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不幹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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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幹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積極不幹預政策，或稱積極不幹預主義是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於1980年提出的術語，用以概括香港政府當時“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積極不幹預政策建基於一個觀點，就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政府試圖規劃私營機構的資源分配，以及阻撓市場力量的運行，政府的行動最終都會徒勞無功，而且更會損害經濟增長，對於開放型經濟體系就更加如此.

　　19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不幹預構想，採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開始轉向積極不幹預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講中提到干預主義和調節機制。

　　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中，清楚地闡述了什麼是積極不幹預政策，他特別強調“積極”二字：

　　“但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幹預’的。也許我以往未曾清楚說明所謂‘積極’的涵義。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積極不幹預政策被一些學者視為香港奇跡（經濟發達）發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學者認為，積極不幹預政策使勞工法例保持寬鬆，是港英殖民地政府縱容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政策。 香港以前實行‘積極不幹預’政策之所以能夠成功，正是切合了當時客觀的經濟環境，也是英國政府在香港這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實現其最大經濟效益的最佳例證。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積極不幹預主義已經消亡（甚至認為過去三十年並沒有實施過嚴格的積極干預主義），稱香港現在的經濟政策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當中例子包括：

• 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計劃、興建地鐵。
• 1983年實施聯繫匯率，將港元與美元掛鉤。
• 1987年股災時聯交所停市4天。
•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預，動用近1200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分別出擊外匯、股票和期貨市場，打擊國際炒家。
• 董建華擔任特首時期，投資數位港和香港迪士尼樂園。
• 1999年9月，當時的政務司陳方安生曾經為投資數位港辯護，稱數位港是政府的例外處理，而積極不幹預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干預。
•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評過港英政府標榜的積極不幹預政策是騙人的，他認為抽稅、築路、興建公營房屋、工業邨等，均是干預，是任何政府都會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開、公正的政策改善營商環境。
• 2000年6月29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同樣稱當年八萬五房屋政策“不說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嘩然。
•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幹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 2006年10月6日，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幹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
• 2007年9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以平均價$155.4港元增持港交所股份，令其持股量增至5.88%，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港府增持港交所，顯示對港交所的支持，有助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