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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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經濟學是一門對未來經濟進行科學預測並加以研究的多學科交叉邊緣學科，是未來學與經濟學的有機結合，是研究未來的經濟學。

　　未來經濟學是從經濟的角度研究未來如何在運動，變化和發展的全過程中對經濟的影響程度，它是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混合而生的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門綜合性的邊緣學科。未來經濟學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要研究怎樣開發知識資源進行有效的預測未來經濟，探索未來經濟並使其儘快達到未來經濟的標準和目的。未來經濟學以未來經濟規律和未來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這門學科有它自己獨特的。區別於其它各科的研究對象和領域。未來經濟學的內涵是未來經濟規律和未來經濟問題，這是未來經濟學的主體。從內涵和主體上講，未來經濟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未來經濟學的外延涉及到諸多學科的諸多方面，這是未來經濟學的客體。從外延和客體上講，未來經濟學又是一門邊緣學科。

　　未來經濟學的作用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是為決策服務。主要是對決策的經濟的可能後果進行評沽, 以便提出早期警報, 防止在未來某個時候鑄成大錯 國外的經濟智囊機構,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地地道道的未來經濟研究機構。

　　二是可以鑒別未來經濟的危險和機會。企業、政府等部門的決策者須瞭解到剛冒頭的可能的危險和可能的機會 此外, 未來經濟學還可幫助估計某一變得危險經濟問題的可能發生情況井監督它, 以便在需要排除出現嚴重經濟困難時呆取行動 還可評價經濟可能的機會, 幫助評估可供經濟選擇的政策和行動及其對未來世界經濟影響。

　　三是為制訂規劃服務 社會經濟未來的預測, 是編製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的前提和第一步,一個規劃能否實現首先要看未來經濟學研究方向是否對頭。

　　四是為各種經濟發展協調服務。應用未來經濟學的觀點, 把各種經濟發展現象綜合起月+ 研究,能夠協調各種經濟發展 五是為提高當時經濟效呆服務 國外有入估計, 用於未來研究的投資和取得的經濟效果相比, 大體為1：50, 可見未來經濟的研究在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未來經濟學有著引入註目的過去, 也將有著更為引人註目的未來。

　　未來經濟學和研究重點在逐漸變化, 五十年代是社會科學經濟, 六十年代是自然科學經濟, 七十年到八十年代是科學革命的社會經濟後果 在未來經濟學中, 包括物質和物化的科學技術, 也包括精神和文明, 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科學技術對生產、經濟的促進作用, 是未來經濟學研究的一大重點未來經濟學是關係到每個人的, 每個人都應具備未來經濟學的基本知識。它必將進入每個人的生活, 成為每個人必不可少的科學素養。

　　關於“未來經濟學”的概念，汪先生說:“‘知識狀況’這個語詞是從後現代理論家利奧塔那裡借來的，從而它意味著在新經濟的理論與所謂‘後現代知識狀況’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聯繫的核心，便是我們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深切感受到的“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性”，這一特征既是對傳統社會分崩離析的‘後傳統’社會現實的刻畫，也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風險的刻畫。”可以說，汪先生關於“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性”這一社會生活特征的認同是有根據的。因為他從“勞動”的應用經濟學中，看到了“如何界定和度量單位勞動時間內包含的‘知識生產力’的價值”問題，看到了“教育的質量及投資回報率究竟怎樣確定”的問題，看到了“人力資本概念應當如何劃分為更細緻的類別從而可以把不同的知識勞動(例如制度型知識與技術型知識)區分開來”的問題，以及“怎樣定義和度量勞動生命周期的回報”的問題;他又從“資本”的應用經濟學中，看到了“怎樣界定和度量各種投資項目所包含的‘非物質’投入價值”的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經濟政策和技術政策方面的問題;他還從“土地”的應用經濟學中，看到了由於“環境和資源的耗竭”所造成的對“自然資源”概念本身回答的巨大困難，以及對“合理配置”理解上的巨大困難。顯而易見，這些問題和困難，站在正統經濟學立場上的確意味著“高度不確定性”。從而也就必然涉及到回答或陳述這些“新經濟”現象的知識，在知識的特征品格上將不同於迄今為止的經濟學知識，所以應當稱之謂“未來經濟學”。

　　問題在於汪先生含糊地將“未來經濟學”稱之謂“知識狀況的經濟學”。“知識狀況”本身就是個沒有明確斷言的詞語，即使我們運用註解說這裡的“知識狀況”指的是“未來知識的狀況”，那麼我們仍然要回答“未來知識的狀況”是什麼或是如何的問題。很遺憾，汪先生沒有給出這樣的回答。由於“不確定性”成為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對象，使得一些研究者的話語也不確定了，“後現代”也許是一個流行最廣一的不確定話語，從認識或思想交流的確切性要求出發，你無論如何都無法合適地運用這個詞語，因為你無法確切地陳述“當下”如何是“後現代”的。所以我們無法認同以“知識狀況的經濟學”來稱謂“未來經濟學”。

　　其實，汪先生從“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新特征出發思考“未來經濟學”的思路還是可取的，但還要進一步對經濟學前沿研究的新特征進行考察，並且從凱恩斯之後開始考察，因為凱恩斯的經濟學已經在理論性質和研究方法上有別於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關於消費和投資的理論，關於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在理論性質上是關於經濟現實“是如何”的理論，儘管你可以反駁說:經濟現實其實不一定是這樣或不是這樣。凱恩斯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個根本不同是，他在運用“假設一分析”方法時，是以一定的關於經濟活動者和經濟環境的假說為前提的。他提出的各種社會心理法則，其實是關於支配經濟活動者行動的假說，假說是關於現實情況的假定性猜測的產物，它是認識論性質的，據此才能得出關於現實“是如何”的推論，儘管你也可以反駁說:現實的經濟行動者其實不一定據此行動、或根本不據此行動。所以，J·羅賓遜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儘管其企圖通過恢復“價值分析”來實現從均衡觀向歷史觀的轉變，來完成對凱恩斯經濟學的“第二次凱恩斯式的革命”的做法，並未能獲得學術界的認同。

　　應當看到，作為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已經是一個混合物，這與他們以混合經濟為考察對象直接相關。儘管薩繆爾森和他的追隨者們儘力把各種關於“是如何”的知識歸化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模上去，但一些直接從經驗中產生的“定律”，諸如用以顯示貨幣工資增長率與失業率(後改為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關係的“菲利普斯曲線”，顯示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與失業率之間關係的“奧肯法則(足律)”，顯示稅率與總稅收變化關係的“拉弗曲線”等等，就絕不是能夠合理地歸化到新古典基模上去的。其中特別是影響巨大，卻與當代經濟學各派之間的爭執密切相關的菲利普斯曲線，隨著投入到對該曲線的研究的學者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越發表明該曲線在知識性質上與其它(理論)經濟學知識截然不同。

　　菲利普斯曲線在剛剛誕生時，它所表示的貨幣工資率與失業率之間的反向關係曾被T·庫普曼說成是“沒有理解的度量”。後經由R·G·李普西依據供求價格決定論，從單一勞動市場的供求體系中推導出菲利普斯曲線，第一次賦予菲利普斯曲線以(新古典)理論色彩。此後，薩繆爾森和索洛發掘了菲利斯曲線的可開拓性質(1960年)，“如果價格水平主要是在工資成本上加價形成的，那麼菲利普斯關係可以改寫成一個聯繫價格膨脹和失業的函數。”這就“彌補了凱恩斯框架的一個缺陷，亦即使得原先關於實際需求是如何產生的—依賴外生於模型的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的調整模型，轉變為將工資和價格水平的變化內生於模型之中的新模型。並將菲利普斯曲線作為一種政策工具推薦給政策制定者，裡斯將其稱為“在不同程度的失業和價格穩定性之間進行選擇的菜單。”亦即可以用較高的失業“購買”較低的通貨膨脹，或者，用較高的通貨膨脹“購買”較低的失業。這就把菲利普斯曲線吸收到凱恩斯理論體系中。上文己經提到，“滯脹”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所顯示的反向關係。現代貨幣主義的領頭羊弗里德曼指出，把勞動的供給看作是名義工資率的函數是一個分析謬誤，反向關係的出現僅僅是人們的短期“錯覺”形成的。他說“如果我們假定關於價格水平的預期變化緩慢，而名義工資幾乎不間隔地迅速變動，那麼，我們就能夠在短期內基本上回到菲利普斯原公式上去，只是均衡位置不再是保持不變的名義工資，而是與預期的幾個變化率以同一比率變動的名義__「資(在發展的經濟中，還有預期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而如果一定要用通貨膨脹率去替代失業率，那麼只有加速的通貨膨脹率，才能使失業率保持在“自然失業率”之下，這就是所謂“預期增廣的菲利普斯曲線”。這樣，菲利普斯曲線又被接納到現代貨幣主義理論中，然而這種接納也是極不穩定的，因為理性預期學派的盧卡斯批判表明瞭“政策無效性定理”，個人對政策手段反應方式的改變使得加速的通貨膨脹未必能減少失業率，使得“欺騙”未必有效，“錯覺”未必存在。而新微觀經濟學家利用所謂“小島比喻”建構性地導出菲利普斯曲線的情況註，反過來表明，談論菲利普斯曲線究竟算是哪一種知識本身也成了疑問。因為依據德維特的觀點，建構主義(Const川ctMsm)意味著:“獨立存在的客觀實在是我們的知識和語言所不能企及的。已知的世界部分地是由我們施加概念於其上來建立的。由於這些概念在各類人群之間都不相同(語言的、社會的、科學的等等)，因此，各類人群的世界也不相同。每一個世界僅只相對於所施加的概念而言才存在。”(1991，第235頁)當時間的流逝終於告訴經濟學家，與穩定的通貨膨脹相一致，可以有一個“最低可持續失業率”概念時，那已經是對“主觀的過去”的剖析產物了。這就是說，過去所談論的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或工資增長率)之間的種種關係，原本只是羅素所講的“沙上的河”那樣的“因果線”。

　　歷史已經強迫經濟學家們進行了“解構”思考。自1991年以來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現實，則又一次迫使經濟學家們在菲利普斯曲線問題上實現了迎達默爾式的“視界融合”:因為他們觀察到了所有各種形狀的菲利普斯曲線—它是一個主要存在於9一10年的中周期和大約50年的長周期中的順時針方向變動的不規則環線。儘管關於為什麼它是沿順時針方向轉動的這一疑問，仍被薩繆爾森確定為“現代巨集觀經濟學的一個主要課題。”’-對菲利普斯曲線的研究，或者關於菲利普斯曲線成長生涯的陳述可以告一個階段了。然而它是不是知識和理論呢?如果是，它又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知識和理論呢?自有哲學以來，關於什麼是知識和理論的回答或標準幾乎沒有中斷過，20世紀以來的科學哲學更是提出了種種精緻的回答或標準。

　　木文不能糾纏於有關各種知識標準的考察，但是不管怎麼說，它所揭示的某類關係能夠與一定的經濟周期相對應，並呈現為環狀的周而複始的變化歷程，就體現了它所刻畫的內容在經驗上有可重覆性，從而也就有一定的可檢驗性和普遍性，因為它可以表述為有前提的全稱命題。此外，環狀的內容和形態的變換並非是無序的，更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傳達了確定的信息，所以它是有意義的。我們應確認它是一種知識和理論。

　　然而，它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知識和理論呢?顯而易見，它不是新古典經濟學那種關於“正確的(或說理性的)經濟行動是什麼”的知識和理論，它斷言的是由無窮多個體實際的活動在某兩類領域之間的總結果的關係狀況，並且這個表現為類現象之間的關係是隨著特定的經濟階段而變化的。所以它也不是經驗自然科學性質的理論，它不同於自由落體定律或牛頓力學定律之類的自然科學定律，寧可說它是諸如在特定時空中，關於羽毛從某個塔頂如何落地的知識和理論，依據狄仁昆教授的說法，它屬於“現實偶然知識”的品格。一句話，它是我們人類社會在社會科學領域創造的一種全新的知識和理論。實際上，菲利普斯曲線不過是一個典型代表，經濟學前沿研究中的眾多新知識和新理論都己經或多或少地具有了類似的性質和品格，而且隨著研究的進展，這種性質和品格愈是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