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克·韋爾奇如是說》 美國的奧德修斯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故鄉塞勒姆如果問傑克·韋爾奇出生在什麼地方，他會回答說“皮比迪（Pibiddy）”，用馬薩諸塞話說就是“皮博迪（Peabody）”。而傑克卻是在皮博迪東部塞勒姆市（Salem）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他的家在一大片老房子當中，周圍是高高的樹木，三面都是公墓。洋槐街15號是一幢兩層高的木構架房屋，不大不小，周圍是高大的橡樹和榆樹。現在，街道盡頭有一個明顯的“高齡通道”標誌。韋爾奇說： “我堂兄住在隔壁。聖·皮埃爾（St. Pierre）一家住在街角，他家有7個孩子；我想，現在他們中的三四個還住在這裡。多年來，人們總是謹慎地守護著他們的家園。”

　　儘管這座城市以17世紀時的女巫審判和其他靈異故事而聞名，但是，年輕的傑克並沒有受其困擾。 “我的父母都是很有智慧的人。父親經常和我講公墓是最理想的鄰居，因為它很安靜，從來不會吵到誰。我相信了他的這一說法，並認為事實就是這樣。”

　　韋爾奇的家庭，在美國被稱為中產階級，在英國被稱為工人階級。他家既不貧窮，也算不上富有。父親約翰在波士頓—緬因鐵路線上工作；母親格蕾絲在家帶傑克。這個家庭其樂融融。韋爾奇說，因為他是家裡唯一的孩子，所以享受到了比其他孩子更多的關愛和贊揚。 “直到快40歲的時候，父母才有了我，為此，他們努力了16年。我父親是列車檢票員，他是個很好的人，工作努力，任勞任怨。我母親開車帶我到位於馬薩諸塞州塞勒姆市的車站接他回家。火車常常會晚點，於是，我和母親就會坐下來聊幾個小時。我對她很依戀。她是一位非常有權威性的母親，總是讓我覺得自己什麼都能幹，是母親訓練了我，讓我學會獨立。每次當我的行為稍有出格，她就一鞭子把我抽回來，並且通常給出正面而且有建設性的建議，促使我振作起來。她向來不說什麼多餘的話，總是那麼堅決，我對她心服口服。”

　　“一談到母親我就會滔滔不絕，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格蕾絲·韋爾奇總是對傑克的能力滿懷信心。談到他的口吃，他說： “母親和我講，我不能流暢地講話，是因為我太聰明，腦子轉得太快的緣故。”

　　回想自己的學校生活，他認識到那時自己是多麼不起眼，當時的情況可能會是多麼讓人氣餒，他還記得母親的鼓勵： “現在，每當我看著這些照片時，總禁不住嘲笑自己就像一隻小蝦米。可笑的是，我竟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個子小。這一點充分說明瞭一位母親可以給你帶來多麼大的影響。她給了我足夠的信心。她對我說，我想做什麼都會成功。這句話總是縈繞在我耳邊：‘你儘管去做好了。’”

　　韋爾奇繼承了他母親的性格特點： “如果你去她家裡玩，對她說：你喜歡她的玻璃杯，她就會把它送給你。她替鄰居交稅。她對數字非常敏感。對於那些得罪她的人，我想她會牢記於心的。她對朋友很忠誠，對那些她不喜歡的人也毫不掩飾。”

　　韋爾奇說母親教會了他3條原則：坦率地與人交談，面對現實，把握自己的命運。格蕾絲·韋爾奇於1966年去世，傑克·韋爾奇說，當時他曾經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但母親的死使他對天主教的篤信有所減弱。儘管現在他與妻子蘇濟到波士頓的新教教堂做禮拜，但他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所天主教大學—聖心大學（Sacred Heart University）的商學院。小時候，傑克常常在“大坑”里玩，那是一個廢棄的採石場，附近的男孩子在那裡玩棒球和籃球。在那凹凸不平的簡陋場地里，韋爾奇取得了控制權，常常由他組織比賽。韋爾奇說，正是在運動場上，他的領導才能得以嶄露頭角。 “這是一個建立自信的過程，相信大家都曾經歷過。當大家推選你做隊長時，當你在球場上掌控球隊時，你的自信在逐漸建立—你有別人沒有的經歷，人們都在註視著你，都在稱贊你。”

　　採石場同伴中的一員，勞倫斯·梅爾尼特（Lawrence Mclntyre），後來成為了塞勒姆市公園和娛樂場所主管。他同意韋爾奇的說法：“一組中的15個小伙子都非常棒。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沒能上大學；我們只是終其一生努力做著平凡的工作。傑克和我們一樣，在充滿了激烈競爭的環境中長大，所以當我們進入大千世界時，我們會說：‘嗨，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情。因為沒有什麼能比在大坑中比賽更艱難。’”

　　在塞勒姆讀高中時，韋爾奇喜歡玩冰球。當他在通用電氣公司的人氣跌至最低點時，冰球成為人們的談資。雇員們談論著韋爾奇高中時代比其他球員更多地被罰下場。韋爾奇說： “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我不知道這些說法都是從何而來，但這並不重要。我是個不起眼的球員，你看看我的個子就知道了。我並不強壯，我也不是主力球員，我打中場。誰都知道，在冰球比賽中，中場隊員被罰下場的時候並不多。被罰下場的大多是防守隊員。” “當比賽開始的時候，你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這隨時隨地都會發生。人們的說法並不確切。是的，不確切。”

　　或許，韋爾奇真的沒有成為主力隊員，但他總是全身心地投入比賽。這就足夠了。塞繆爾·佐爾（Samuel Zoll）是韋爾奇小時候的朋友，他回憶說：“他是個遵守比賽規則的好球員，但總是很好強，不留情面，還好爭辯。”

　　儘管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韋爾奇肯定也能意識到自己的無禮。他曾就讀的高中辦的雜誌中曾經列出了他最喜歡說的話：“我們還是好朋友，對嗎？”

　　韋爾奇在一個歷史久遠的城市中長大，然而，他從沒有花太多的時間來緬懷這些。1994年，當被問到退休計劃時，韋爾奇的回答表明瞭他對於時間的定位： “當我停止學習新的東西，開始談論過去而非未來的時候，我就要離開（通用電氣公司）了。”

　　韋爾奇滿懷柔情地談論他的童年，並且說，他那時的生活很 輕鬆。 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韋爾奇的母親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傑克是聖·托馬斯使徒教堂（St. 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的祭童；但是，他並沒有就讀於天主教學校。傑克在離家不遠的一所公立學校—皮克林初等學校（Pickering Elementary）就讀。 年齡再大些，他進入塞勒姆中學（Salem Classical High School）學習，那裡有著高大的磚石建築。在這裡，他學會了打曲棍球。他所在的球隊還參加了冠軍聯賽，但球隊的名次並不總是靠前。韋爾奇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塞勒姆中學的年鑒《女巫》（the Witch）報道說，該球隊從未贏得過決賽權。但是，“球隊在賽季的最後階段變得很有活力，以1:0擊敗了主要競爭對手貝弗莉隊（Beverly）。” 韋爾奇被選為班上“最喋喋不休和最吵人的男生”，學校的文學雜誌將他列為被“成為百萬富翁”的願望所壓抑的人。

　　韋爾奇和另外兩名就讀於塞勒姆中學的朋友得到推薦，有機會獲得海軍ROTC（後備軍官訓練隊）獎學金，該獎學金提供全額住宿費、伙食費和學費。兩個朋友得到了該獎學金，韋爾奇自己卻沒有得到，這令他很失望。 “我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出在哪兒。我當時也不認識什麼人。我只記得父親給議員打了電話，以及諸如此類其他一些事情。但事實上他並不知道怎樣才能將這件事處理好。”

　　儘管馬薩諸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沒有鄰近的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和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那樣聲名顯赫，但它同樣有赫赫有名的畢業生，其中包括通用汽車的主席傑克·史密斯（Jack Smith）。馬薩諸塞大學的校園，宛如古老的英國工業小鎮，矗立於綿延的群山之中，給韋爾奇提供了茁壯成長的沃土。 “如果當時我選擇了麻省理工學院，我就會被昔日的伙伴們壓制住，很難有出頭之日，正是這所較小的州立大學，讓我獲得了許多自信。看，我現在充滿自信，而這一自信正是由一連串的人生經歷建立起來的：母親的鼓勵，體育運動，上學，獲得成績。高中的時候，有些同學比我出色，所以，他們進入了比馬薩諸塞大學更好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在那裡，他們在來自全國的頂尖的學生中處於中等，未能收穫信心和鼓勵。我想說的是，我很有幸進入馬薩諸塞大學化學系學習，在那裡，我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師和同伴。”

　　“馬薩諸塞大學對於我意義非凡，因為我是家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我有個叔叔在塞勒姆的發電所做工程師，所以，對於我來講，工程師有著特殊的意義。我學的是化學專業，並且十分熱愛這個專業。於是，化學和工程師結合為一體。”

　　“我想要表現得很棒，我想拿到學位。但是我並不知道等待我的會是什麼。”

　　就連韋爾奇的母親也一樣。格蕾絲·韋爾奇有著很傳統的想法—她想讓兒子成為牧師或者醫生。 大二的時候，韋爾奇加入兄弟會（Phi Sigma Kappa），並搬到了學校池塘邊的兄弟會宿舍。韋爾奇回憶說： “我是會中唯一一個工程師。許多會員都是足球運動員。”

　　“我們總是違反學校的禁令。與其他人相比，我們喝更多的酒，打更多的架。我們整夜打牌，我的牌技不錯。”

　　整整四年裡，韋爾奇的名字在教務主任的黑名單上赫然在列，四年級時，韋爾奇做鐘點工。教授們鼓勵他進研究生院，並幫他申請獎學金。儘管韋爾奇將之歸於幸運，而學校年鑒上也刊登了一張他神采飛揚的照片。韋爾奇輪廓分明的臉孔在照片中躍然而出，充滿真誠和熱情。 威廉·馬赫尼（William Mahoney）是馬塞諸薩州的商人，他也是艾姆赫斯特學院韋爾奇的班主任，他看到了韋爾奇成功的潛質：“他總是能看得更遠一步。他痛恨失敗，即使是在足球比賽中。”

　　“我所有的教授—他們中許多人現在已經去世，直到他們去世之前，他們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感覺上我就像他們的孩子。 他們鼓勵我前進。理查德森（Richardson）教授和艾妮·林德西（Ernie Lindsey）教授是化學系主任，他們很喜歡我，而且還照顧我，鼓勵我…… 之後，憑藉大學期間優異的成績，我進入了研究生院。一個教授說：‘你應該進研究生院。’於是，我有了許多同伴，我覺得我應該去那裡……我進入了伊利諾伊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該大學在工程界有很高的聲望，由於我的成績在除麻省理工學院之外的學校中名列前茅，我有很多學校可供選擇。所以，在這裡，很容易顯露才華。”

　　在伊利諾伊大學學習時，韋爾奇遇到了卡羅琳·奧斯本（Carolyn Osburn）。他們於1959年結婚，生育了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1985年，兩人平靜地離婚，之後，又分別再婚。事實上，傑克再婚過兩次。韋爾奇說他帶著一個人生目標離開了研究生院： “我要在30歲的時候掙到3萬美元。”

　　運動就是一切 傑克·韋爾奇在各種各樣的球類運動中長大，包括壘球、籃球和曲棍球，不管是在塞勒姆的大街上，還是在家附近廢棄的採石場中都留下了他的運動足跡。 “我們都是球類運動員。我是說，我們一直在玩球，整晚整晚地玩曲棍球。這就是生活的全部。運動就是一切。”

　　韋爾奇的伙伴們常常喊他到芬唯公園（Fenway Park），在那裡，他們坐在人群中觀看波士頓紅襪隊（Boston Red Sox）打棒球。他成為了該隊的活百科。 韋爾奇第一次遇到聯合愛迪生電力公司（Con Edison）公共事務部高級副主管喬伊斯·赫根漢（Joyce Hergenhan）是在一次晚宴上，晚宴後他與齊伊斯面談，希望能夠爭取到通用電氣公司的一個職缺。得知她也是個體育迷，韋爾奇問道： “1946年紅襪隊的二壘手是誰？” “博比·多爾（Bobby Doerr）。”她回答道。 “是的，不過是誰控制了局面？”韋爾奇問。 “哦，你是說當伊諾斯·斯勞特（Enos Slaughter）自己靠一個安打從一壘跑回本壘得分時？” “除了這個，我還能指什麼呢？”韋爾奇吼了起來。 “約翰尼·佩斯基（Johnny Pesky）！”赫根漢也喊道。

　　赫根漢是韋爾奇成為通用電氣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之後所雇用的第一位雇員，是企業的執行理事會成員。如今，她已退休。說韋爾奇是個熱衷體育的人還不夠充分。他也在流行的賽事諸如法國撞球錦標賽以及肯塔基賽馬會上露面。但是，他最喜歡的還是高爾夫球。1997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南塔克特島（Nantucket）休假時，韋爾奇曾與他一起打高爾夫球。韋爾奇還是奧古斯塔國家高爾夫俱樂部(Augusta National)的會員。 “商業就像比賽一樣。有選手、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歷史、規則、爭論及韻律。”

　　在比賽中，韋爾奇也和工作中一樣充滿了爭論。他的膝關節曾經脫臼一整天，還滑了一整天的雪。韋爾奇大學時代的一個室友記得韋爾奇是一個技術一般但很嚇人的對手：“傑克一點也不優雅而且缺少運動員的能力。他通過努力使自己獲勝。”

　　韋爾奇也承認： “高中時我球打得很好，但是卻沒有再進一步發展。真是有意思—在八年級和九年級時……我是塞勒姆最好的投球手。我和高年級的同學打比賽。但是，當我升到高年級時，我卻成了最差的，因為我的速度沒能更快。我曲棍球打得很好，很有潛力。大學里也是如此。高中時，我在全明星曲棍球隊。我在運動中很早就脫穎而出，但是，高爾夫除外。”

　　韋爾奇住在費爾菲爾德鄉村俱樂部（Fairfield Country Club）附近，在南塔克特島上還有一處寓所，這兩處寓所都使得他能夠盡情享受他所摯愛的高爾夫。他生活中大多數時間都在打高爾夫，忽然有一天，韋爾奇開始改打六障礙式的高爾夫。在心臟搭橋手術一年之後，他第一次突破70標準桿。但是，他說這些改變並不是心臟搭橋手術帶來的。 “第二次婚姻將我的高爾夫球技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因為我的妻子是紐約的律師，我們一起出去的第一個周末，我們去打高爾夫。她看著我就像是對我說……她周末陪我出游，就是為了看我打高爾夫？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我不知道有什麼比這更好的方式。她說，‘等一下。不應該是這樣的。我想和你學打高爾夫。你教我怎樣打吧。’我這樣做了，現在她已是推桿好手了。8年後，通過教她，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全身心投入在高爾夫上。水平因此有了很大提高。很不可思議，是吧？”

　　花旗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沃爾特·瑞斯頓（Ｗalter Ｗriston）和他的妻子凱西（Kathy），介紹韋爾奇認識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簡·比斯利（Jane Beasly），她曾經是兼併和收購律師。兩人於1989年結婚。韋爾奇急不可耐地說，“我有一樁偉大的婚事。”

　　韋爾奇曾說過，如果他沒有進入商業領域，就會選擇從事職業高爾夫運動。然而，背部疾病迫使他放棄了這項運動。2002年，韋爾奇進行了第一次背部手術，從那之後，他又進行過兩次手術。 “當你不再時常打高爾夫時，你不知道你還剩下多少時間。”

　　流水不結冰 在1967年的經典電影《畢業生》中，一個友好的朋友向年輕的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提出職業生涯建議。“塑膠業。”他在霍夫曼的耳邊低語。韋爾奇領悟了其中的意思，他從沒有覺得這個建議荒誕。正是在1967年，韋爾奇成為通用電氣公司塑膠部門一個冉冉升起的管理新星。 1960年，韋爾奇在獲得伊利諾伊大學化學工程博士學位之後，他同時得到了3個工作機會。他選擇了通用電氣公司。 “公司位於馬薩諸塞州，那是我的故鄉，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意味著回家。聽起來有點可笑，但在當時這種想法是很實際的。”

　　韋爾奇和他的第一個新娘開著大眾汽車公司的甲殼蟲（Volkswagen Beetle）從他的故鄉行駛了160英里到匹茲菲爾德（Pittsfield）。這輛汽車是韋爾奇的父親送給他的畢業禮物。在這裡，韋爾奇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全職工作，每年的薪水是10 500美元。在一名實驗助理的幫助下，韋爾奇開始了他的研發工作。但是不久，他就開始負責運營一個小項目，將一種全新的材料向社會推廣。在與為大眾所喜愛的陶氏化學公司和杜邦公司的產品競爭中，韋爾奇幫助通用電氣公司塑膠產品部門大幅提升了其產品業績—從800萬美元提升到10億美元。韋爾奇也在研發部門營造出一種自由的氛圍： “在早期塑膠產品中，我們的產品比較好—顏色鮮艷、討人喜歡，比其他產品都好。但是，我們從來都不驕傲自滿，因為我們驕傲不起—無論對客戶、對投資者，還是對競爭對手。”

　　韋爾奇所製造的產品顏色和韌性的配方方面有一些問題，於是，他沉下心來解決這些問題。很快，他就取得了進展。而到第一年結束時，通用電氣公司只是按標準給他增加了1 000美元的薪水。要個解釋嗎？每個人都是這樣，無論是表現好的職工還是表現差的。韋爾奇非常不滿，於是，他在芝加哥的國際材料和化學公司找到了另一個職位。但就在他準備離開的前一天，通用電氣公司的副總裁，魯賓·古托夫（Ruben Gutoff）決定讓他做更多的工作，並給他漲了工資，從而留住了他。“有人對我說：他們喜歡我。”韋爾奇說。

　　1968年，韋爾奇成為通用電氣公司最年輕的總經理。那年他33歲，是塑膠製品Lexan和Noryl生產和銷售部門的主管。韋爾奇讓那些嬰兒奶瓶、汽車和其他小部件的製造商瞭解，利用塑料製品來製造這些東西，不但便宜、輕便，而且耐用。在這之前，塑料製品的用途很少。他親自過問每一個可能的市場，甚至說服一名研發人員將金屬包層的烘烤機換成塑料的。他的團隊開發了一則電視廣告：一頭公牛從瓷器店衝過，幾乎所有的東西都粉碎了，除了用Lexan製成的盤子。廣告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從汽車到飛機，到軟飲料瓶，塑膠被各行各業廣泛接受，現在大多數的消費者已經不會再費心去考慮其他的替代材料。 “我很有幸能夠加入到通用電氣公司的團隊中來，在這裡，我就像唯一的一名雇員。於是，我雇用了我的第一個技術員。我是雇主，是國王，是王子—你明白了嗎？我帶我的雇員回家，把他介紹給我的家人，他認識我的孩子們。我們從小規模試驗廠開始，當我們有更多資金的時候，我們雇用了2個、3個、4個技術人員。所以，這是個很少見的突破—從化學的一個方面開始，然後說，‘去做些這之外的事，傑克。’記得我和技術員兩個人去五金店，買零件來組裝成一個鍋。人們都在談論不同階層人們之間的交流問題—就像我們一樣。我們兩個人充分交流。我們將其稱為家庭雜貨店。在這裡,我們是朋友。而當我進入通用電氣更高層部門後，發現官僚現象更加嚴重—管理人員以及所有的員工—氣氛並不友好。商業行為不應該是那樣的。商業行為包含著想法和樂趣、激情和慶功，所有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生命中最激動人心、最令人難忘的時光，是作為團隊的一員去開拓匹茲菲爾德以外的塑膠產品市場。在那種環境中，官僚主義完全行不通，因為快速流動的水不會結冰。”

　　37 歲時，韋爾奇成為價值15億美元的器件和材料集團的項目主管。管理範圍包括通用電氣所有的塑膠產業和醫葯產業。儘管其他的項目主管都遷到了位於康涅狄格州費爾菲爾德的公司總部，韋爾奇卻抗議說： “我留在馬薩諸塞州的匹茲菲爾德，經歷各種各樣的提升。1974年，所有其他的主管都一同搬到費爾菲爾德去了。我自己和我所帶領的班子成員，格哈德特·紐曼恩（Gerhardt Neumann）—他打理髮動機業務—（他是）一個有傳奇色彩的德國人。他忠於自己的崗位。另外，還有一個一直支持我的副總裁赫姆·威斯（Herm Weiss），他作為偉大的運動員和商業人士榮登了《體育》（Sports）25周年的封面。我來到（總部），問我是否可以繼續留在匹茲菲爾德，他同意了。里格·瓊斯（Reg Jones）暴跳如雷。他說，‘你……你怎麼能去問他？你應該來問我才對。’因為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不想讓他們變換成長環境。我便留在匹茲菲爾德的一家酒店裡指揮著大批團隊。”

　　韋爾奇在辦公室裝了部專線電話。他的團隊中所有採購代表都有這個號碼；如果買家在價錢上向供應商做出讓步，他就可以打這個專線和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韋爾奇會提取一點回扣給這個代表，或者做些他能做的其他事情。隨即，他還會親筆寫一封感謝卡給他。對於韋爾奇來說，這是個成長期，他說，所有人都應該在如塑膠或金融服務這種快速成長的公司中工作： “通用電氣公司有好的部門，也有不好的部門。我常常為那些在差的部門中工作的人們感到遺憾，因為他們從沒有看到過好的部門是什麼樣子。他們所做的真正的事情就是在葡萄園中不停地辛勞。他們總是把自己與直接的競爭對手比較。所以，如果他們的回報是9，而他們的競爭對手只有7，他們就做得很好。事實上，他們應該做到15，這確實是很難理解的。”

　　註：2007年，韋爾奇的繼任者傑弗里·伊梅爾特將通用電氣公司的塑膠製品部門賣給了位於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Riyadh）的沙特基礎工業公司（Saudi Basic Industries Corp.）。儘管韋爾奇的成功之路看起來很不尋常，但這是通用電氣公司的特色，管理顧問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說：“通用電氣公司內部每一個重要的成長，從高科技渦輪機到通用信用卡公司（GECC）以及通用信息服務公司（GEISCO），都經歷了激烈的競爭，在臭鼬工作組工作總是處在或者略微超出通用電氣公司的日常政策和中心系統。”39 接下來，韋爾奇被任命為消費品和服務領域的高級副總裁以及首席執行官。同時，他還擔任了通用信托公司的副董事長。韋爾奇一家在匹茲菲爾德17年之後，終於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費爾菲爾德。在那裡，高層的工作誘惑著韋爾奇： “1977年，里格打來電話說，我們要去新的機構；他說這是‘一場比賽’，但對於我而言，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他告訴我說，‘如果你現在不過來，你就會被排除在比賽之外，所以，你一定要現在就過來。’這樣，我就搬到了那裡，開始乾這件事情。我下定決心，我要成為董事長。我想這麼做。過去兩年的時間中，他們任命了3個副董事長；兩年之後，我被任命為董事長。”

　　以下是這個故事的里格·瓊斯版本：“我對他說：如果你想在馬薩諸塞當個土包子，那就繼續做你的小執行官，每個人都會聽從你的命令；但是，如果你想乾出點名堂來，你最好現在就到這個真正的競賽場上來。”

　　競爭演變成了對管理權的激烈爭奪。在所有候選者當中，韋爾奇是最不被看好的。通用電氣公司的人們稱他為“圈外人”，甚至是“野人”。在一次工作評估中，韋爾奇毫不諱言他想成為通用電氣公司的CEO，但同時也承認，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在社交技巧上多下工夫才行。儘管如此，瓊斯還是喜歡他所看到的情況：“我們需要能對商業風險深思熟慮的企業家—同時，深知如何與更大圈子的實體和諧共處。我們所需要的知識與並不複雜的管理相去甚遠。”

　　1980年 12月，公司宣佈韋爾奇成為通用電氣公司的董事長，他擊敗了另兩名候選人，是在從事核發動機的50歲的愛德華E.伍德（Edward E. Hood）和58歲的物理學家約翰F.伯林格姆（John F. Burlingame）。韋爾奇說， “我想我是今天全美國最幸福的人，我的確是最幸運的。”43 45歲時，韋爾奇就是通用電氣公司最年輕的首席執行官，他說：“華爾街認為我們是機電時代的老男孩，但是，現在他們將要看到的是我們是否有能力使世界進入到電氣時代。我們要讓他們知道通用電氣公司是微電子技術革命確定的贏家，而不是犧牲品。你們大家必須全力以赴來迎接我們的技術復興。”

　　儘管韋爾奇向他的前任長官里格·瓊斯表示了足夠的尊敬，他還是很快就瞭解到他並非瓊斯。比如說，韋爾奇曾說如果管理節奏不足夠快，他就要“口出惡言”，這樣的話是不會從出生在英國紳士家庭的瓊斯口中說出來的。瓊斯和韋爾奇都很有個性，但是不同的個性。“如果好萊塢拍通用電氣公司題材的電影，那麼，瓊斯應該由大衛·尼文（David Niven）來演，而韋爾奇則是斯賓塞·屈塞(Spencer Tracy) 的角色。”巴倫的發言人解釋說。

　　韋爾奇說他自己毫無野心；雖然他行事比較莽撞，還是感覺到乾這個工作有一些受到脅迫： “你管理一個部門時，最開始總是會感到恐懼。你怕自己會搞砸。”

　　時光如逝，韋爾奇已沒有太多的時間來緬懷過去，但他還是回顧了早期在通用電氣公司的工作： “那些日子，我簽署文件，滿桌子的公文紙，坐在會議桌前開會，回到家覺得什麼都沒有做……我會想起當塑膠製品行業新興起時……那時就像個暴發戶……閃閃發亮……一群狂躁的人。每天回到家，如果能回家的話，知道今天做了大事情或者至少在嘗試做大事情。這很棒，這就是我們想要建立的氛圍，或者說重新建立在公司的每一個部門中。”

　　當然他偶爾也會有效率不高的時候，但這樣的情況並不會持續很長時間，而且也不會阻擋他的熱情：“我不是喜歡這個工作。我是熱愛這個工作。我喜歡商業活動，喜歡一天到晚和一群充滿陽光和活力的人在一起—我喜歡這個團隊，因為這是我一手建立起來的。自然地，和他們相處了這麼久，他們已經是我的朋友……昨天，我整天都在動力系統部門；前天，我在飛機發動機部門聽取（發展計劃）；大前天，我在塑膠部門。之後，上周三，我去了 NBC。我們周末時收購了一家動力公司。我們周末收購了一家保險公司。我們在周末和工會簽訂了一項為期3年的合同。非常成功……我們連續取得了6項成功，沒有一個失敗。所有的周末我們都在工作。另一個組的成員在從事合併的事宜。這是一個完整的系列，你知道。真是有意思。”

　　做這份工作，就完成它 管理GE每天要花多長時間？ “我花了足夠多的時間來完成工作。”

　　回到上面所說的話題，韋爾奇以在踏步機上快速行走3英里的路加3英里腳踏車開始了他的一天。早上7點剛過，就會有一輛轎車專程接他到公司上班。他在公司董事會，一整天都在處理通用電氣公司的事務。韋爾奇常常乘坐公司的Sikorsky直升機到位於洛克菲勒中心的紐約事務所或者克勞頓管理學院的培訓中心。他每年至少到歐洲兩次，通常是在春天，去視察通用電氣公司的分公司。在巴黎布裡斯托爾飯店（Hotel Bristol）開會時，韋爾奇接見了歐洲部門的經理人。到了秋季，他會去遠東待上幾個星期，併在那裡接見亞洲的經理人並考察公司的營運情況。 “我每周都會和部門主管通一次電話，問‘你做得怎麼樣？’看，我們聯繫很密切吧。我們相互瞭解、相互欣賞。我們是身價600億美元的街角雜貨店公司。可能這種說法聽起來比較傻，但是，這裡確實是很多人都喜歡的樂土。”

　　每次開會，當做出一項決定時，韋爾奇都要大吃特吃新鮮的水果和蔬菜，並一邊拿著草莓或胡蘿蔔條，一邊比划著強調重點。他會在餐巾紙上潦草地作筆記，也會在成堆的資料中翻找出他用來說明的圖表。韋爾奇總是不停地走來走去。儘管他是信息時代的領跑者，但在工作中，他從來不用個人電腦： “我不需要個人電腦。我不知道我用它來做什麼。”

　　當被問及裁員及超負荷工作時，韋爾奇面不改色： “如果有人告訴我，‘我每周工作90小時’，我會說，‘你大錯特錯。我周末去滑雪；周五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參加聚會。’你做同樣的事情，或者，你做得比較糟糕。寫下能讓你一周工作90個小時的20件事，其中有10件都是沒有意義的—或者說是可以由其他人替你做的。”

　　尋找合適的經理人並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是韋爾奇最重要的任務。1981年，韋爾奇接任總裁之後，他為眾多的經理人鋪路，有將近500人。理查德·斯通斯佛（Richard Stonesifer）曾是通用電氣公司家電部的總裁和首席執行官，現已退休，他說，韋爾奇支持給管理人員加薪—130～140人，和支持增加其個人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那些只是一些細節。他的真正的工作，是不同的： “我的工作就是找到好主意，將它們放大，然後以光的速度在公司內部推廣。”

上一章：《傑克·韋爾奇如是說》 十年　　返回目錄：《傑克·韋爾奇如是說》　　下一章：《傑克·韋爾奇如是說》 領導者的素質　　 __NOKEYWORD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