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流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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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增长是指国民经济中商品流通产出水平的不断增长或提高。
商品流通增长意味着一定时期内从事商品流通的劳动者创造出更多更有用的经济成果，也即商品流通对国民经济的产出贡献量不断增加。同时也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投入规模扩张的程度。商品流通投入规模通常是指流通领域现有劳动力、资本以及网点、设施等要素投入的数量水平。
商品流通同其它经济活动一样也存在投入产出关系。产出的价值由商品流通活动的转移价值和新创造价值两部分组成，通常体现为各种价格差、佣金及代理费等。
1．商品流通增加值，是指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活动创造的、以货币单位计量的最终成果，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构成之一，也是商品流通增长的最主要计量指标。
具体有生产法和收入法两种计算方法。生产法是将商品流通总产出减去各项中间收入；收入法是将各生产要素在商品流通活动中应得的收入份额相加，即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税金和企业盈余四项之和。利用这一指标，可以测算商品流通的实际产出水平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出贡献，全面反映商品流通的发展规模、水平和增长速度。
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经由各种类型商品流通机构（包括生产者设立的附属商品流通机构）的营销活动进入最终消费领域的商品价格总额。
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包含有商品流通机构的购进价格总额，不能直接代表商品流通的净产出，但是对其逐年变动的计算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商品流通产出的变化趋势。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批发和零售业销售额+餐饮业销售业+新闻出版业销售额+邮政业和其他服务业销售额
我国在1992年及以前使用的统计指标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农业生产资料销售额之和。
3．商品流通从业人员数，是指截止到各年年底商品流通领域的从业人员数量，主要反映流通领域劳动力的投入数量。
直观上判断，商品流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商品流通自动化、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从业人员规模的变化大体上与整个商品流通投入规模的变化同步。因此，通过计算商品流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也可以有效地度量商品流通投入规模的扩张情况。
4．流通资本总量，是指商品流通活动中实际占用的各种有形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对分析商品流通增长的效益极为重要。
5．流通网点数，是指从事商品流通经营业务的自然单位的数量；凡具有独立固定的营业场所，配备一定的业务人员，不论规模大小及是否单独核算，均属于一个网点。
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效益及产业结构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商品流通产出的高速增长。
1．商品流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持平，均为9．9％，这使得改革前商品流通增长（4．3％）滞后于国民收入整体增长水平（6．0％）的局面得到彻底改观，尤其是1979—1988年期间，商品流通增长的速度更是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说明商品流通在改革初期获得了可观的增长动力。
2．改革前商品流通长期不受重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得到扭转，特别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流通网点数量获得发展，改革前26年平均每年递减5．5％，而在改革初期的1979—1983年却以惊人的年递增37．2％的速度迅猛增长，网点数量由1978年的116．5万个激增到1996年的1857．7万个，商品流通从业人员的年均增长率也由改革前的0．7％升至7．9％。
第一阶段(1979一1983年)，商品流通投入指标与国民经济产出指标的增长大致协调，而产出指标（主要是商品流通增加值）的增长则比较快，说明这一时期商品流通增长的效益趋于好转，商品流通增长机制较改革前出现一定的良性化发展趋势。
第二阶段(1984—1988年)，商品流通产出增长明显过快，不仅高于商品流通从业人员和流通资本总量的增长率，而且也高于国民经济、商品市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速度。这种异乎寻常的增长一方面要归结于流通体制改革深化（从1984年起开始的国有流通企业扩大经营权试点、两步利改税、承包制和租赁制及以“三固定”为特征的传统流通体制的打破）导致商品流通产出效益的提高；另—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由于价格改革（1984年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以及1985年1月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价格全面放开）、中央权力下放以及地方财政实行“包干制”，加工工业尤其是轻工业超速扩张，同时社会集团购买力严重膨胀，这些因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直接推进了商品流通产出的增长。
第三阶段（1989一1992年），商品流通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其中，商品流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跌至0．8％，1989年和1990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商品流通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大大减缓，由前一阶段的9．6％降至4．0％，流通资本总量由于固定资产从投资到形成的滞后性没有出现下降，反而上升0．2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均低于前一阶段，其中尤以反映商品市场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下降最为明显，显然商品流通增长的剧烈受挫与国民经济的紧缩政策相关。1989年以后因总需求受到紧缩政策的抑制，商品流通增长的速度随之放缓，这进一步说明这种增长在相当程度上还是由需求因素所推动。
第四阶段(1993年以来)，商品流通增长的速度虽有明显恢复，但是仍显著低于国民经济和商品流通投入的增长。进入1993年以后，治理整顿结束，经济体制改革在价格、投资、企业制度等方面得到全方位的深化，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商品市场的发育进程大大加快，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得以明显改观，市场信号的准确度也随之提高，各种所有制形式和各种经营形态的商品流通组织在商品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由前一阶段的7．7％提高到11．6％，商品市场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分别有明显的增长和提高；而与此同时，商品流通投入的增长速度也随之出现上升态势，其中以商品流通网点的增长最为显著，由前一阶段的2．0％上升到12．0％。但是，商品流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虽也有提高，但却不及各项国民经济增长和商品流通投入指标的增长，说明商品流通增长较为滞后而且增长效益仍然较低。
1．我国商品流通产出增长显著较快。在历史同期除中国之外的18国中，商品流通增加值增长最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也只达到8.9％的水平，比我国低1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商品流通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1.8%—3.7%，其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大致介于上述两种水平之间。另外，表还显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19国中也属最高，表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迅速提高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商品流通的增长。
2．我国商品流通增长缺乏适当的超前性。从上表还可看到，各国商品流通产出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速很接近，没有明显的偏离现象。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两个速度比发展中国家更接近。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大致结束、产业结构基本稳定为背景，因而具有合理性。考虑到中国商品流通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滞后发展及由此导致的商品流通GDP份额严重偏低 (1978和1996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为7．3％和6．8％)，所以在改革以来的不同阶段内商品流通增加值与GDP增速虽有较大幅度偏离但整体上仍然持平的状况(均为9．9％)，却并不具备同样的经济意义。中国需要的是，在保持各种增长比例关系大致平衡的前提下优化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商品流通增长需要保持适当的超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