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市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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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教授是一位重要的学术人物。施坚雅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他于1977年主编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该著作中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

　　施坚雅的模型的假定前提是：同纬度的平原，各种资源均匀分布（第21页），那就连相对贫瘠的土地和河滩沟边之类土地都不存在，建立新居民点就更无必要了。

　　施坚雅以对中国市场体系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德国学者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他将中国的地域分为中心地与地区系统两个层面，提出以经济职能作为中心地的基本职能。按照不同的中心地在经济职能上的差异而划分了不同的级别，以中心地的级别形成了相应的地区系统。在地区系统中施坚雅提出了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在各个地区系统中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责核心区域轻于边缘区域（注：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叶光庭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施坚雅认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于中心地，而地区系统则集中了非正式政治和亚文化群（注：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叶光庭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任放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中国学者在运用施坚雅模式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的研究即为明证。诚然，施坚雅模式存在若干缺陷。但有人对国内某些学者满足于用具体的经验和研究去“推翻”施坚雅的理论，并扣上“施坚雅不懂中国”的帽子的做法不以为然，指出“用事实去衡量一种理论框架，这本无可厚非；对一种理论做度长量短的批评也是旁观者应有的反思,或可推动认识的发展。但问题恐怕并不在此，面对施坚雅，更应该反思的似乎是我们的知识和思维中究竟是什么缺席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国国情穷形尽相。但是，施坚雅模式提醒我们，早应该对明清以来就有的认识框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多学科、多层面的，尤其是历史学的反思必不可少，因为施坚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国人所称的中国近代史。方法论的有效性需要用实证研究加以检验，但实证研究本身同样存在各种局限和失误，只有当实证研究达到科学实验的阶段，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模式才能被推翻。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科学实验的水平。因此，就其准确性而言，各种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从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角度对施坚雅模式提出的各种批评，只能证明施坚雅模式是一个有缺陷的分析模式，而不能将其推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施坚雅模式仍是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国学者将对施坚雅模式不断作出修正，并提出更科学的分析模式。

　　施坚雅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和地方市场结构所做的大量、细致、别开生面的研究，使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高了在研究经济社会史时的空间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