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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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ing,SWB)

　　主觀幸福感是衡量個人生活質量的重要綜合性心理指標。有幾個社會心理概念直接間接地涉及到了生活質量的有關方面, 這些概念包括自尊、抑鬱、控制源及疏離感。但按照重要性來說, 只有生活滿意感和快樂感對個人具有最基本的影響作用。在不同的領域里,人們所使用的術語不同幸福、高興、快樂、充實、自我實現感、成就感等等。這些術語含義有一定重疊, 但並不完全相同。對幸福感的研究也已涉及人們對幸福感的看法、人們對幸福的追求方式、影響人們獲得幸福感的因素等領域。對幸福的理解, 有多種看法, 歸納起來, 大致有以下三種。

　　1.以外界標準界定的幸福

　　這種標準認為幸福是建立在觀察者的價值體系和標準之上, 而不是被觀察者的自我判斷。如Coan認為, 擁有自己希望得到的東西就是快樂, 並不考慮主觀狀態。Aristotle將“ 價值”看作判斷標準, Ttarkiewica則將“ 成功”作為標準。因此, 許多人只要看到別人擁有了豐富的物質財富或者某方面取得了成功, 就說他是一個幸福的人。這樣, 一個人在不同的評價者眼中, 其幸福程度是不同的。實際上, 古代的哲學家就是以他們自己認定的標準來評價別人幸福的。如兩千多年前,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把幸福和智慧聯繫在一起,認為幸福是由智慧和知識決定的。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則認為幸福只不過是“ 善”的理念, 人們只有擺脫現實世界, 才能進人幸福的理念世界中去。我認為, 這種看法只註意了幸福的外在方面, 而忽略了幸福的內在體驗, 純粹將幸福作為一種觀念來認識, 具有一種片面性。

　　2.以內在情緒體驗界定的幸福

　　這種標準認為幸福等於各種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的簡單相加(Bvudburn,1969)。這種標準側重情緒體驗的成份。東方和西方許多哲學家普遍持有此看法。如古希臘哲學家希拉克利特認為“ 僅僅把肉體快樂看成是一種幸福是錯誤的” 。德漠克利特認為“ 給人幸福的不是身體上的好處, 也不是財富, 而是正直和謹慎。”伊壁鴻魯進一步指出“ 快樂是幸福生活的開始和目的……幸福生活是我們天生的最高的善, 我們的一切取捨都是從快樂出發,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得到快樂” , “ 幸福是一種快樂的體驗” 。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說“ 學而時習之, 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悅乎”又說“ 父母雙全,兄弟無故, 一樂也仰不愧於人, 俯不作於人, 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樂也”這裡的“ 樂”與“ 悅”就是情感的滿意狀態。我認為, 這種看法與前一種看法有殊途同歸之處, 雖然它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體驗成份, 但最終仍然將幸福更多地視為一種觀念, 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3.以個體自我評價界定的幸福

　　這種標準認為幸福是依據行動者自己界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一種整體評價Shin和Johuson1978), 1976年, Andrews和Wihey研究發現, 在實際生活中, 99%以上的人所做的都是這種主觀性的對生活的評價。這種概念就屬於主觀幸福感的範疇。我認為, 這種看法就比前兩種看法要全面些, 更接近主觀幸福感的本質。對於主觀幸福感, 我們可以這樣下定義它是以行動者自己界定的標準, 對其生活質量的主觀的整體評價。

　　自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經濟迅猛發展。2004年全球GDP總量將近56萬億美元,相當於1820年的66倍,僅2000年的全球新增產值就相當於1900年全球經濟總量的2倍。

　　全球經濟高速發展,但是人文發展狀況卻呈現出與GDP增長不協調的逆態勢。以美國和中國為例,在1960～2000年間,按不變價格,美國人均收入翻了3番,但認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卻從40%下降到30%。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呈持續上漲狀態,而國民幸福指數卻先升後降,從1990年的6.64上升到1995年的7.08,到2001年又降至6.60。儘管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是人們的幸福感卻未持續增加。

　　GDP的快速增長不能有效地促進幸福感的提升。而且,GDP作為一個地區一年創造的經濟財富總量,其指標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既不能反映創造財富的社會成本,也不能顯示人們的幸福狀況。而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單純地追求富裕的物質生活,而是舒心暢意的全面幸福生活。因此,主觀幸福感研究的興起和蓬勃發展是一種必然趨勢。

　　根據上述定義,可以發現,主觀幸福感具有三個基本特點:

　　(1)主觀性,根據自己設定的標準進行評價,而非他人的標準,或者調查設定的標準;

　　(2)整體性,生活質量是由家庭、婚姻、工作、學習等多因素構成,因此測量幸福時人們需要對多個因素進行綜合考量;

　　(3)相對穩定性,通過對目標人群進行追蹤調查,測量人們的長期幸福感時,Diener等人發現了主觀幸福感的第三個特點。

　　從短期來看,主觀幸福感是時刻變化的;但是長期測量發現,主觀幸福感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值,它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或者環境的改變而發生重大變化。儘管個體遇到突發事件會產生情緒波動,但是在一段時間內將自動回覆到個體幸福感的基準水平。因此,主觀幸福感是平穩波動的。

　　一、環境因素

　　1. 社會環境對SWB的影響:處於不同社會環境中的人,會將所在社會特有的文化特征內化為自身觀念,因而在評估SWB時,也會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產生差異。根據人們體驗幸福感的信息來源不同,可將社會文化分為個人取向文化和集體取向文化。生活滿意度和情感平衡之間的相關在前者中比後者明顯。在個人取向的文化中(如歐美國家) ,個人較註重自身的主觀體驗,傾向於區分自己與他人,直接表達個人態度和內心感受的行為受到鼓勵,和自我相關的情感如自尊,與SWB關係尤其緊密。而在集體取向的文化中(如中國的傳統文化) ,個體必須和外界社會規則保持一致,個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區分自己與他人,而是與他人保持和諧一致,個人理想往往是所屬群體的理想,個人的感覺、情緒、思想不被看作行為的決定因素、因而在集體取向的文化中,有關自我的情感取向對決定生活滿意度顯得不那麼重要。許淑蓮等運用Ruff心理幸福感量表研究發現,與美國人相比,中國人的生活目的、自我接受水平低,這可能與中國傳統的集體取向文化和中庸文化有關。

　　經濟也是人們關註的影響SWB 的一項因素。就個人而言,收入的狀況與SWB沒有必然聯繫。當收入發生變化,可能引起SWB暫時的升高或降低,尤其當收入不能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時, SWB會降低。但從整個時間維度來看,個體可逐漸適應新的收入等級,從而削弱收入變化對SWB 的影響。對於老人而言,亦有一些研究認為,老人的收入水平與SWB中的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呈正相關關係,或僅是影響生活滿意度的一個獨立因素。這可能是因為老人喪失工作能力、缺乏穩定的經濟來源,收入多少與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關係密切,因而收入水平對SWB的影響也較其他年齡階段顯著。就國家而言,國民經濟發展與國民的SWB水平是否存在相關性,目前的研究還缺乏肯定的結果。Diener和Suh[ 8 ]報告了從1946年到1990年SWB的變化趨勢,儘管在此期間,法國、日本、美國的經濟得到迅猛發展,但SWB卻沒有任何增長。

　　2. 工作學習對SWB的影響:工作學習是大多數人從青少年時期到退休前的主要任務。但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工作學習對SWB的影響不同。Katja等對芬蘭中學生的調查發現,在學校獲得的滿足和愉快是影響中學生SWB的重要因素之一。

　　反之,在學校中的挫折失意是引起中學生,尤其是女中學生,不幸福感覺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然,在學校中的感受並不只來源於學業一方面,學校的客觀環境、校園內外良好的人際關係等因素也對SWB產生影響。對於青年人,工作學習的負荷量和從工作學習中獲得的滿意情緒,都與SWB呈現出正性相關。

　　中年人在工作學習上的負荷量依然與SWB呈現正相關關係,而從工作學習中獲得的滿意情緒不再是影響SWB 的重要因素。對於臨近退休年齡或已經退休的老人來說,工作和學習不再對SWB產生重要影響。

　　3. 家庭環境對SWB的影響:從對青少年的研究中發現,他們的滿意感或不幸福的感覺與他們所體會到的家庭氣氛相關。

　　家庭的穩定、成員間的相互關懷、沒有明顯的家庭矛盾是青少年總體滿意度的預期因素。而青少年體會到的家庭結構鬆散、父母關係欠佳和嚴重的家庭矛盾,都是他們產生不幸福感覺的預期因素。周建初等人將不良的家庭氣氛視為一種持續性應激性生活事件。家庭氣氛對幸福感的影響是從屬於婚姻質量的,對大多數人來說,婚姻關係是最重要的人際關係,也是影響SWB的一項因素。美國、加拿大、挪威和其他國際性研究都得到同一結論:婚姻和SWB之間有積極的聯繫。一些大範圍的觀察顯示結婚的人比未婚、離婚、分居、獨居的人幸福感要大一些。調查研究認為婚姻具有一些有益的影響,如能減輕生活困境、得到情感和經濟支持,所以婚姻能產生積極的幸福感。在集體取向的文化中,社會對婚姻的認可程度高,所以結婚的人獲得的積極情感多。而在個人取向的文化中,已婚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不一定高於未婚同居者,這可能是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未婚同居和婚姻破裂的現象較為普遍的原因。

　　雖然上文分析了環境因素對SWB的影響,但近30年來的研究進展均表明:外在的因素只能解釋SWB變化很少的一部分。現代SWB理論的中心概念是適應或習慣化,即人們對重覆出現的刺激反應減少減弱,對刺激的認識和刺激對生活的影響重新建構。人們在一定程度上調節良性和惡性事件,使自身不是總處在狂喜或絕望的狀態中。人的情緒系統對新的生活事件反應強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反應會逐漸減弱。這種理論較好的解釋了生活事件對SWB的影響較小的原因[。

　　二、遺傳因素

　　遺傳率的基因2行為研究為遺傳因素與SWB的相關性,提供了有力證據。Braungan等運用收養和雙生子研究發現, 1歲左右嬰兒積極情感具有遺傳特性。明尼蘇達大學Tellegen等著名的雙生子研究發現:在不同家庭環境中撫養長大的同卵雙生子,其SWB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個家庭中撫養長大的異卵雙生子要高得多。他們還發現, 40%積極情感的變化、55%消極情感的變化和48%生活滿意度的變化是由基因引起的;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環境只能解釋22%積極情感變化、2%消極情感變化及13%生活滿意度的變化。有學者認為,人具有快樂或不快樂的基因素質,氣質的差異導致個人體驗SWB的水平不同。因此遺傳因素影響著SWB 的各個方面,是預期SWB的重要因素,但個人所體驗到的SWB是隨著時間和情境而變化的。因而SWB不僅僅是某種特質,它也有類似情景的特性,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在個人發展過程中,遺傳與環境因素都對SWB水平產生影響,外界環境中的各因素通過個性影響SWB。

　　三、遺傳-環境因素交互作用

　　1. 人格對SWB的影響:人格是成人獨特的性格反應傾向,既表現生物的特質,又有後天習得的成分。Diener認為人格因素是預測SWB最可靠、最有力的指標之一。在他提出的交互作用模型中,認為人格影響著人們處世的行為和態度,增加經歷某種情境的可能性,不同的情境又引起SWB增加或減少。

　　外傾者傾向於經歷和體驗積極生活事件,神經質者傾向於經歷消極生活事件,這些生活事件反過來又對SWB產生影響,這些影響不能單獨由人格來解釋。因此人格對SWB的影響超出了以積極或消極方式對生活事件做出反應的心理素質傾向,人格的影響也包括人的行為,它可以增加或減少獎勵生活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如外向者對獎勵信號敏感,其敏感性以積極情感的形式表達出來,促使外向者接近獎勵刺激,由於社會情境相對於非社會情境更具有獎賞性,外向者的積極情感增加,也導致社會活動增加。

　　2. 年齡對SWB的影響: Okma等人對18～90年齡段的個體研究發現, SWB呈逐漸下降的趨勢。Diener等也發現個體的積極情感從20多歲到80多歲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即個體在20歲前後是SWB和積極情感比較高的時期。嚴標賓等對48個國家和地區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發現大學生的SWB體驗處於中等偏上水平,他們有比較積極的情感體驗和高的生活滿意度。在對我國不同年齡段的人群SWB測查中,發現青年人群在評估SWB的多個維度上,均不同程度的高於老年組。上文中提及,在不同的年齡階段,環境中影響SWB兩個部分的因素有差異,這可能是不同的人生閱歷造成的影響。Campbell等(1976)發現,雖然老年人的SWB 低於中青年,但滿意度卻高於中青年。可能是隨著年齡的變老,人們在情感的表達上不如年輕時的豐富細膩,積極情感有所下降,但根據認知2情感理論,老年人對生活總體的認知評價升高,提高了成就感或是調整了抱負水平,所以對生活的滿意度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

　　3. 性別對SWB的影響:性別雖然是由基因完全決定的因素,但男女自出生後,就因為所承擔的社會角色不同,在社會功能和從事的社會活動等方面有所區別。所以,男女兩性在體驗幸福感上是否存在差異,也是人們研究的重點。在大多數研究中,發現在總的SWB 上,男女差異不顯著。但在SWB 的不同維度上,兩性的差異還是存在的。Wood等人發現女性報告的積極情感水平較男性高。這可能是因為在社會分工中,女性更多的從事需要表達情感的工作,如老師、護士或在家中照料兒童等,使女性較男性更易體驗和表達情緒的變化。Fujita等人認為,如果女性在遇到不好或難以控制的事件時,可能導致她們難以抵制消極影響;但是如果她們生活美好,則她們比男性更能感到強烈的幸福。所以女性在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體驗上都較男性強烈,但在總體的SWB水平上又與男性相當。近來,隨著社會的變革,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分工都有了一些變化。當女性面臨著和男性同樣的競爭環境,承擔著一樣的工作時,兩性在情緒表達上的差別變得模糊不清。這也可能導致男女在情緒體驗上逐漸趨向一致。

　　影響SWB的因素非常多,而且各因素對SWB的影響是綜合性的。國外對於SWB的研究起步早,理論和實踐的探討均較國內深入。國內近年來關於SWB的報道數量也有所增加,但研究對象多局限於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且關於適於我國人群的SWB理論模型和評估手段的研究較少。

　　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源自1958年“生活質量”(qualityoflife)概念的提出。生活質量的本質是一種主觀體驗,它包括個人對於一生遭遇的滿意程度、內在的知足感,以及在社會中自我實現的體會。此概念提出後,受到了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研究者的關註和研究,逐步分化為兩大研究取向:客觀生活質量研究和主觀生活質量研究。主觀生活質量研究側重於對人的態度、期望、感受、欲望、價值等方面的考察,著眼於人們的幸福體驗,也就是所謂的“主觀幸福感”研究。

　　一、國外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進展

　　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國外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描述性研究階段(20世紀50年代中期～80年代初期),研究重心在資源分類和人口統計項目上。研究者只是將各類人群的幸福感進行了簡單的測量,並描述了相應的幸福感水平。(2)理論建構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創建了許多關於SWB的心理理論模型,並且仔細地研究、驗證、解釋SWB的模型。(3)實證性研究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研究重點是結合多種方法測量幸福感,探討提高人們幸福感的方法。

　　1.描述性研究階段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研究者主要是對不同群體的主觀幸福感進行簡單測量,並描述不同群體主觀幸福感的平均水平。研究者的測量對象主要是老年人、學生、修女、精神病人、囚犯等等。研究主要是以描述性為主,進行單項目測試,採用的量表比較簡單,而且大多測試沒有進行必要的信度和效度檢驗。在此基礎上,研究人員對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外部因素進行測試,即人口統計學變數,如年齡、性別、婚姻等。測試結果顯示,人口統計學變數對主觀幸福感變異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Campbell等人研究發現,上述變數對主觀幸福感變異的解釋率不足20%。

　　Andrews和Withey的測試結果是,人口統計學變數對生活滿意度變化的影響程度僅為8%。Argyle認為人口統計學變數僅能解釋15%的主觀幸福感變異。

　　2.理論構建階段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在分析主觀幸福感的作用和內部影響因素時,研究者們建立了幾種關於SWB的心理理論模型,如人格理論、適應理論、目標理論、期望值理論、社會比較理論等模型,並對其進行深入地解釋和分析。

　　人格理論模型假定,人格是決定人們是否幸福的重要因素。

　　通過不同類型的研究,該結論得到了反覆地論證。Costa等人對成人進行研究,發現主觀幸福感主要依賴於人格特質,而且根據人格特質可以預測到10年後的主觀幸福感。Heady和Wearing認為,突發事件和環境變化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但是,從長期來看,人格特質具有更大的影響力。Diener等人研究發現,自尊心強、自控能力高、內部協調性好的人,普遍感覺更加幸福。

　　適應理論模型假定,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突發事件的強烈反應逐漸減弱。研究發現,一般而言,重大事件影響主觀幸福感的時效性僅為3個月。因此,儘管收入劇增,但是由於人們逐漸適應了增加的收入水平,致使主觀幸福水平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

　　目標理論模型認為,個人的目標和價值觀是影響人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人們的目標和價值觀是存在差異的,當一個人以內在價值和自主選擇的方式來追求目標,並達到可行程度時,主觀幸福感才會增加。而且,同金錢、外貌、職稱等外在目標相比,親和力、領導力、友誼等內在價值目標,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更大。

　　期望值理論認為,期望值與實際成就之間的差異與主觀幸福感相關。期望值過高將使人喪失信心和勇氣,而期望值過低會使人厭煩。而且,追求期望值的過程比目標的實現更為重要,期望的內容則比期望實現的可能性更加重要[18]。

　　社會比較理論認為,人們在比較過程中更加容易提升或者降低幸福感。倘若人們感覺比他人或者以往生活得更好,就會感到更加幸福;否則相反。一般而言,向上比較會降低主觀幸福感,而向下比較會提高幸福感。

　　3.實證性研究階段

　　近年來,國外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進入實證性研究階段,研究者們運用多種方法測量主觀幸福感,如昨日重現法、追蹤調查法、環境瞬間評估技術等等,計算幸福指數,分析不同人群的幸福感差異、形成原因,並且努力探討如何提高人們的幸福感。

　　目前,國際上最具權威的幸福指數是由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RonaldInglehart負責的世界價值研究結構(theWorldValuesSurvey,簡稱WVS)公佈的。該指數是通過對受訪者的答案進行統計處理後得出的。82個國家幸福指數的排名結果顯示,最富裕的國家美國,幸福感並非最強,僅排第15位;而經濟不太發達的拉美國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卻高居榜首。

　　在上述幸福指數的基礎上,英國的“新經濟學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與環保組織“地球之友”(FriendsoftheEarth),將環境因素考慮在內,以星球資源消耗為基本投入,幸福感為最終產出,計算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幸福星球指數(theHappyPlanetIndex,HPI)。178個國家及地區的排名結果同樣揭示了財富與幸福的非正相關關係。

　　帶著“收入-幸福之謎”的疑問,即當國家變得更富裕時,平均幸福水平並未隨之提高,以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DanielKahneman為首的科研人員,通過問卷調查法、實驗法、環境瞬間評估技術、昨日重現法等測度方法分析並證明:當收入達到某個臨界水平後,收入的邊際效用遞減,增加收入不再持續有效地增強幸福感。

　　經濟仍舊大幅上升,但是世界各國的幸福紛紛流失,經濟上取得長足進步的東亞地區更是陷入了巨大的快樂鴻溝,成為世界上快樂指數最低的地區。高收入的負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快樂的增加;東亞人的教育方式及其特有的儒家文化,也對個人追求快樂造成一定的阻礙。因此,政府應當引導國民建立正確的幸福觀;提高公共投入,重視社會治安、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等公共問題;關註貧困人群,重點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從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有效地提高人們的幸福感。

　　二、中國主觀幸福感的研究狀況

　　國內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大致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的,比國外晚了將近30年。前階段,國內學者大量引進國外理論和量表,廣泛吸收其中的優秀理論成果和測量工具,並應用於實際。他們主要對老年人、大中小學生和教師的幸福狀況進行小規模的調查研究,分析同類人群、不同類別人群的幸福差異,以及造成幸福差異的影響因素。

　　現階段,國內學者在沿用國外測量工具和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本國特色,進行主觀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編製主觀幸福感量表,測量幸福指數,分析不同相關變數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邢占軍等人考察了幾種常用自陳主觀幸福感量表在我國城市居民中的試用情況,認為除情感平衡量表外,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總體滿意度量表和刪改後的夏普量表,對於測量我國居民的主觀幸福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在充分吸收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他們從我國的文化背景和當前的社會實際出發,採用因素分析和邏輯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編製了我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提出了我國民眾幸福指數指標體系。

　　針對當前的熱點問題“幸福-收入之謎”,奚愷元教授同《瞭望東方周刊》合作,對中國10大城市居民的幸福度進行直接測量,證明財富達到一定程度,對幸福的促進作用是逐漸減小的;人們幸福與否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很多和財富無關的因素,例如健康、婚姻、人際關係等等。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國內學者的主觀幸福感研究已逐步擺脫了移植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數據的傳統路徑，具體表現為兩方面，一是開展理論建構，二是基於全球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就前一方面而言，田國強等學者從定量性角度出發,通過建立模型來解釋幸福收入之謎。他們構建了一個規範的經濟學模型,假定個人理性選擇和社會福利最大化,將攀比理論和“忽視變數”理論的基本思想相統一,整合到理論模型當中,利用帕雷托最優概念來進行分析。研究表明,存在一個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當收入未達到臨界水平時,增加收入能夠提高社會的幸福度;當收入達到或超過臨界水平時,增加收入反而會降低總體幸福水平,導致帕雷托無效的配置結果。

　　而就後一方面而言，古典功利主義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確定為現代民主政治的目的，這暗示了全球和國家尺度上的主觀幸福感研究的極端重要性。但長久以來，大尺度的主觀幸福感的實證研究由於相關數據的不可得性與不可比性而舉步維艱。不過，隨著現代心理測量和民意調查理論和技術的飛速發展，這一情況目前出現了轉機。如著名的蓋洛普公司已進行了數次對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人口主觀幸福感狀況的調查 ，所得數據又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整合進了年度《人類發展報告》中。

　　上海財經大學錢革博士近年來在SCI和SSCI檢索的國際著名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多項有關主觀幸福感問題的實證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正是以上述可信數據為依據，研究路徑主要有三：一是主觀幸福感作為解釋變數，如主觀幸福感對人均預期壽命的影響；二是主觀幸福感作為被解釋變數，如性別平等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三是主觀幸福感作為控制變數，如科學傳統、主觀價值和客觀問題分別對環境科學發展的影響。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有人提出“快樂的員工也是高效的員工”。之後的幾十年，研究者對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的相關性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一種觀點認為高的滿意度會導致好的績效，快樂的工人生產效率高；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好的績效會導致滿意。這兩種觀點都有支持性的研究，但是在工作滿意度與績效之間並沒有發現簡單、直接的關係。之所以會得出上述結論，可能是因為將工作滿意度與主觀幸福感簡單等同了，工作滿意度高的員工，並不一定就是快樂的。

　　工作滿意度是工作者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對環境因素的滿足感受，亦即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映，這種反映影響人的行為，甚至身體健康。工作滿意度只涉及工作領域內的情緒，只是主觀幸福感的一個方面。

　　主觀幸福感由認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構成。認知成分指生活滿意度，情感成分可以進一步分為積極情感（正性情緒）和消極情感（負性情緒）。積極情感包括生活滿意、高興、愉快這些積極的情緒體驗，不僅涉及工作領域，還涉及家庭、婚姻等方面的情緒體驗。工作滿意度的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員工的情緒，但個體的情緒同時還會受到家庭、婚姻等生活因素的影響，因此主觀幸福感（或積極情感）可能比工作滿意度更好的預測工作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