,桑巴特首先將其理解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奢侈是斬殺富人的劊子手。由於所有的快樂被推向極端,富人失去享受快樂的能力。“感官不感到滿足,它們已經遲鈍。我們不再遇到令人興奮的變化,而是面對怪誕的使人生厭的鋪張浪費;這就造成了時尚、衣著、風俗、舉止、言在沒有恰當原因的情況下持續不斷變化。富人很快就對新的快樂感到麻木。他們房中的陳設像舞臺設備一樣可以隨意改變;穿著成了真正的任務;吃飯則是為了炫耀。在我看來,奢侈對於他們就如同貧窮對於窮人樣,是一種苦惱。啊!為奢侈而犧牲任何事物,這太值了!巴黎那些富人的巨大災難就是瘋狂的消費,他們總是花得比預計的要多。奢侈以如此可怕的消費形式出現,以致沒有哪份財產不被其逐漸消耗掉。從沒有一個時代像我們現在這樣恣意揮霍!人們浪費自己的收入,揮霍盡財產;每個人都試圖讓人吃驚的鋪張排場,在鄰居中出人地。”奢侈具有歷史的相對性,從而具有時代的規定性。在這個意義上,對奢侈的有意義的探討,是在相對的意義上進行的。
關於奢侈消費的經濟效應問題,最早的系統性的文獻應該來自中國的《管子·侈糜》,在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社會財富積累在少數人手裡,面臨經濟蕭條,商業萎縮的條件下,富人的奢侈消費可以成為啟動經濟契機。在西方的經典文獻中,孟德維爾第一次系統探索了作為個人的“惡” 的奢侈消費的積極作用——刺激和擴張市場需求,維持經濟的持續和穩定增長。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理論”系統探索了奢侈消費的經濟意義,但他是將奢侈性消費作為資產階級的非理性行為來處理的。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為奢侈性消費進入巨集觀經濟學提供了一個便利的渠道至少,在其財政政策實施中,奢侈性消費可以成為擴張總需求的一個砝碼。如果不是從道德和倫理的角度判斷,很難否定奢侈消費的經濟意義。經濟學是不需要責任的,在效率和公平的對決中,經典理論似乎一直是效率的後盾。實上,奢侈以財富的積累為前提,正是財分配的不均衡造成了窮人,造成了窮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而拯救他們的是富人的奢侈性消費。但這既改變不了既有的財富分配格局,也改變不了富人和窮人的消費性質的差別。消費的性質決定於生產的性質,決定於生產資料的分配。對奢侈進行倫理性譴責只能滿足譴責者的道義快感,問題不會有任何改善。桑巴特思想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在這裡變得有點讓人無法捉摸。就本書研究而言,桑巴特將奢侈作為催生資本主義的一個積極素。但是,在桑巴特的意識深處,對資本主義生產和生活方式,對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的道德前景,是持懷疑甚至批判態度的,桑巴特甚至反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認識,認為資本主義在道德上已經消耗,其衰亡過程中並不會產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會秩序。對奢侈的道義譴責可能出自對資本主義道德前景的懷疑和批判。
“宮廷是一切社活力的源泉。”進一步的敘述中,桑巴特通過對廷生活方式的深入剖析,將奢侈與女人——女人消費和消費女人——結合起來。宮廷消費模式——奢侈性消費;奢侈性消費的實現形式——性和女人。可以將宮廷理解為世俗生活的最高境界,在那裡,權力、財富、地位、榮譽等達到了世俗追求的極至。似乎可以這樣認為,權力、財富、地位和榮譽的終極意義是虛幻的——有形的權力和財富更是如此——因此最終需要一個虛幻的出路,這就是性。如果將權力和財富追求極端化,必有一個不可超越的境地,於是生命意義有限性的桎梏出現,這會導致對一切的否定。虛幻的性可能是無限的,這為權力和財富追求提供了實現渠道。二十歲時取得巨大的學術成就給約翰·圖亞特·穆勒帶來的不是志得意滿而是對生命意義的懷疑,即使邊沁的功利主義也不能夠拯救他,最後解救他的是泰勒夫人。浮士德的經歷也是這樣。如果說對學術成就的追求也會面臨無法逾越的有限性,那麼世俗的功利追求的終極意義更是有限的。雖然性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可能是一條便利的出路。但是,差別還是存在的。尋找替代路徑的動力取決於實際追求的有限性的程度。這可以解釋宗教何以成為一個替代路徑,宗教何以成為哲學的終點。回到世俗。當女人成為男人實現無限性的工具時,——在這裡,作為個體的女人的有限性仍然是確定的,於是才會有托馬斯對女性身體無盡的追求,哪怕只是細微的差別(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奢侈是突破物質極限的嘗試。
宮廷生活方式對社會滲透是通過模仿,通過騎士和暴發戶藉助於女人消費和消費女人實現的。桑巴特看來,新興的資產階級貴族積累財富的動機來自對貴族奢侈生活方式的嚮往。當其通過財富積累具備奢侈消費物質基礎後,生命意義的實現就是奢侈消費本身。“除了純粹的物質快樂以外,別物所能”當然,物質主義仍然只是在有限的世界尋求無限的實現。有限的物質世界需要一個無限的虛幻的解脫通道。最終,奢侈生活方式的滲透奠定了商業女性的支配地位,通品行端莊女性與商業女性的競爭的推動,奢侈由一種宮廷的、貴族的生方式演變為一種兼容宮廷和民間,舊貴族和新貴族的生活方式。——女人終成為奢侈消費的主角——女人的勝利。女人的勝利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當奢侈生活方式演進到這一境界,女人就掌握了奢侈生活方式的進一步的演進趨勢。家庭化、客觀化、官能化、精緻化和日常化,這不僅成為奢侈身的實現,而且成為女人本身的實現。“真的,我親愛的女士,你是真正的奢侈品。”在這個意義上,商業女性和品行端莊的女性,自由愛情和制化婚姻實現了兼容。奢侈於是成為一種有經濟意義的生活方式,侈品產業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奠定了物質基礎。
包括以下內容:一、對這一問題正確錯誤的表述;二、奢侈與貿易;三、奢侈與農業;四、奢侈與工業。
關於奢侈的經濟功能,大多研究者認為奢侈有助於創造新市場。如孟德斯鳩說“富人不揮霍,窮人將餓死。”孟德維爾則認為,奢侈是邪惡和墮落的,但其對工業的刺激可造福於集體。對馬克思的觀點——市場的擴展特別是16世紀殖民地的開拓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桑巴特持反對意見。桑巴特馬克思的認識理解為決定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是產品銷售對象由國內市場發展為國際市場。因此桑巴特自得地揚言,為一定範圍的消費者生產還是為遙遠的市場生產不能成為手工業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區分的標誌。顯然這隻是對馬克思思想的刻意的歪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前提條件是貨幣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的積累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分離,馬克思所說的殖民地開拓對推動資本主義生的作用在於資本的原始積累。
桑巴特認為,在資本主義形成初期,奢侈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奢侈創造市場。桑巴特的邏輯是這樣的,企業成功需要有最低限度的交換價值銷路(即銷售額),銷售額取決於商品周轉速度和每次周轉的交換價值,而周轉的交換價值又取決於單位交換價值和銷售量;單位商品交換價值決定於品的集成化和精細化程度,而只有奢侈品由於其較高的集成化和精細化程度而具備較高單位價值的特性。所以,只有奢侈品生產和交換才能擴大市場,才能為資本主義的產生奠定基礎。在中世紀及其以後幾個世紀,對普通商品的需求沒有什麼變化,因而資本主義的產生無足輕重;而奢侈品在資本主義起源中扮演了要的角色。
理解資本主義的起源,辨析奢侈對資本主義產生的意義和作用,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界定什麼是資本主義。在這個問題上,桑巴特似乎有雇佣勞動制度的觀念。在分析工業中的奢侈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產生的關係時,桑巴特認為最重要的是絲綢工業。絲綢工業是首先採取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的工業之一。而早在14世紀初的巴黎,絲綢工業中出現了雇主與雇工的關係。16世紀,出現了包工體制但是,對雇佣勞動制度的產生及其影響,桑巴特的認識是有嚴重局限的。雇佣勞動產生於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分離,這是資本主義產生的前提條件,桑巴特立場和方法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得到這樣的認識。桑巴特看到的似乎是生產規模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雇佣勞動制度為生產規模的擴大提供了條件,導致銷售額的提高。桑巴特似乎將銷售額的擴大作為資本主義產生的前提。如果從銷售額擴大會推動積累的形成和增加,有一意義。那麼,將銷售額擴大作為資本主義產生的前提實際上是顛倒了因果。況,銷售額的擴大在資本主義產生的過程中更主要是通過市場的擴大從而是通過產量的擴大及分工和專業化實現的。奢侈品生產確實具有增加單位價值的作用,但是,如果沒有市場的擴大,奢侈品生產本身不具有自我擴張的能力。作為一個分析的視角,從奢侈品生產出發研究其對資本主義產生的作用是有用的,但因此而否認其他因素的作用,暴露了桑巴特的狹隘和淺薄。在隨後的大量篇幅中,桑巴特不斷變換他對資本主義的理解,資本主義有時指大規模生產,有時指性的經營觀念,有時指經營中的競爭精神,一切證據,直接的和間接的,有力的和牽強的,都是為了證明,奢侈,是資本主義產生的源泉。但著桑巴特最終什麼也沒有能夠證明。
桑巴特的分析在邏輯實際上是簡單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愛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資本主義。”是,自始至終,桑巴特未能定何謂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組織形式的構成和本質。最終,他未能解釋他想要解釋的問題:奢侈消費與資本主義的因果關係。桑巴特的分析在邏輯結構上是存在問題的。全書可以分成為兩個部分,前四章和後一章。前四章的邏輯是:宮廷的生活方式及生活價值標準:奢侈及女人——舊貴族的衰落新貴族的興起及貴族奢侈生活方式的推:愛情的世俗化——奢侈的進一步演進及其在經濟生活中作用的強化:女人的勝利。前四的分析具有邏輯簡明結構清楚的特點。從內容上講,這部分是全文最有價值和創意的地方。尤其是其中從對原始性欲的分析引申出奢侈及其影響,顯示桑巴特研究的創新意識。從書名上看,第五章應該是全文的核心,但這部分基本上可以歸於失敗。材料的羅列甚於邏輯的推理,粗蠻的斷語多於理性的分析。首要的問題當然是桑巴特未能適當地界定資本主義,即使按照雷蒙·阿隆的說法,桑巴特的資本主義“是無限獲取財富的欲驅動的體系”,他也未能始終按照這一意義來理解資本主義。桑巴特最主要的問題也許在於其研究立場和思想主張的猶豫不定。從唯物主義的擁護者到唯心主義的實踐者,從經濟決定論者到意識決定論者,從馬克思主義的同者到反對者甚至到國家社會主義者和納粹主義者,從資本主義的懷疑者反對者到擁護者,桑巴特一生的學術研究立場一直游離於兩個極端之間。這種游離導致的不是折中性的綜合,而是不斷的若即若離,患得患失,不斷地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桑巴特的研究的意義也許僅僅在於:他提了問題——問題和問題研究中的題。
中國女性的生活方式,就在儒家這一教條支配下,一直處於很低水平,未能對資本主義發展做出應有貢。現在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婦女的解放,實際上就是對她們物質欲望的極大滿足。而解放了婦女,就等於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燦爛輝煌的前景。
與馬克斯·韋伯同時代的德國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寫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奢侈與資本主義》。根據他的研究,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動力,在於當時歐洲宮廷和貴族階層崇尚奢靡的生活風,刺激了商業和技術的發展,或者正如他這本書最後章的標題所作的定論:資本主義——奢侈的產物。這一點正好和韋伯相反,反者認為強調勤奮工作,節儉生活的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主要動力。
桑巴特說,歐洲中世紀宗教禁欲主義的消退,導致了大量婚姻外的非法愛情的出現,到16世紀,勾婦女對男子來說已經成了一種勇敢的行為,不如此就會被同伴譏笑,“因此,年輕男子急切渴求英勇的冒險,這種冒險與其說是出於生理需要,不如說是為了展現性能力”。社會上如此,貴族宮廷自然也未“免俗”。王公不再為有私生子難堪,反而認為是值得炫耀的事。
生活風氣的放蕩,使妓女賣淫業迅速繁盛起來。彼特拉克驚呼,妓女的洪水,襲擊了阿維尼翁。1500年前後,羅馬人口不過10萬,而妓女竟然有6800。到18世紀末,倫敦和巴黎的妓女分別有5萬和3萬。而高級妓女服務的對象就是宮廷顯貴在18世紀,每四個宮廷顯貴中就有三個與妻子分居而與情婦共同生活。
王公貴族為了討得情人的歡心,自然要大把大把花錢。以法王路易十四為例,他對路易絲·德·拉瓦利埃的,推動他在凡爾賽建造新宮。隨後他為了滿足情婦的奇想,修建了造價高達200萬法郎的克拉尼城堡。這種事後來還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覆。對易十四來說,每一次新的愛情就是開始一次新的超越過去的縱情消費的信號。在與德楓丹熱小姐的愛情中,這種消費達到了頂點,錢像水一樣從她手指尖流走,“她一個月就花了十萬居埃,而且還對別人說她奢侈表示驚訝”。18世紀的法國宮廷完全為國王的情婦控制,而且宮廷生活事無巨細均由她們掌管,“宮廷社會培育了所有美好社會的風俗習”,即當時人們所說的“巴黎模仿宮廷”。宮廷社會又是由公認的君主寵姬塑造的,這樣一來,她們給社會各階層都打上了自己的記號。
桑巴特的邏輯可以這樣來表述:資本主義是奢侈的產物,而奢侈是貴族男討好女子、滿足其享樂欲望的結果。實際我們可以把這個結論再明確地推進一步:資本主義是女人欲望的產物。
或者乾脆反過來說,女人的欲望創造了資本主義。事實上,桑巴特已經註意到這個問題,只不過沒有直接說出這個結論罷了。他充分論述了女人通過對居所的風格和內部結構、傢具、歌劇院和劇院、時髦人物光顧的餐館和商店,以及豪華旅館發揮影響,所產生的作用。又說,如果沒有在女人的影響下普遍發展的精加工和口味官能化,烹飪技藝絕可能大幅度提高。他還有這樣的說法:“由於女人在資本主義早期所發揮的支配作用,糖迅速成為受人喜愛的食品;正是由於更廣泛地使用糖,像可可、咖啡、茶茶這樣一些刺激物才被全歐洲迅速地接受。這種商品的貿易,海外殖民地對可可、咖啡和糖的生產,以及歐洲對可可的加工和對糖的提純,這些都是影響資本主義發展的十分明顯的因素。”
女權主義者立即會說這是胡八道,男人難道沒有欲望,他們的對享樂生活的追逐難道樣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但我們只要略微觀察歷史和現實,就會發現,男人的欲望更多是社會性的精神性的,比如對名聲、地位、榮譽、戰功、科學藝術等領域的成就的渴望,他們在物質領域的欲望較為簡單,比如煙酒之類。我們只要看看商店裡的東西很清楚:十種商品中至少有九種是專門給女人生產的。
男人很大的一個欲望對象是女性。如前面引述桑巴特觀點,男人的物質欲望中,其實有一大半是為了滿女人的欲望而產生的。簡單說,就生理本能而言,男人需要女人,要遠遠超過女人需要男人,否則這個世界上的強姦犯就主要不是男人而應該是女人了。女人更多需要的似乎是物質享受而是別的。因此男人要贏得女人的芳心,僅憑強壯的身體,高尚的社會地位,或淵博的知識,優雅的談吐,是遠遠不夠的,男人必須要有金錢,或者權力,因為權力可以很容易地變成金錢。我們縱觀中外歷史,藝術家再有天才,如果窮困,不要說贏得美人歡心,就是一般意義上討個老婆都不易得,比如梵高。學者即使學問再大,也與美女無關,比如蘇格拉底、康德、黑格爾、斯賓諾莎、尼采之流。身體強健的體育家如果不掙得大把金錢,最多不過被貴婦人包養,當幾天二爺面首罷了,永遠上不了臺面。像畢加索那樣風流了一輩子的藝術家,主要原因是他發了財,他要沒錢,再有才也沒用。哲學家羅素是個老風流,但要不是他貴族家庭的雄厚財力,他的聰明幽默未必就能 “麻倒”少女
如果女人的奢侈僅僅局限於宮廷的範圍而不能成為全社會的風尚,那也不能成為資本主義的動力。少數宮廷貴婦再奢侈,也沒有全社會婦女奢侈的力量大。中國自古以來,宮廷女人也讓王公貴族耗費了無數金錢,比如紂王為妲己建造酒池肉林和摘星樓,比如周天子為褒姒搞烽火游戲,比如曹操為二喬建銅雀台,比如玄宗為楊貴妃建華清池……但中國宮廷不像歐州那樣開放,中國宮廷是封閉的,沒有透明度,與社會基本隔絕,所“侯門一入深如海”,因此宮廷的奢侈很難成為民社會效法追隨的榜樣。中國古代雖然也到處秦樓楚館,但中國妓女似乎不像歐洲那樣以奢侈為榮,她們更強調推崇才藝、格調、品味,宮廷里的奢侈即使由像宋徽宗那樣的風流皇帝帶給李師師,也不可能成為普通風氣。到了明末清初,被陳寅恪先生大力表彰的柳如是,就是以其才情人格而非奢侈享樂的生活被人們所推崇的。由此可以得出一附帶的結論:中國原先那麼發達,自身卻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實在是因為女性在奢侈方面受到了壓抑所致。設想一下,假如唐明皇和楊貴妃的風流韻事,他們的生活方式,能成為長安乃至其它大都會普通貴族和富家子弟的現實榜樣而加以效法,我敢斷定,唐代後期至到北宋晚期,中國就能建成資本主義,水平肯定在十九世紀初的歐洲之上。學術界對中國為何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這個世界性難題,作了近百年的探討,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結論。我看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註意中國女性消費的萎縮,她們的奢侈欲望和腳丫子同時被束縛壓抑扭曲了,這與資本主義的不發展有根本性關係。現在我們看到,中國女性的消費欲望是徹底被釋放出來了,而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就迅速發展起來。理論界雖然對此沒有認識,但商界人士看得很明白。至少有一打以上的老闆給我說過,做生意,其實就是掙女人的錢。要是女人不花錢,經濟非完蛋不可。
對女性與經濟的關係,其孔子早就看出來了。他的名言是,“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歷來對這句話的解釋都說孔子歧視女性。我認為孔子的意思其實就是說養女人要花很多錢,而頗感困難。江西師範大學的楊潤根先生在其新著《論語新解》中對“女子”有新解釋。他說,在先秦時代未婚女子就叫“子”,“女子”是指生了孩子的婦女。我把他的看法略加引申就:本來女人就費錢,生了孩子就更費錢因而就更難養了!當然孔子沒有這麼解釋。孩子的養育需要花費錢財,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孔子感慨的難養,重點肯定不是在兒童而是在女子本身。在我看來,女人生孩子後,她的消費欲望才能充分激發出來。
未婚少女一般都特別摳門,新婚少婦也比較摳門,可一旦生了孩子,那你就瞧吧,她會瘋。這與她花誰的錢沒有關係。她這時最大的問題,就是弄不清楚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她經常把自己的需要理解成孩子的需要,常常以為孩子買東西的藉口來滿足自己的消費欲望。兒童用品的花色品種遠遠超過實際需要,都是做母親者的非理性需求造成的。所以商家一定要把兒童用品作僅次於婦女用品的第二大類商品來開發經營。
養不起又不得不養,否則無人傳宗接代,這正是孔子感慨女子難養的根本原因。中國女性的生活方式,就在儒家這一教條配下,一直處於很低水平,未能對資本主義發展做出應有貢獻。現在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婦女的解放,實際上就是對她們物質欲望的極大滿足。而解放了婦女,就等於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無限廣闊、燦爛輝煌的前景。
村上龍說,正是日本的女白領塑造了日本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