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外圍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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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外圍理論(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

　　1949年5月，普雷維什向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簡稱拉美經委會》遞交了一份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系統和完整地闡述了他的“中心—外圍”理論。在這份報告中，普雷維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現實正在削弱陳舊的國際分工格局，這種格局在19世紀獲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為一種理論概念，直到最近仍繼續發揮著相當大的影響。在這種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這個世界經濟體系外圍部分的專門任務是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糧食和原材料。”（註：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Vol.7,No.1,February 1962, p.1.）也就是說，在傳統的國際勞動分工下，世界經濟被分成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大的工業中心”；另一個部分則是“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糧食和原材料”的“外圍”。在這種“中心—外圍”的關係中，“工業品”與“初級產品”之間的分工並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於技術進步及其傳播機制在“中心”和“外圍”之間的不同表現和不同影響，這兩個體系之間的關係是不對稱的。對此，普雷維什進一步指出：“從歷史上說，技術進步的傳播一直是不平等的，這有助於使世界經濟因為收入增長結果的不同而劃分成中心和從事初級產品生產的外圍。”（註：Raúl Prebisc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LIX,May 1959,p.251.）

　　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實際上就是“中心—外圍”體系的3個基本特征：整體性、差異性和不平等性。

　　“中心—外圍”體系是一個統一的、動態的體系，具有整體性；

　　“中心—外圍”之間在生產結構上存在很大的差異性；

　　“中心—外圍”之間的關係是不平等的。

　　對於所謂的整體性，普雷維什強調的是，無論是“中心”還是“外圍”，它們都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普霄維什認為，現存的世界經濟體系是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以後，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和生產關係在整個世界的傳播而形成的，維繫這一體系運轉的是在“19世紀獲得了很大的重要性”的國際分工。根據這種國際分工，首先技術進步的國家就成了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而處於落後地位的國家則淪落為這一體系的“外圍”。“中心”和“外圍”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是技術進步及其成果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發生和傳播的不平衡性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對於“中心—外圍”體系的差異性，普雷維什的側重點在於強調二者在經濟結構上的巨大差異。他認為，技術進步首先發生在“中心”，並且迅速而均衡地傳播到它的整個經濟體系，因而“中心”的經濟結構具有同質性和多樣性。所謂的“同質性”，是指現代化的生產技術貫穿於“中心”國家的整個經濟；而其經濟結構的“多樣性”表明，“中心”國家的生產覆蓋了資本品、中間產品和最終消費品在內的、相對廣泛的領域。“外圍”部分的經濟結構則完全不同：一方面，“外圍”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是專業化的，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源被用來不斷地擴大初級產品的生產部門，而對工業製成品和服務的需求大多依靠進口來滿足。另一方面，“外圍”部分的經濟結構還是異質性的，即生產技術落後、勞動生產率極低的經濟部門（如生計型農業）與使用現代化生產技術、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部門同時存在。

　　“中心—外圍”體系的“不平等性”，是普雷維什這一理論的第三個主要方面，也是該理論的關鍵和最終落腳點。普雷維什認為，從資本主義“中心—外圍”體系的起源、運轉和發展趨勢上看，“中心”與“外圍”之間的關係是不對稱的，是不平等的。

　　第一，從起源上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外圍”體系，從一開始就決定丁“中心”和“外圍”分別處在發展進程的不同起點上，“外圍”地區從一開始就落後了。根據普雷維什的觀點，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外圍”關係形成以前，“中心”和“外圍”當時都處在基本相同的發展水平上，彼此之間的差距是非常有限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特別是在英國的逐步確立，這種狀況開始發生變化，尤其在這些國家開始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張以後，這種變化越來越大。英國率先爆發工業革命、最早建立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系以後，英國的工業品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初級產品之間逐步形成了國際分工，在這種國際分工下逐步形成了一個“整體性”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即“中心—外圍”體系。在這種體系形成的過程中，英國作為“中心”首先享受到技術進步的好處，從一開始就處於有利地位。而廣大的“外圍”地區則被迫參與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分工，承擔著初級產品生產和出口的任務，明顯處於不利的地位。

　　第二，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長期惡化趨勢加深了“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由於技術進步及其傳播機制的作用，“中心”與“外圍”之間形成了不平等的國際分工， “中心”國家以生產和出口工業品為主，而“外圍”國家則以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然而，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與工業品相比存在長期惡化的趨勢，這又進一步加深了“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普雷維什認為，造成初級產品貿易條件長期惡化趨勢的主要因素有：

　　(1)技術進步的利益在“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分配，是造成後者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重要機制。在“中心—外圍”體系中，技術進步首先發生在“中心”，它的工業部門容易吸收新技術，因而會提高工業生產率，使工業的要素收入增加，並使製成品價格較高。而初級產品部門技術落後，勞動生產率低，投入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從而使初級產品的價格較低。

　　(2) 貿易周期運動對“中心”與“外圍”的不同影響，也是“外圍”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重要原因。普雷維什認為，在貿易周期的上升階段，製成品和初級產品的價格都會上漲，但在貿易周期的下降階段，由於製成品市場具有壟斷性質，初級產品價格下跌的程度要比製成品嚴重得多。這樣，貿易周期的反覆出現，就意味著初級產品與製成品之間價格差距的不斷拉大，從而使“外圍”國家的貿易條件趨於惡化。

　　(3)在貿易周期的上升階段，由於企業家之間的競爭和工會的壓力，“中心” 國家中的工人工資會上漲，部分利潤用來支付工資的增加。在危機期間，由於工會力量的強大，上漲的工資並不因為利潤的減少而下調；而“外圍”國家的情況則不同，由於初級產品部門工人缺乏工會組織，沒有談判工資的能力，再加上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的競爭，“外圍”國家的工資和收入水平會在危機期間被壓低。這樣，在工資成本上，貿易周期的不斷運動使製成品的價格相對上升，

　　第三，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動力中心”從英國向美國的轉移，進一步加深了“中心”與 “外圍”之間的不平等。普雷維什指出，在“中心—外圍”體系形成初期，該體系的“動力中心”是英國，它所奉行的政策使“外圍”國家和地區能夠在“中心—外圍”體系下獲得一定發展的可能性，不對其進口的“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設置關稅或非關稅壁壘。英國一直保持著較高的進口繫數，普雷維什估計，英國在19世紀的進口繫數一直保持著30%～35%的較高水平，從而通過進口“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而使其技術進步的部分利益也轉移到了“外圍”國家，然而，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動力中心”轉移到了美國以後，“外圍”國家和地區就處在了一個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這種結果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的進口繫數非常低。普雷維什指出：“因為自然資源豐富和實施保護主義政策，美國曆來就是一個進口繫數較低的國家。而且，這一繫數還在不斷地下降。當然，在英國的貿易霸權時期，這種下降對世界貿易並沒有明顯的影響。”（註：Raúl Prebisc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olped Countries",pp.266-267.）不過，當美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動力中心”後，其進口繫數的低下就會對體系的其他部分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1)美國的低進口繫數意味著從“外圍”國家進口數量的相對較小，使“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部門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2)美國的低進口繫數進一步壓低了初級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使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更趨惡化。普雷維什強調說，在19世紀，“主要中心的進口繫數在幾乎整個世紀都在不斷地提高，這在‘外圍’國家中就抵消了對它們的初級產品更低的需求收入彈性的影響”，因而也就部分地補償了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惡化帶給“外圍”國家的不利影響。然而，美國的低進口繫數便使這種部分補償消失了，其結果當然是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進一步惡化

　　總之，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外圍”體系下，“中心”與“外圍”之間必然會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外圍”國家始終會處在不利的地位上，這是由這種體系的基本特征所決定的。

　　世界經濟體系與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得以成立的世界經濟體系之間是否有本質上的不同呢？

　　第一，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早已開始的歷史進程，在普雷維什提出“中心—外圍”理論的時代，它就已經開始。而且，根據普雷維什的看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19世紀就已經確立它的整體性，是一個由“中心”和“外圍”構成的整體。如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普雷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中所假定的“整體性”特征只會更加凸現。與此同時，世界各國在應對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挑戰時，並不是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因此某些起步較晚的國家就更有可能被經濟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從而使本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處在“外圍”的地位上。當然，也有一些起步較晚的國家抓住了經濟全球化加速和知識經濟的機遇，獲得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從而逐步擺脫了“外圍”地位，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半外圍”，乃至“中心”。因此，這種整體性仍是動態的。

　　第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並不會因經濟全球化的飛速發展而失效，“中心”與“外圍”之間在經濟結構和生產結構上的差異性仍將繼續存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而擴大。隨著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深入發展，“中心”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生產結構不僅仍呈現出同質性和多樣化的特征，而且還出現了知識化和信息化，它們將以生產和出口知識產品為主；而“外圍”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應對則是不同的，絕大多數“外圍”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生產結構仍然將呈現出異質性和專業化的特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市場經濟體制將進一步滲透到幾乎所有的“外圍”國家，而市場經濟是一種典型的“強者勝”的制度形式，那些處於劣勢的“外圍”國家將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它們一方面會努力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得利益，發展一些技術含量高的產業，但另一方面則受市場機制所迫，不得不更多地從事低技術含量的初級產品或工業品的生產和出口。因此，在它們的經濟結構中必然會出現先進技術部門與技術相對落後的經濟部門並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謂的異質性。更有甚者，經濟全球化所日趨統一的世界經濟貿易規則基本上是按照“中心”國家的利益來確定的，它不僅不利於“外圍”國家改善經濟結構的努力，反而會使它們落後的經濟結構“永久化”。當然，應當承認，也有一些“外圍”國家充分利用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抓住了知識經濟的特點，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完善本國的經濟結構，從而上升為“半外圍”國家或“中心”國家。

　　第三，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不僅沒有消除“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心”國家在資金、技術、人才、管理以及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絕對的優勢，因而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外圍”國家則由於在制定國際經濟和貿易規則上的附屬地位，由於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弱者”地位，它們能夠從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獲得的利益將是十分有限的。這就不可避免地會擴大“中心”與“外圍”之間的差距。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8年9月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占世界總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財富的80%，而占世界總人口10%的48個最不發達國家，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總產值中的比重卻不足1%，對外貿易額只有0.4%。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這種差距還會進一步擴大，這是由“中心—外圍”之間的不平等性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