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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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

　　政治心理學是政治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同時也是一門交叉型學科。政治心理學主要借鑒比較成熟的心理學理論來研究各種社會政治現象，它尤其關註人的心理與社會政治現象的雙向互動過程。

　　政治心理學是興起於西方2O世紀2O年代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目前已在美、英、法、德等發達國家得到了廣泛的研究。政治心理學是研究政治過程和心理過程相互作用規律的科學? 。具體地說，這是一個雙向相互作用規律的探討。一方面，它研究心理活動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地位和表現形式，揭示政治活動中的心理規律，如個人的性格、興趣、價值觀、態度、知覺、情緒等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也研究政治活動對心理活動的影響規律，如政治系統、政治事件等對人的心理活動的影響。

　　政治心理學產生於2O世紀2O年代並非偶然，它有著深刻的理論和現實背景。19世紀末2O世紀初，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紛紛獨立，科學的技術和方法也取得了不斷的進步，這些為政治心理學的獨立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與此同時，西方社會中政治動亂的加劇，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毀滅性災難，現代極權主義及其暴行的發展，大眾傳媒的系統利用，等等，都使人們迫切需要獲得有關政治過程和心理過程相互關係的知識，以找到這些事件產生的原因和與之鬥爭的辦法。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的進展與當時社會的客觀需要相融合，促使一些學者對政治心理學有關問題進行了研究。

　　1908年英國政治學家Wallas出版了《政治中的人性》一書，在書中他對政治中的刺激與本能、理性的決定與選擇等問題進行了研究。Wallas的同代人—— 弗洛伊德，運用精神分析學說對社會、戰爭、領導、文化等領域的問題進行了探討。他們的研究對政治心理學的產生起到了奠基作用。

　　在美國，第一個把心理學和政治學聯繫在一起的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家Charles Merriam。1925年Merfiam呼籲科學的政治學應該把心理學吸納進來。Merriam 的學生，Hamid D．Lasswell響應了其老師的號召，進行了大量的教學和著述工作，這使其成為美國政治心理學的奠基人。

　　儘管Lasswell的研究幾乎涉及政治心理學家所關心的所有問題，但是他的註意力還是集中在探討心理過程對政治過程的影響上。他的著作，《精神病理學和政治》(1930)，《世界政治和個人的不安全感》(1935)，《權力和個性》(1948)等可以幫助我們利用獨特的心理觀點來理解政治現象。這個研究取嚮導致了政治心理學大量地研究了個體和社會的心理過程，諸如動機、衝突的感知、認知、學習、社會化、態度形成、群體動力以及個性和精神病理等對政治行為的重要影響。

　　美國政治心理學中強調心理過程是政治過程決定因素的觀點使得人們忽略了政治過程對心理過程影響的研究。

　　而歐洲的政治心理學，儘管受到美國政治心理學的影響，但卻很少一邊倒。在歐洲由於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影響，人們關註到了政治過程在心理過程和個性方面所發揮的作用。MaxHorkheimer在其1931年作為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的就職演說中指出，本研究機構的成員應該探討社會的經濟生活、個體的心理髮展及文化領域的轉變之間的交互作用。

　　這個研究所的很多成員，如Adorno，Marcuse，Fmmm，Habermas等等，都在整合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的觀點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Lasswell及其歐洲同仁開創性的工作後，5O、6O年代學者們對大量的政治心理現象進行了研究。5O年代的政治心理學重點探討了權威主義個性和政治態度的問題。例如，德國心理學家Adorno等人出版了《權威主義的個性》(1950)，論述了反猶太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心理基礎。英國心理學家Erikson出版了《童年與社會》(1950)，書中指出個體在其一生轉變時期所採取的觀念會對他的政治態度發生影響。

　　6O年代，學者們重點研究了個性心理對政治行為的影響。例如，Campbell出版了《美國選舉人》(1960)，著重探討了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的相互關係。麥克裡蘭的《成就與社會》說明瞭成就動機對一個國家的繁榮與興衰的影響。Barber在其《立法者)(1965)中研究了立法者的不同性格類型。

　　7O、8O年代政治心理學的發展進入了成熟時期。其標誌一是一些政治心理學專著問世，如Knutson(1973)，Elms(1976)，Batner—Barry(1985)，Stone(1988)等都出版了政治心理學專著，這些書籍對政治心理學的歷史及地位、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作了闡述，促進了政治心理學向科學化、系統化的方向邁進。標誌之二是在一些大學的政治學系實施了培養政治心理學研究方向碩士、博士的計劃。如耶魯大學、威斯康星大學、SUNY—Stony Brook大學、GUNY大學、uGLA大學等都培養政治心理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政治心理學是這些學生的必修課。標誌之三是1978年國際政治心理學學會在美國成立。學會的創始人有Lasswell、Knutson等。在1979年和1981年分別有兩個學會刊物創刊，《政治心理學》和《微觀政治學》，這兩本刊物在傳播、推廣、促進政治心理學的研究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政治心理學在國外已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那麼這些研究的具體狀況如何呢?

　　政治心理學是政治學和心理學相交叉的一個科學領域。它是研究政治過程和心理過程相互作用規律的科學。具體地說，這是一個雙向相互作用規律的探討。一方面，它研究心理活動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地位和表現形式，揭示政治活動中的心理規律；另一方面，它也研究政治活動對心理活動的影響規律。構建政治心理學的學科體系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1.綜合性原則

　　政治心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從學術上看，它融合了政治學、社會心理學、普通心理學等多種學科的理論，其理論體系具有綜合性。如果採取單一的心理學取向，必定會使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嚴重地脫離社會政治現實，使政治心理學因無力解決社會中的現實政治問題而陷入重重危機之中。而採取單一的政治學取向，又會使政治心理學單純趨向於巨集觀、靜態、規範的研究，缺乏對政治現象進行微觀的、可操作的和實證的研究。因此，從多學科角度研究政治心理學才能體現出此學科的本質，會使政治心理學的內容更加豐富，體系更加完備。

　　2.本土化原則

　　本土化原則要求我們在政治心理學理論體系的建設中，從中國的國情和現實發展階段出發思考問題。

　　政治心理學的構建，要及時吸收本土積累的思想材料和實踐經驗，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並充分地借鑒和學習國外有關研究的一切優秀成果，將其吸收、消化並以民族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心理學學科體系，從而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

　　3.系統性原則

　　系統性原則要求政治心理學要用系統的觀點和方法看待、研究各種政治心理現象及其相互作用的關係。

　　既要研究心理現象對政治活動的影響，如個體的人格、動機、認知等對政治過程的影響，揭示諸如政治人格、政治動機、政治認知等政治心理現象自身所包含的內容；也要探討政治過程對心理現象的影響，如政治傳播、政治改革、政治發展等對心理現象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提出和解決各種複雜的政治心理問題，合力效應才能體現。

　　4.發展性原則

　　隨著時代的發展，政治心理學必須不斷地更新、創造。在政治心理學的發展歷史上，新的理論和方法是層出不窮的，它們都適應了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決政治心理問題的需要。這樣，政治心理學才能經久不衰，永葆活力。同時，政治心理學也要有前瞻性，應該能夠指導政治生活，預測各種政治變化，反映人們一般的政治心理活動規律，從而幫助各類政治個體、政治群體根據實踐的需要控制政治心理現象，維護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價值主要體現在提出了新的評判社會的原則，由此修正和補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學理論。

　　1．政治心理學為政治學註入了新的評判社會的原則

　　傳統政治學認為，人們在從事政治活動時，或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或是基於正義。無論是基於前者還是後者，人們都認為是理性的，也就是說這樣的行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學要追問的是，除了利益或正義，人們的行為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人們的行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人們的政治行為有時是為了獲得心理的滿足，這樣的行為有時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慮，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來，西方許多學者大多運用社會契約論解釋國家的形成，這種契約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利益相互妥協的基礎之上的，國家的產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運用權力協調、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傳統的政治學在評判、分析社會時，註重權力、利益、權利等。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研究的重點儘管不是個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會時，也是以利益為基礎的，只是它所強調的是階級利益。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把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分別解釋成為兩個利益相互矛盾的階級之間的鬥爭。把社會主義解釋為無產階級成功奪取政權的結果，社會主義奉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共產主義社會則崇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無論是“按勞分配”，還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質的層面。

　　政治學不僅是一種利益政治，政治運作也要符合正義。美國的學者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提出了正義的兩條原則：第一條原則是自由平等的原則，它確定與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第二個正義原則適用於對社會和經濟利益方面問題的處理。公民的社會和經濟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這種不平等現象的存在要有兩個並存的條件：第一，這種不平等必須合乎每個人的利益，尤其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羅爾斯稱之為“差別原則”。第二，權利地位和領導性職務也必須是所有人都能進入的。羅爾斯稱之為“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正義原則的提出是對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們在追求利益時要符合正義。

　　與這兩種評判標準相聯繫的是學者們對人性是理性的堅定的信仰。西方的學者普遍認為人們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夠知道自己的行為選擇對自己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或者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為是否符合正義。正是基於這種判斷，西方國家實行普選權，相信人民根據自己的判斷能夠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義的國家領導人。

　　但是這兩種評判標準在解釋一些政治現象時，有時會遇到困難。譬如，德國的民眾為什麼會選舉希特勒這樣的戰爭狂人作為國家的領導人，希特勒給德國人民帶來的既不是現實的物質利益，也沒有實現社會的自由平等，從中也看不出德國民眾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組織，或者邪教團體，他們加入時既不是為了物質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財產捐獻給這些組織，這些組織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學者可能會說，這些人無知無識。受騙上當。但是經過分析會發現，這些組織的參加者有些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兩名恐怖分子出身於阿聯酋的富貴家庭，在德國接受高等教育。基地組織頭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國也接受過教育。他們為什麼會加入恐怖組織?針對這些問題，傳統的評判標準已經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學對此進行了修正和補充。研究政治心理學的許多學者認識到 在實際的政治運作過程中，起作用的不僅是利益和正義，也有人們的心理。

　　美國著名的政治心理學者拉斯韋爾(Lasswell)認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類型中，情感的紐帶是道德秩序最強有力的溶化劑，人的性格中所擁有的忠誠在政治規則的運作過程中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通過認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內投(Introjection)的方式，個體在成長的過程中把一些道德觀念溶人到自己的性格中，這些道德觀念的象徵物最終變得神聖不可侵犯。這種深入人們性格中的東西，既能夠為維持一個政權或政治團體提供堅實的心理基礎，同時政權或團體的領導人如果破壞、誹謗這些道德象徵物，就會導致人們心理的混亂，從而危及整個政權的存在。

　　至於人們為何會做出一些諸如選舉失誤、加入恐怖組織之類反常的舉動，拉斯韋爾認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們在判斷自己利益上並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 Judge)，他們通常所做的決定並不是基於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緩解自己內心的緊張。由於這種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導致民眾在參與政治過程中常常做出錯誤的決定。譬如，恐怖分子之所以在伊斯蘭教國家大有市場，與美國偏袒以色列，導致了伊斯蘭教信徒的不滿，激起了他們的宗教情感有關。德國納粹的上臺同樣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戰中，德國戰敗，被迫割讓土地、賠款，這對德國民眾的心理是極大的打擊，激起了他們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現正好迎合了德國民眾的這種情感需要。正是由於德國民眾選舉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國走向了專制，最終導致二戰的爆發。如果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判斷，在資本主義經濟來臨之時，無產階級會自然地拋棄資本主義，向左轉迎接社會主義，但事實卻是向右轉投入了納粹的懷抱。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民眾的心理無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況下，在心理衝動的作用下，人們的理性是無能的，人們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義去選擇自己的行為。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況下，因為心理的干擾，理性變得非常有限。因為理性選擇是建立在心理假設基礎之上，他們有時基於自己的喜好、或是出於傳統的偏見，對於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黨派、政治觀點帶有抵觸情緒。

　　譬如接觸一些電視信息時，人們一般會選擇他們喜歡的、與自己政治觀點相同的節目，而對其他信息則棄之不顧。盧皮亞(Lupia)把這種選民稱作不完整知識的選民。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儘管是理性的，但是這種理性是有限的。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比較了在政治科學中兩種人類理性的理論：源於當代認知心理學的程式有限理性和源於經濟學的綜合的、實質性理性。作者通過比較這兩種理性之後得出瞭如下結論：一般的判斷主要依靠輔助設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發揮作用，必須與正確的輔助設想相伴隨，否則在對政治現象做出有效判斷時是沒有能力的。簡言之，理性必須與心理相結合，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學提醒著我們，在解釋、評價一些政治行為時，既需要利益的評判機制、正義的原則，更需要註重人們的心理需求。可以說，能否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這是除利益、正義之外的評判政治學的第三項標準。心理的評判標準與其他兩項評判標準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前兩項評判標準有時是心理不滿的原因，對利益的追求，以及對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決定著人們行為的重要動機，人們的心理不滿的許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或者社會存在非正義現象。而前兩項評判標準要想真正能夠發揮作用，必須能夠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說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評判前兩項標準成功實踐的標誌。

　　2．政治心理學的出現能夠補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學理論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學的評判原則之中，能夠補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學理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決定上層建築。具體來說，舊有的制度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舊制度就會被拋棄，從而出現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而政治心理學則強調心理因素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

　　美國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會變革和社會革命不僅由與舊的社會組織形式相衝突的新的生產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會條件與不可變更的人類需要之間的衝突所引起。”在一個畸形的社會中，如果對人的性格壓抑過甚，最終就會導致人們去改變社會制度。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需要會發生相應的變化，而社會制度仍然處於僵化狀態，從而導致兩者矛盾的加劇。“隨著社會內部客觀矛盾和對立的增長，隨著分裂進程的加快，在社會的里比多結構中就會發生某些變化。

　　我們看到，維繫社會穩定的傳統紐帶消失了，傳統的感情態度發生了變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並因此而改變了它們的社會作用。它們不再服務於維護社會，而是用來發展新的社會結構。它們不再是‘粘合劑’，而成了炸葯包。”革命是諸多複雜的因素促成的，生產力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人們的心理的發展變化也是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有關這一點，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的論述。

　　群體心理學的始祖、法國的思想家勒龐(Le Bon)認為革命是不易發覺的內心發展變化的結果。他在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中，通過對分別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時期的兩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爾歌(Turgot)思想的比較，得出了以下結論：路易十四時期的人們主張君主集權制，並且認為政府的權力源於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時期的人們開始明確人民的權利。人們的信仰前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對革命的發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學不僅能夠彌補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論的不足之處，而且能夠進一步修正乙些政治理論，並重新為其從心理的層面提供論據。馬克思為我們描述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歷程，即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未來是共產主義社會。依據馬克思的理論，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無法解決的矛盾，而且各國為了在世界爭奪利益，轉嫁經濟危機，必然引起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機也似乎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於是許多社會主義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論社會主義的學者沒有正確地判斷出二戰時期無產階級在經濟危機來臨時向右轉，即使在判斷資本主義的走向上，也與事實有相當大的出入。

　　二戰之後的主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但沒有行將腐朽，反而在經過自我調整之後，迎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對於這種現象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蘇聯和中國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堅持認為資本主義一定會滅亡，儘管他們的經濟錶面是繁榮的，但內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衰落、滅亡。西方的一些資本主義思想家則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成功地解決了自身的經濟危機，因此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

　　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對此作了重新解釋。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儘管已經解決了發展中的經濟危機問題，但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經是一個完美的社會，也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赫伯特·馬爾庫塞(HebertMarcuse)認為當今的社會仍然是一個病態的社會，只是病徵與以往有著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主要源於物質的極度缺乏，由此導致階級關係的緊張；而現在的社會則是源於富裕，人們獲得了大量的經濟財富的同時，精神狀態卻沒有隨之好轉，仍然感到心理的壓抑，人性本身沒有充分地發揮。這就是現代社會的“病態”。馬爾庫塞說：“一個社會的基本制度和關係(它的結構)所具有的特點，使得它不能使用現有的物質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發揮出來，這時，這個社會就是有病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物質條件的極大提高，人的精神狀況並沒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頹廢的一些表現行為，如酗酒、吸毒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人們仍然感到孤獨、無力。總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與人性相矛盾的社會。

　　而要解決這種矛盾，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與人性發展相協調的社會，這種社會就是人道主義社會。弗洛姆說：“建立在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真正的人的社會理想。”所謂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強調社會的變遷必須以促進和加強人的成長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個人變得更加積極，而不是消極。人不再是機器的奴僕，而是一切技術都服務於人。“是人而不是技術必須成為價值最後的源泉，適宜人的發展而不是最大的產量必須成為一切計劃的標準。”社會主義工業的目標不是達到最高經濟的生產力，而是達到最高人的生產力。

　　生產和消費必須服務於人的需要。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能夠充分實現自我，此時的自由“不僅僅代表著擺脫，而且還代表著以積極、負責的態度參與所有關於公民事務的自由，代表盡最大可能的限度發揮個體潛在能力的自由”。人與人之間，每一個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絕不能成為實現他人目的的手段。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是如此，任何國家絕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強加給他國。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國家內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礎上，國家的集權活動降低到最小限度；國際上，則達到世界的大同，即人類的統一與全體人民的團結。

　　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這種論證不是簡單的論證，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種補充和發展。

　　一些學者儘管不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但是卻得出了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相同的結論。國際政治心理學學會第一屆主席，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羅伯特E．萊恩(Robert E．Lane)論證了自尊和政府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政府要做的是讓人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賦予人們生活幸福和滿足的條件，高自尊為人們的學習以及以後的成長提供了心理的基礎。自尊產生的權力對於一個政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反對羅爾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義原則，認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權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讓人們有工作的權利，只有人們擁有一份工作，才能擁有尊嚴。第二項基本的權利還是與工作有關，那就是人們有權利參與影響他們的工作的決策。

　　隨著政治心理學的引入，不斷修正著我們對理想社會的判定。中外對理想社會的設想中，不外兩點：一是物質的富足，人們過著吃喝不愁、衣食無憂的生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種族、民族、性別、職業、財產、地位等的差異，人們實現了一律平等。第一條符合利益的原則，第二條符合正義的原則。心理需求的原則引入政治學之後，要求未來的理想社會還必須是人人都能夠生活愉快、人的各項潛能都能夠得到發揮。

　　1.政治個體研究

　　政治個體研究主要探討政治環境對個體心理現象的影響以及個體的心理特性對政治環境的影響兩方面的問題。

　　例如，研究個體的政治知覺、政治社會化、政治態度的形成與轉變、政治疏離感、政治恐怖主義者的社會背景、個性和政治態度的關係、政治家和政治領袖的心理、大眾傳媒對個體政治心理的影響等等，這些問題的探討構成了國外政治心理學研究的最廣泛領域，它是政治心理學許多其它課題研究的基礎。

　　以政治家或政治領袖的研究為例，政治家或政治領袖是對政治過程起到特殊重要作用的人。國外的學者研究了政治家或政治領袖的個性特征、領導風格、決策行為、談判行為、領導魅力等。Jervis(1997)C21研究了錯誤知覺、小集體思想、自我意象和他人意象對談判技巧和暴力及戰爭的升級所起的作用。Farnham(1997)l 31、George(1998)[41、Greenstein(2000)_5 使用心理傳記的研究方法解釋了羅斯福、尼克鬆、柯林頓領導風格的差異。Jones&Hudson(1996)L6j、Pancer，Brown，＆Widdis Ba~r(1999) j研究的結果顯示對政治領袖個性特質的判斷既能影響個體對這些領袖的總體評價又能影響他們的選舉決策，個性特質的分析是研究政治領袖和選舉行為之間關係的核心內容。

　　此外，很多學者也研究了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是如何影響個體心理的問題。Sowell(1994)_8 J、Sainsbury(1996) 1研究了階級、種族、平等、福利狀態等在個性發展上的影響；Whelan，Hannan，&Greighton(1991)[10]、Gallie，Marsch，&Vogler(1994)ll“研究了失業、通貨膨脹、不斷發展的經濟對個體心理的影響；Eagle(1991)研究了政府和自尊的關係以及社會的政治、經濟如何影響社會幸福感和人的發展的問題。例如，Lane的研究顯示，政府或者政治組織很少能夠影響公民生活滿意度，人們一周中只花費很少的幾分鐘去從事政治活動，政治的平等對公民的自尊及幸福感不起決定作用，而工作、家庭生活、業餘活動、生活水平更可能是衡量人們幸福感及其價值的指標。Lane指出，“認為自己有價值的人也會認為他人有價值；低自尊造成了人們深切的不幸福感，高自尊為人們的生活幸福感提供了條件；並且高自尊成為學習的心理基礎，因此，也是成長的基礎。”所有的政府都應致力於發現促進自尊的條件並給予實施。通過系統的思考與研究，Lane提出了一系列規則以使政府促進個體的自尊，在這些規則中關鍵的一點就是要給個體以成就體驗。

　　Lane認為“首要的權利是工作的權利”，“第二個基本權利是參與決策以影響自己工作的權利。”與其他的許多學者相比，Lane不是很重視政治參與權利的重要性，而是更重視工作權利對自尊產生的影響。Lane(2000)ll 又討論了民主和幸福感之間的關係。Veenhoven曾在1993年分析了23個國家民主和幸福感關係的狀況，認為在這些國家中，是收入水平而不是民主才能增加主觀幸福感。Lane對Veenhoven(1993)的研究作了更進一步的探討，認為社會幸福感與工作滿意度和良好的家庭關係相關。為了促進社會的幸福感，政府可以多做些擺脫貧困(對幸福感有明顯作用的)的事情去促進社會的主觀幸福感，這比促進平等更有意義。同時也要在發達經濟條件下促進人們的工作滿意度和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像政府可以為一些有懷孕女工或休產假女工的單位發放津貼，以彌補生產率的降低，從而間接地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

　　2.政治群體研究

　　政治群體研究主要探討政治群體的心理活動規律問題．內容包括政治群體的凝聚力、政治群體間的相互作用、政治群體的決策行為、衝突或暴力行為．社會中發生的各種政治事件、政治運動的心理機制、民族的心理結構等。

　　例如．關於政治運動的研究，Haslam&Turner(1994)在發展了Taifel的“小型群體範式”理論的基礎上，應用了社會認同理論去理解政治運動和社會的構成問題。Glayton&Grosby(1992)l141研究了婦女運動；Reich(1990) 15l研究了恐怖主義群體；Robins&Post(1997)對宗教派別之間的衝突作了探討；這些研究主要是解釋了政治運動和群體衝突的心理機制問題．而Deut~h和Coleman(2000)_l71則研究瞭如何運用某些具體的社會心理理論來解決各種社會條件下的衝突問題。

　　關於政治群體的決策問題．Janis(1972，1982)對小集團思想作了詳細地分析。他進行了六個案例研究，用以說明小集團思想在決策過程中如何發揮消極作用的。案例包括：Nevill的王室小集團；1941年秋季Admiral Kimmel的海軍指揮官小集團；杜魯門總統的北韓戰爭顧問團；肯尼迪總統的古巴“豬灣”入侵問題顧問團；約翰遜總統的越南戰爭“星期四午宴群體”；尼克鬆的內閣小集體及其對水門事件的處理方式。失敗決策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群體中尋求一致的傾向。

　　Janis的研究表明維持群體一致和需要被群體接受對決策質量發揮了負面的作用。Janis的工作得到t’Hart(1990)、Purkitt(1992)、Hudson(1995)的深入研究，Janis的小集團思想得到了重新考證、修訂和評價。

　　關於群體衝突的研究，Monroe等人(1999)總結出可用一些社會心理學理論，諸如社會認同理論、心理動力理論、符號種族主義理論、現實群體衝突理論等等來解釋偏見、種族主義、民族暴力、滅絕種族的屠殺等問題。例如，心理動力理論把種族歧視和種族主義歸於無意識心理結構的作用，這種無意識的心理結構是早已存在於個體心目中的意象，它成為我們思想中的“陌生人”，這對民族衝突的產生髮揮了重要的作用。KinnvaH(2001) 181研究了印度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衝突的原因，印證了上述觀點；符號種族主義理論關註於態度研究以解釋偏見。Sears(1993)ll 9J認為，白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建立在早期習得的態度傾向上；現實(工具主義的)群體衝突理論認為，對內群體的認同和對外群體的偏見建立在群體成員對競爭感知的基礎上。

　　3.國際政治研究

　　國際政治的心理學研究主要關註政府、國家、同盟、國際組織等的結構和相互之間的作用機制。如研究威脅、戰爭威懾；友好互助、科學和文化交流、貿易等合作中的心理問題；外交談判中的心理問題、制定對外政策的心理依據、國際同盟破裂的心理條件等。

　　以對外政策分析為例，自從5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關係的心理學研究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一系列經驗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如Larson(1985)應用認知心理學的理論研究美國冷戰政策的來源；Jervis(1976，1997)系統地分析了在國際政治中信號和知覺的作用；Hermann(1977，1980)研究了制定對外政策的心理依據，等等。在Jevis(1976)的研究中，通過探討概念形成的根源揭示了在對外政策中感知到的意象和錯誤知覺的嚴重後果。在Jevis(1997)的研究中，探討了領袖是如何吸取前車之鑒並不斷地誇大它們在政策制定中作用的問題。Jevis和其他人的研究導致了學者們對知覺與意象相互作用機制的關註，並且提出了大量的有關意象形成的理論。Le Prestre(1997)使用了“國家角色理論”來解釋對外政策制定的心理依據。國家角色是被社會的大多數成員期待並共用的一系列有關國家的觀念和行為準則。制定對外政策的人要根據國家角色來做決策．這樣可以被人民接受 Le Prestre的工作引發了大量關於文化和對外政策關係的研究(Hudson，1997；Wilkening，1999)也使得人們探討了與此相關的政治社會化和政治學習問題(Duckitt，1992；Renshon&Duckitt，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