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號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目錄 |
票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金融機構。票號也被稱作票莊或匯兌莊，顧名思義，即匯兌銀票的處所。早期以承擔匯兌業務為主，而到清初許多票號又增加了存款服務，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有著類似近代銀行的功能。
票號是清代以經營匯兌業務為主的信用機構。亦稱票莊、匯號或匯兌莊。明末清初匯票作為匯兌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慶以後，由於埠際貿易擴展，匯兌業務發展迅速，專營匯兌的票號應時產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遙縣日升昌顏料莊改組為日升昌票莊是最早的一家。
其後，平遙、祁縣、太谷三縣商人繼起，將原來由商號兼營的匯兌業務划出或重新集資設立票號。形成山西人獨占的一大新興行業，通稱山西票號。外國人稱之為山西銀行。
產生的歷史條件：
第一，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國內市場擴展，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說：“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劉獻廷《廣陽雜記》捲四）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闢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兌換範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於是需要匯兌專業化。
第二，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條件。銀幣的廣泛使用，大致是從明英宗正統時（1436——1449）田賦折收金花銀開始，萬曆年間（1573——1620）實行一條鞭法，規定向政府交納的田賦、徭役、土貢、雜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併入地畝，折銀征收。這一稅制改革，是中國曆史上封建勞役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一大進步。但是後來由於社會危機的加深和貨幣使用普及受客觀條件的約束，一條鞭法並未能全部貫徹執行。清初，對賦役規定銀米兼收，後來除了部分清糧外，幾乎全部征收銀兩和錢。17世紀後，清朝的征收賦役和發放薪餉一律用銀。而且貨幣地租也有新發展。
第三，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由於商人異地採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雇佣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矛，於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
因此，山西商人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繫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兌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原因：
其一，晉商資本積累比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時，山西商人資本“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
其二，晉商經營活動的需要。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和資本周轉慢，墊支資本大，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向社會借貸。例如山西商人販運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廣茶，經水陸之途運銷至北京、歸化城、張家口、蒙古草原、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恰克圖和西北蘭州、新疆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路程數千里，資本用量大，周轉慢，需要大量貨款，為了適應營銷活動需要，山西商幫首先創辦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務，後來，在賬局的基礎上而形成票號。
其三，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晉商商號遍佈全國各地，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路。而各地商號的盈利，均須解回山西總號，統一結賬分紅，同時總號與分號之間，也要發生資金調撥。過去對此均採用由鏢行保鏢運現銀形式。但是由於乾嘉以來社會極不安寧，保鏢運現極不安全。為瞭解決運現銀問題，於是以匯兌形式出現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
山西票號具體產生的時間，學術界看法很不一致，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說。據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轉引《中國經濟全書》稱：“據說開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順冶年間李闖王造反，不利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為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鉅賈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類鈔》稱：“相傳明季李自成攜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
二、康熙朝說。李華教授認為：“山西票號在康熙年間早已產生，但在當時票號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會太多。”李華教授的根據有二：一是據何焯《何義門先生集》所載，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時，因生活窘迫，曾將“一應冬衣，俱當在對門當內，因皮錢尤重”，贖不回來，其家人就由原籍蘇州向北京天會號匯銀九十兩，使其“先贖皮襖”。又據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記》載：“時濟南票號適以銀款糾葛事，須時敏親自料理。”
三、乾嘉時期說。民國十二年出版的《晉商盛衰記》稱：票商經營，為山西極有名之商業，“創始放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李巨集齡《山西票商成敗記》稱：“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時代”。範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稱：“雷履泰、李正華於嘉慶二年創立日升昌票號”。
四、道光初年說。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的經理雷履泰，因為地方不靖，運現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賬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升昌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為後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兌。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顏料鋪改為日升昌票莊，專營匯兌。”
票號經營匯兌和存放款業務，最初以商號和個人為對象，以內陸商埠為重心，咸豐以來，又為清政府大量匯兌公款。
山西票號的營業內容和範圍，主要是經營匯兌和存放款業務。關於匯兌有以下六種情況：
一、同業對交，各憑各信，不立字據，匯水隨市面鬆緊，臨時酌定。
二、遲票。除以兌期另加匯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遞加。
三、兌條。手續於定匯之後，立一對條，齊中剪為二紙，匯款者持上半頁，承匯者將下半頁寄往所匯之地驗兌，交條付銀，即不找保立收據也可。
四、信匯。各憑各信，字型大小對字型大小，下付人堂名，須得保付給，匯水隨行市。
五、匯票。憑票給付，匯水隨行市。
六、電匯。如用明電，見電後討殷實承保用款，錯則退款，如系各家之密電，用款手續亦與明電同，電費皆由匯款者出。
關於存款，又分往來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種，前者系商家浮存，隨市面之疲快，臨時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較市面利率略小；後者則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戶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須立一借據。
關於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種。前者放放款時須立一字據，也有隨市面習慣辦理者。其日利隨市面而定，活期者較小；後者抵押貨物，須訂立合同，執其憑單，押品如系不動產，則須執其紅契，並立字據，由承保者墊還。
票號經營匯兌和存放款業務，最初以商號和個人為對象，以內陸商埠為重心，咸豐以 來，又為清政府大量匯兌公款。
一個原因是票號經營遇上危機。
這種危機是與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相聯繫的。19世紀70年代，由於外商壓價，絲茶發生危機，華商虧損倒閉，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帳數十萬，倒帳，意味虧損或虧空，一旦發生擠兌，就必然會因放款收不回來而倒閉。胡雪岩經營的“阜康”票號就是因為經營絲業受洋商欺騙而產生虧損，最後倒閉的。全國性的信用危機波及整個金融業。20世紀初，以經營豆油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虧歉外商銀行、戶部銀行、票號爐房500多萬兩，其中票號200萬兩。外商銀行、戶部銀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權，它們借出的款幾乎全部收回；票號是信用放款，雖同是債權團組成人員，然而收回連一半都不到。“東盛和”之後，又發生上海的橡皮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歉公私款項數百萬，又一次引起票號業的信用危機。清末前，票號倒帳損失之所以嚴重，就其經營方式說，致命的弱點，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沒有任何物資作保證，在經濟危機和政治動亂中，收不回貸款的風險是極大的。
許多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出現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一併拖垮。每次經濟危機一來，就有許多票號因擠兌而又無款支付而倒閉。
另一個原因是：清政府成立戶部銀行，票號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
清末前，雖有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四明等十幾家商業銀行的成立，對山西票號都構成了競爭威脅，但構成票號競爭主要對手的，則是官商合辦的戶部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省辦的銀錢行號。因為戶部銀行（後改大清銀行）具有代理國庫、收存官款的職能和雄厚的資本，所以能夠左右市場。過去由票號收存和承匯的官款業務，幾乎全部被戶部銀行包攬而去；由於戶部銀行在金融業中具有壟斷和控制的作用，它對票號的經營有強大的影響。在市場競爭中戶部銀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號亦不能不跟隨進行，這種做法直接威脅著票號的生存。
儘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號依然擁有相當大的勢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票號經營方式的落後性越來越突出，票號是經營存款、放款和匯兌的銀行業。作為銀行業，除自有資本外，它發展的規模，決定於存款開展狀況。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潤就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戶擠兌，因放款收不回來無法支付存款，那麼貸款愈多就倒閉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潤又大多歸於戶部銀行，票號所賺利潤日益減少。“船漏偏遇頂頭風”。
山西票號終於在辛亥革命的戰亂中遭到致命的打擊。辛亥革命中，許多商業都市，如漢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發生過戰爭。工商業和銀錢行號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失。北京是票號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O％。
因而，山西票號擱淺倒閉，就從北京分號開始。戰爭和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政治風波，使許多票號開始倒閉。在倒閉聲中，山西22家票號除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等四家票號，因資本實力雄厚，拿出大量現款，應付辛亥壬子擠兌風潮，信用未失，繼續營業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號，因無力應付擠兌風潮而相繼倒閉。大德通、大德恆、三晉源、大盛川四家票號又延續了二三十年，最終還是逃不掉倒閉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