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堅雅市場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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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教授是一位重要的學術人物。施堅雅的貢獻在於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於行政區域空間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場為基礎的區域研究的理論。他於1977年主編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自7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史研究由綜合性研究轉向地方性研究過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該著作中的中國集市體系理論和巨集觀區域理論可以說是80年代以來對中國經濟史研究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
施堅雅的模型的假定前提是:同緯度的平原,各種資源均勻分佈(第21頁),那就連相對貧瘠的土地和河灘溝邊之類土地都不存在,建立新居民點就更無必要了。
施堅雅以對中國市場體系的研究為基礎,結合德國學者瓦爾特·克裡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論,提出了中心邊緣理論。他將中國的地域分為中心地與地區系統兩個層面,提出以經濟職能作為中心地的基本職能。按照不同的中心地在經濟職能上的差異而劃分了不同的級別,以中心地的級別形成了相應的地區系統。在地區系統中施堅雅提出了核心-邊緣結構理論,在各個地區系統中地方政府所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責核心區域輕於邊緣區域(註:施堅雅:《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葉光庭等譯,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施堅雅認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於中心地,而地區系統則集中了非正式政治和亞文化群(註:施堅雅:《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葉光庭等譯,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施氏的貢獻在於將原屬地理學的空間概念引入歷史學的考察中,為歷史學開闢了廣闊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場體系理論與巨集觀區域理論結合上,存在著重要缺陷。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從實證的角度重新構建符合中國實際的一個市場體系。
任放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施堅雅模式包括集市體系理論和區域體系理論。中國學者在運用施堅雅模式研究中國近代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績,近代市場史、城市史、人口史的研究即為明證。誠然,施堅雅模式存在若幹缺陷。但有人對國內某些學者滿足於用具體的經驗和研究去“推翻”施堅雅的理論,並扣上“施堅雅不懂中國”的帽子的做法不以為然,指出“用事實去衡量一種理論框架,這本無可厚非;對一種理論做度長量短的批評也是旁觀者應有的反思,或可推動認識的發展。但問題恐怕並不在此,面對施堅雅,更應該反思的似乎是我們的知識和思維中究竟是什麼缺席了,為什麼會是這樣。”
西方學者可能不懂中國,更難以將中國國情窮形盡相。但是,施堅雅模式提醒我們,早應該對明清以來就有的認識框架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應該是多學科、多層面的,尤其是歷史學的反思必不可少,因為施堅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國人所稱的中國近代史。方法論的有效性需要用實證研究加以檢驗,但實證研究本身同樣存在各種局限和失誤,只有當實證研究達到科學實驗的階段,方法論層面的理論模式才能被推翻。歷史研究的實證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沒有也不可能達到科學實驗的水平。因此,就其準確性而言,各種實證性的歷史研究所得到的結論只能是相對的,而不可能是絕對的。從近代市場史、城市史、人口史角度對施堅雅模式提出的各種批評,只能證明施堅雅模式是一個有缺陷的分析模式,而不能將其推翻。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施堅雅模式仍是我們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鑒的有效資源。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國學者將對施堅雅模式不斷作出修正,並提出更科學的分析模式。
施堅雅對中國各歷史時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城市發展和地方市場結構所做的大量、細緻、別開生面的研究,使美國的中國史學者提高了在研究經濟社會史時的空間感,註意到了地理條件和空間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