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洞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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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洞理論(structural hole theory)

　　結構洞理論是人際網路理論大家庭中的新成員，它強調人際網路中存在的結構洞可以為處於該位置的組織和個人帶來信息和其他資源上的優勢。與其他理論相比，該理論強調從結構上分析、利用人際網路，思路更為清晰，更易於把握和實際操作。^[1]

　　1992年，博特在《結構洞：競爭的社會結構》一書中提出了“結構洞”理論(Structural Holes)，研究人際網路的結構形態，分析怎樣的網路結構能夠帶給網路行動主體更多的利益或回報。所謂“結構洞”就是指社會網路中的空隙，即社會網路中某個或某些個體和有些個體發生直接聯繫，但與其他個體不發直接聯繫，即無直接關係或關係間斷，從網路整體看好像網路結構中出現了洞穴。^[2]

　　如下圖，A、B兩者社會網路均表示由5人組成的社會網路，實線代表兩人之間有血接聯繫，存在較強的關係，虛線代表兩人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聯繫，但可以通過第三者間接聯繫，存在弱關係(A、B組的5人之間，共有8個聯繫，均形成5組強聯繫和3組弱聯繫)。^[2]

　　如果兩者之間缺少直接的聯繫，而必須通過第三者才能形成聯繫，那麼行動的第三者就在關係網路中占據了一個結構洞，顯然，結構洞是針對於第三者而言的。博特(Burt)認為，個人在網路的位置比關係的強弱更為重要，其在網路中的位置決定了個人的信息、資源與權力。因此，不管關係強弱，如果存在結構洞，那麼將沒有直接聯繫的兩個行動者聯繫起來的第三者擁有信息優勢和控制優勢，這樣能夠為自己提供更多的服務和回報(如上圖，A組中的a和B組中的b分別是其所在社會網路中占據最多結構洞的行動者)。因此，個人或組織要想在競爭中保持優勢，就必須建立廣泛的聯繫，同時占據更多的結構洞，掌握更多的信息。^[2]

　　伯特的結構洞理論被稱為極具創造性的理論，但是作為網路分析學派的一個分支，它仍然是在網路分析的框架內展開的，因此為了全面理解結構洞理論有必要對作為其理論基礎的網路分析法進行瞭解。

　　網路分析法有兩種不同的取向：第一種取向是以社會計量學的方法進行社會心理學的小群體研究，以林頓·弗里曼的研究為代表；第二種取向是以網路作為社會結構來看待社會網路對個人行為的影響，以格拉諾維特、林南等的研究為代表。不難看出，結構洞理論屬於第二種取向，因此這裡要著重瞭解第二種取向的網路分析法。

　　網路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米切爾·達弗爾姆將社會關係網路的概念界定為“某一群體中個人之間特定的聯繫，其整體結構可以稱之為該群體中個人的社會行為”。從這一概念即可以看出，網路分析法不僅僅強調網路本身，還強調網路中的個人，即結構洞理論中玩家。雖然同樣強調個人行為來源於結構而非內在驅動力，但是相對於較為僵硬的制度學派的觀點，網路分析學派認為個人在受到網路結構制約的同時有較靈活的選擇空間。

　　網路分析學派的理論眾多，其中對於結構洞理論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幾種：科爾曼(Coleman)的社會資本理論。科爾曼是伯特的博生導師，他的社會資本理論很自然地對伯特的理論產生了影響。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由構成社會結構的要素組成，主要存在於社會團體和社會關係網中，只有通過成員資格和網路聯繫才能獲得回報”，也就是說，社會資本並不為個人占有，個人必須通過關係網路獲取它，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侑特強調“競爭是一個關係問題，而非玩家自身之間的競爭”。

　　格蘭諾維特(Granovertter)的弱關係力量假設。格蘭諾維特認為，由於擁有強關係的個體之間的同質性較高，他們擁有的資源也十分接近，因此個體不容易從強關係中獲得自己稀缺的資源，而弱關係則恰恰相反，由於彼此之間的異質性較大，雙方更可能擁有彼此稀缺的資源，因此個體能從弱關係中獲得更多。但是這其中就存在一個問題，弱關係中的雙方由於某種客觀或者主觀的原因存在著隔閡(這也正是他們是弱關係的原因)，他們怎樣才能更加順暢地實現交換呢?而這正是結構洞理論所關註的地方，因此弱關係力量假設可以看作是結構洞理論的根基。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如果說弱關係力量假設是結構洞理論的根基，那麼強關係力量假設無時無刻不在動搖著這種根基，這也是結構洞理論受到的攻擊的一個重要來源。

　　懷特(white)的市場理論。懷特認為經濟學只是關註交換，沒有什麼市場理論，指出“市場是從社會網路發展而來的”“市場秩序是生產經營者網路內部相互交往產生的暗示、信任和規則的反映”。伯特利用結構洞理論對市場行為進行的分析正是從一個角度反映了這種市場觀。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網路分析法特別強調資源、市場、關係等實用且可操作的概念，有其適合用於經濟領域的研究，因此網路分析法成為了經濟社會學中的重要分析方法。

　　1.數據獲取

　　關於結構洞理論文獻的調查方法涵蓋了實驗室研究、文獻分析、訪談法和問卷調查法等。另外Barkey(1990)對法國和土耳其農民起義研究採用了歷史事件法，提出土耳其的蘇丹利用結構洞進行議價，激起起義土匪之間的競爭，而法國國王忽視了這一戰略，因此兩國起義對中央政權的衝擊存在差異。

　　網路數據的獲取主要通過姓名生成(namegenerator)和姓名解釋(name interpreter)兩個過程。姓名生成過程中，被調查者通常需要回答以下問題：經常與之討論業務問題、消磨業餘時光的共事者，彙報對象，最有潛力的下屬，在企業內對其幫助最大的聯繫人，最不想接觸的聯繫人，跳槽時首選的商議對象等。姓名解釋過程中，受訪者則需回答他們同每一位聯繫人的聯繫強度，用Liken 7點量表進行測量。

　　2.結構洞的測量

　　Burt在1992年提出了網路約束繫數(NetworkConstraint Index)。該繫數越高，結構洞越少，網路閉合性越高。該繫數需要首先計算自我與他人相連所受到的約束程度。

　　C_i是自我網路中的約束總和，當j是i的唯一聯繫人時，網路約束達到最大值1，當i和j之間沒有其他間接聯繫人時，網路約束達到最小值。獲取的網路數據通常使用UCINET(社會網分析軟體)進行計算。

　　3.研究層次

　　以結構洞為中心展開的分析涵蓋多個層次，包含了網路參與者個體、團隊、公司和產業等分析單位。

　　(1)個人層次

　　Burt等人以大型銀行組織的部門為研究對象，證明開放網路中的個人更可能獲得出色的評價；他還將1989年某大型電子製造商中的男性高級經理作為研究樣本，提出網路限制與晉升時間負相關。

　　Burt調查了1993年大型金融組織中的銀行家為研究對象，得出網路限制和分紅之間負相關的結論(Burt，1997)；他還研究了1997年間法國大型化學製藥公司中跨職能部門的高級經理的網路數據，認為同等條件下跨結構洞的經理會獲得更高的薪資(Burt，Hogarth&Michaud，2000)。Geletkanycz和Hambrick認為當高層經理掌握跨越企業以及產業邊界的關係時，企業更易獲良好績效(Geletkanycz&Hambrick，l997)。

　　(2)團隊層次

　　Rosenthal以使用全面質量管理(TQM)的製造型企業中的團隊為研究對象，證明那些網路跨越結構洞的個人所組成的團隊更容易被認可是成功的(Rosenthal，1996) ； Hansen等人提出當電腦新品研發團隊由那些具備跨團隊非冗餘聯繫人的成員構成時，任務完成速度更快(Hansen，Podolny and Pfeffer,2000)。

　　(3)組織層次

　　Ahuja提出當組織處於行業內合作企業網路中或聯盟上層且占據經紀人位置時會獲得更多的專利產出(Ahuja，1998)；Stuart和Podolny認為當半導體公司與自身技術領域之外的企業建立聯盟時，創新的可能性更高(Stuart&Podolny，1999)；McEvily和Zaheer證明當小型職介公司能接觸到更多非冗餘咨詢資源時，更容易獲取有競爭力的主意(McEvily&Zaheer,1999)。

　　4.占據結構洞企業的多重績效目標

　　結構洞是否會幫助企業實現所有績效目標成為部分學者關註的焦點。Shipilov和“ 拓展了占據結構洞企業的經營目標，認為企業在市場績效的基礎上還需實現地位累積。這兩種績效目標的實現相應需要兩種信息——商機和合作伙伴。他們以1992—2001年間的英國投行為研究對象，驗證了開放網路確實便於商機信息的獲取，但企業之間缺少信任，不利於資源共用，只能通過試錯來甄別和避免機會主義行為，從而限制了合作伙伴信息的獲得。最終得出結構洞有助於企業的地位累積但不利於集中精力去協作提高市場績效的結論。另外他們還提結構洞的兩個績效目標——地位累積和市場績效之間產生資源整合和暈輪效應，存在正向的互惠關係(Shipilov&Li，2008)Burt以美國大型電力公司里2001年負責供應鏈的經理為例，提出在社會結構中靠近結構洞的人們更容易有好主意。但好主意的產生不在於其源頭，而在於思想的交匯。他同時闡述了相對於群體之間的觀念和行為，群體內部更具同質性，所以占據結構洞位置的中介者將會更熟悉另一個群體的觀念和行為，從而將經濟行為變為社會資本，因此那些經常與其他團隊的經理探討供應鏈信息的經理們會獲得更高的報酬，更積極的工作評價，跟容易被升職(Burt，2007)。

　　5.結構洞對企業的權變價值

　　Podolny和Baron提出了結構洞的權變觀點，結構洞是否能生成社會資本要依賴於網路內容即參與者之間關係的性質。他們以高科技企業中的員工為研究樣本，提出在不同的關係類型中，結構洞的表現也不同。對於以職位為核心的資源網路來說，職業經常變動，結構洞理論的價值是成立的；但對於作為規範期望和身份認同渠道的關係網路來說，結構洞對職業流動和晉升具有負面影響(Podolny&Baron，1997)。

　　企業間網路的最優結構首先取決於其嵌入的環境。Burt等研究者近來關註了網路結構，提出產業特性、產業發展階段等環境因素是網路結構的權變因數(Burt，1997)。Ahuja以倡導科技合作的國際化學工業為樣本，驗證了合作的收益遠大於結構洞帶來的信息多樣性利益， 因此增加的結構洞對以專利數量量化的創新產生消極影響(Ahuja，2000a)。Ahuja還提出企業特征(技術和商業資本)和結構特征統統影響產業結盟的戰略選擇(Ahuja，2000b)。Hargadon和Sutton以美國最大的產品開發企業IDEO中的工程師和技術支持為研究對象，得出結論：同一行業的網路結構特征是競爭者之間的合作和資源共用；而跨行業網路中，獲取經紀人的地位才是當務之急(Hargadon& Sutton，1997)。Rowley等人以半導體行業和鋼鐵行業內的企業為研究對象，認為產業環境是結構洞對企業績效影響的權變因素， 因此半導體行業的不確定性提升了企業所跨越的結構洞和弱關係的價值，而強關係對於鋼鐵行業內的企業更為重要， 可見結構洞的影響隨產業環境而改變(Rowley，Behrens，andKrackhardt，2000)。Walker等人以生物技術創業公司為例，說明閉合網路中社會資本的形成和培育影響了網路的形成和產業的成長，從而驗證了結構洞理論更適用於市場交易的網路環境的觀點(Walker,Kogut，and Shan，1997)。

　　最優的網路結構還取決於企業的目標(Lawrence&Lorsch，1967)， 對某些行為目標有利的社會結構或許無利於其他目標(Podolny&Baron，1997)。因此並不存在一個普適的答案。Gargiulo和Benassi探討了社會資本的網路結構機制，利用總部在美國的電腦軟硬體跨國製造商義大利子公司的一個新設部門的數據，證明瞭閉合網路中的經理不能適應新任務的協作要求。可見結構洞有助於尋找先機卻不利於既有的合作和規範，而閉合網路不利於在既存組織之外維持合作，因此網路選擇過程中應該在網路閉合的合作“安全性”與富於結構洞網路的“彈性” 中取得平衡(Gargiulo&Benassi，2000)。

　　Burt以美國電子元件和電腦設備領域一家大型企業的男性高管為研究對象(Burt，1997)，認為同伴數量是決定作為社會資本的結構洞價值的權變變數，而同伴數量的權變效應主要是通過競爭和合法化實現。職級越高， 同伴越少，因此結構洞對績效的影響越明顯。另外，結構洞的社會資本效應對組織的邊緣角色更為重要。Burt綜合研究了美國電子工業中的供應鏈經理、大型美國金融組織中的高管和大型美國金融組織中的高級分析師，從而得出結論——網路富含結構洞時只有成功的可能而非成功的必然(Burt，2007)。

　　Burt以美國電子元件和電腦設備的最大製造商中的女性經理為研究對 ，提出結構洞的合法性問題。女性與近似背景的男性相比，會被更早提升至某個崗位但晉升的途徑明顯不同。對於女性來說，提前晉升同結構洞負相關；對於男性來說，提前晉升同結構洞正相關。由此可見對於女性和其他少數群體(新晉職業人等)來說，處於層級網路而非企業家網路，而只有通過從戰略伙伴哪裡借來的社會網路，才能享有社會資本帶來的收益(Burt，I998)。

　　肖知興等通過對中國四家科技型企業的數據研究發現，為占據第三者的地位而努力保持結構洞的存在，甚至阻撓其他兩者聯繫的行為，在強調合作文化的高承諾企業中，並不能促進企業和個人績效的發展。他提出優秀的企業應該在管理中鼓勵員工去努力填補“結構洞” ，使員工之間儘量保持相互聯繫、相互溝通的狀態，通過增進團隊合作的方式來促進企業和個人的績效的良性增長。其結論說明瞭“結構洞” 理論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中國以及高承諾企業中並不適用，證明Burt的結構洞理論不具有普適性，從而支持了Burt的老師Coleman對社會資本的定義(Xiao&Tsui，2007)。

　　另外， 組織變革(Gargiulo& Benassi，2000)、網路的時間維度(Soda，Usai&Zaheer，2004)也影響了結構洞社會資本效應的普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