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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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理性（The Village Of Rational）

　　村社理性是一個集體層次概念，它內生於鄉村內部，是村社作為一個共同體，在長期的生活生產實踐中，所形成的謀求村社整體權益最大化的屬性。新時代的村社理性是指：建立在村社集體所有權和農戶使用權兩權分離的經濟制度基礎上的、以農村一定範圍內的血緣和地緣關係為紐帶的、維繫村社內部社會秩序的群體理性。^[1]

　　村社理性是鄉土中國異於西方典型理論模式的一個核心機制。與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密切相關的村社理性，主要體現在單家獨戶之外.需集結眾家之力才能辦成的領域,如治安團防和水利灌溉。^[2]

　　法國人類學家郭德烈曾提出“經濟系統的理性”概念，認為“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會對整個社會系統形成一種結構性約束，使其以特定的最優方式進行安排”。由此可見，不僅個體有其理性，超越個體的群體、社會等也有其理性。在鄉村社會中，可以將這種村社層面的理性稱為“村社理性”。^[3]

　　1、降低交易成本

　　在村社與外部主體的交易行為中，這種理性能夠進行各種制度創新，來內部化負外部性，降低與外部主體的交易成本。改革初期蘇南鄉鎮企業發展模式是通過社隊內部自我剝奪，以勞動和管理協調替代資本投入，完成原始積累，是一種典型的村社理性。^[4]

　　後面又引入組織租概念，就是在村社內部合作行為中，組織等同於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具備“租”的效用。村社內部經過多次博弈，自由選擇，最終確定具有組織租的領域進行合作，也是村社理性的一種體現。^[2]

　　2、保護型經紀功效

　　在以村社理性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下，村社共同體利益能夠最大化地得以保持，免受資本與國家的過度攫取，發展利益也能在社區內最大化。^[5] 村社理性對巨集觀經濟的功效：當發生現代性的經濟危機後，村社理性具有使其“軟著陸”功效。^[6]

　　村社理性針對的首先是市場“外部性”造成的“市場失靈”這個經濟學的一般問題而提出的。村社理性還指的是村社文化共同體層面上的，即建立在村社集體所有權和農戶使用權兩權分離的經濟制度基礎上的、以農村一定範圍內的血緣和地緣關係為紐帶的、維繫村社內部社會秩序的群體理性。

　　村社理性主要表現在：社隊企業原始積累階段中的“內部化”機制；在農村勞動力流出階段的土地流轉中發揮有效作用；對現代經濟危機的“軟著陸”作用等等。具體如下：

　　（一）農村工業化原始積累階段中的“內部化處理外部性風險”機制

　　村社理性在社隊企業原始積累階段形成“內部化處理外部性風險”的機制，對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的經濟危機具有“軟著陸”載體作用。在小農村社制度不被以“親資本”為內涵的激進政策破壞的條件下，村社理性體現的是一種能夠“內部化處置外部性風險”的經濟機制，即以鄉土社會中的村社地緣關係為產權邊界，存在著農戶成員權在村社共同體的集合代理，據此而形成的是戶村兩級地權結構，這是“一種內部非排他性的、體現‘社區成員權’的農村產權”。

　　首先是“自我資本化”、快速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從而跨入產業結構調整歷史階段。其次是“內部化”消納資本原始積累中的諸多負外部性問題。主要是剋服工業化進程中村民、農戶之間收入分化和工農業發展的結構性不均衡問題。此外，還採取了註重工農從業收益的社區內部平衡，打造“綠色車間”，有效避免農業衰敗等措施。

　　（二）勞動力大幅流出的傳統農區的土地流轉，血地緣關係起主導作用

　　就普通的中西部的傳統農業地區而言，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基礎上的傳統小農村社經濟，由於其地理區位和資源條件的局限不利於農村工業化的發展進程，在發達地區工業要素市場價格對農村青年勞動力的強大拉力下，成為以老人、婦女為主的留守經濟，或者成為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

　　村社理性依然在因農村勞動力流出而導致的土地流轉現象中發揮有效作用。傳統村莊農戶間流轉土地的經濟現象，仍是血地緣關係主導的內部化的村社理性機制在發揮作用，它是一種“包括血緣和作為血緣映射之地緣的村落的價值認同與共同規範……建立在以血緣認同為核心的村社意義世界的基礎之上”的價值理性。

　　（三）在工業化產業擴張階段，村社理性對現代經濟危機的“軟著陸”作用

　　傳統小農村社還能成為一旦發生全球輸入型經濟危機時各種問題得以“軟著陸”的地方，尤其是成為進城失業農民仍然可以返回農村就業與生存的彈性空間。以2008-2009年中國正式進入全球化產業擴張之時的第一次危機發生時為例：之所以東南沿海企業倒閉時2100萬農民工失業而幾乎沒有發生嚴重問題，很大原因在於理性的政府以財政手段進行深度干涉，在大幅投資農村建設以解決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時，廣大農村地區還能夠成為“軟著陸”的“蓄水池”，其池底——農村土地財產關係中的成員權“共有制”還沒有被完全打破，“農民家庭大多數還有‘一畝三分地’作為無風險資產，而且300多萬個村社也還有機動地、村辦企業、多種經營等能夠內部化處理嚴重負外部性成本的迴旋餘地。”

　　在當今資本過剩狀態下，以“村社理性”為實踐原則的發展模式，還可以使村社共同體成為應對“資本下鄉”的保護機制，從而最大化地保持村莊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一）建立利益結合緊密的合作組織

　　通過加強農民經濟合作，增強凝聚力，振興鄉村，已成為共識。合作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可以減少農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避免風險，使鄉村的經濟主權掌握在農民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具有互助性質的合作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之間存在著交互效用。

　　首先，政府應當鼓勵農業生產中的灌溉，農民創業發展中的金融等一系列鄉村發展中命脈領域的合作，可以起到“有限的資源註入，激活鄉村無窮潛力”的效果；其次，應當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對農村自發出現的合作組織，只要有利於改善鄉村治理的，就堅持“引導”而“不領導”的原則；再次，有效的制度供給，消除不利於健康合作組織的制度性障礙，保障農民自組織的法律地位和各項權利，切實轉變鄉鎮政府管治思維，以全新的治理理念構建治理體系，在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等方面加強社會化服務和政策支持，健全內部激勵機制，完善合作社利益，落實共用教育。

　　（二）培育保護型精英

　　村社理性的變現能力取決於保護型的鄉村精英。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年輕一代的鄉村精英普遍流入城市。而受市場化的影響，現在留在鄉村的精英保護型經紀動力不足。因此工作思路需要從“引入鄉村精英”轉變為“從鄉村內部培養精英”的方式。本著“從農村中來，到農村中去”的原則，要調動鄉村的經濟能人、大學生、退伍軍人等鄉村人才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提供政策鼓勵，平臺搭建，資金支持，創造有利於鄉村保護型精英學習、成長、鍛煉的條件。發揮他們變現村社理性的作用。

　　如何使鄉村精英在鄉村振興中發揮保護型功能，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因此，首先要健全鄉村精英級進入治理中心機制，在黨委的領導下，群眾的監督下，使那些真正有意願，有能力振興鄉村的精英進入領導崗位；其次規範治理體系，增強透明度，建立能上能下機制，保證精英的執政不偏離廣大村民的利益；最後完善法治保障，對那些違背國家政策，侵犯農民利益的精英違法行為，嚴懲不貸。

　　（三）建設現代化的村社理性

　　振興鄉村的主體是村社共同體全部成員，成員整體的素質通過村社理性影響著鄉村振興。現代性改變了過去村社成長的環境，同傳統的鄉村社區相比，當下鄉村已不是封閉、固化的行動模式。在與鄉村外部的交流互動中，存在著儀式文化不在場、民風衰落、文化建設短視化問題。一些不適合的文化被盲目引進鄉村，而一些落後的傳統文化依然有一定的市場，這些都不利於村社理性的健康成長。

　　因此要通過現代化的人才培養模式，大力培育鄉村文化建設的主體，實行有策略分類型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構建文化課堂工程，要建立人才的雙向流動機制，既要鼓勵農民走出去打工，也要歡迎農民返鄉創業，同時還要吸引城市居民建設鄉村，將大量現代性先進要素引入鄉村。要提高鄉村社區開放性水平，保留傳統精華的基礎上，吸收一切有益的成分。要以是否有益於鄉村善治為標準，培育現代性的村社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