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仪式观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传播的仪式观（Propagation of Ritual Views）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在吸收芝加哥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英尼斯、麦克卢汉以及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在“传播的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神圣仪式”，与主流的“传递观”不同的是，仪式观考察的不是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扩散，而是通过信息的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一个共同体维系；它强调的不是控制与权力，而是共享与交流。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强调的是从仪式的视角出发，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更为本质的理解传播的概念与意义，主要表达的是一种传播观念或理论的文化指向。

　　当前传播理论的整体研究中主要存在两个重要的向度，即社会取向的传播研究和文化取向的传播研究。美国主流传播学从社会向度考虑传播问题，因其受到战时环境和行为科学的影响，坚持认为传播就是要改变认知与态度进而控制行为。因此，传播学是为实现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而服务的。

　　而詹姆斯·凯瑞在借鉴芝加哥学派、北美技术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倡导传播学的文化研究取向，提出了仪式传播思想。而其传播思想的核心就是在对传播观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传播的“仪式观”。詹姆斯·凯瑞在1957年第二期《传播》杂志上发表《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一文首次提出传播的“仪式观”，用来区分传统传播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的“传递观”。其以“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将传播视为文化，认为传播是维系社会存在的纽带，指出传播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信息传递，更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得以维系的一切仪式性活动。

　　在此基础上，詹姆斯·凯瑞提出了自己对传播的定义，即“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它是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定义中指出仪式观中的传播主要有两个特征。其一，传播具有社会性。传播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对现实的创造与解读的过程，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其二，传播的表征性，即传播是一个符号过程。因此，通过传播形成的符号系统成了现实的表征。

　　（一）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仪式观：

　　以仪式观的角度来看，电视媒介呈现的媒介事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受众被“邀请”来参与的一种“仪式”，一种“文化表演”的仪式。仪式也时刻呈现在报纸中。对于受众而言，每天翻开报纸便是一种仪式、一种习惯。此外，人们选择图书馆作为阅读场所，就仿佛信徒进入教堂，带着对知识的崇拜和敬仰走进去，无意识地进行着阅读仪式。电视、报纸等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渠道，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仪式观：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备信息膨胀化与碎片化相统一、空间虚拟化与渠道多元化相结合等特征，传播的权利不再属于某个特权阶层，市民报道和草根报道相继出现，在这种新语境下，传播的仪式观出现部分消解。

　　1、脱离强烈的仪式感。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处在分离的环境中，只通过共同的平台或者某一件重大的事件描述自己的世界观，分享共同的情感，已然脱离强烈的仪式感。

　　2、仪式的娱乐化。通过各大视频网站的弹幕，受众边观看视频边与他人及时互动，且大部分为剧情的吐槽。主观上更多的是一种游戏的心态，抛弃了原有宗教仪式中的肃穆与庄重。

　　1.提出一种新的传播本体观——仪式观

　　传播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将“信息传递”作为传播的本体，围绕信息传递的主体（传者）、内容、媒介（渠道）、客体（受众）和效果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传播的本体问题从未受到过怀疑。传播的仪式观是一种新颖的传播本体观，本体问题也是传播研究的元问题，决定着传播学发展路径、方向和内容结构，正如凯瑞所言，“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对传播的基本立足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作为传播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学研究指向一片新境地。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表示他对传统传播学研究的不满和矫正。他意识到“传播的传递观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占据美国思想的主流地位”，并发现“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术语对这一观点的表达已经黔驴技穷，已经成为一种经院式的东西：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他认为这样的研究只能裹足不前，因此为了使传播学重获生机，就“应该从生物学、神学、人类学及文学中的一些知识材料中另辟蹊径，以免像现在一样原地打转”。

　　提出传播的仪式观还可能与凯瑞在字里行间流露的对传递观的传播伦理的批评有关。传递观依托于近代通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与19世纪人们渴望利用传播和运输，以扩大对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广大人口的影响、控制与权力有关”。在晚年与得意门生格罗斯伯格的对话中，凯瑞明确表示：“我反对传递模式包含有政治意图。”他赞同哈罗德·英尼斯有关电子革命的观点，英尼斯认为，空间偏向的电子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文化和政治领域集权化和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威胁着人类的自由和文化生存”。电子技术的发展体现了传播的传递观，背离了凯瑞一贯恪守的民主和对话的社会理想。

　　2.把文化视角导入美国传播学研究

　　传播的文化观，突破了占主导地位的、所谓效果研究范式的经验主义“堡垒”。传播不像传递观所主张的是个科学问题，而是人文问题，传播是人类文化的参与、创造、共享活动。他说：“至少从文化科学常常更忠实于人的本性和经验这点看，把传播学的目标设想为文化科学较为合适，且更具有人性。”国内有学者也指出，传播的仪式观“强调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与传播，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传播都是情境化、在地化和具有文化特殊性的，而不是科学的普世的”。传播问题应为文化问题，属于文化研究范畴。传播的文化模式是“大众传播的狭隘定义退却的信号”，“表明传播界重新界定了传播领域的疆界”。传播研究不再局限于大众媒介和效果研究，不再只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符号行为的互动。这就克服了处于上升态势的传统传播学的偏狭，拓展了传播研究的对象范围，也深化了其内涵和意义。传播的文化观“为传播学研究打开了巨大的空间，激发了许多传播学者的想象力”。

　　3.重新发掘了“传播”作为社会纽带的原有意涵

　　通常意义上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传播概念，并非传播的原有之意，而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具体来说，是伴随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崛起而流行的。凯瑞提请人们注意，“传播”一词与“社区”或“共同体”、“共性”、“共有”等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它们“在古代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这说明社区的存在以及人们彼此分享共同感，是通过传播而实现的，传播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在古语中，传播具有社区纽带之意。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宗教仪式日趋式微，日益为世俗的功利性活动所取代。现代运输和通讯工具快速发展，使人们倾向于将传播与这些具有功利性的新技术联系在一起，传播最终丧失其原本作为社会纽带的含义，取而代之的是偏重信息借助这些新技术的空间传递，以及货物和人的空间位移，传播的传递隐喻也因此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传播的仪式隐喻淡出人们的观念意识。

　　杜威不仅认识到传播与社会的关联，而且意识到传播与传递的不同。他说：“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杜威有意将“传播”与“传递”两个词分开且并列使用，有研究者指出，“杜威用‘传递’代表‘发布信息的行为’，用‘传播’代表‘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用杜威自己的话说，“在共同、社区和传播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杜威认识到传播与共享的一致性，进而注意到“传播”与“仪式”之间的密切关联。凯瑞的仪式观与杜威的传播思想一脉相承，他说，“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传播的仪式观着重传播的社会整合意义，重新发掘了传播作为社会纽带的原有意涵。

　　4.注重传播的时间维度

　　仪式观强调传播“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因此，重申了时间维度在传播中的重要性。这里使用“重申”一词，因为雷蒙德·威廉斯和英尼斯都曾有过类似看法，凯瑞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威廉斯认识到传播具有空间和时间双重涵义，认为传播不仅指信息在空间里的传递，也指文化在时间上的传承。凯瑞强调传播的时间观，是为了制约现代社会过度膨胀的空间观。现代传媒技术助长了这种空间观，“它们扩大了接收的范围，却缩小了发布的范围。大量的受众能够接收，却不能直接做出反应或参与激烈的讨论。结果，现代媒介产生了控制巨大空间和庞大人口的潜在力量……通过在现代技术控制之外创造民主讨论与参与的途径，这种技术的偏向才能得到控制”。

　　5.侧重探究传播的意义和本质

　　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差异表现在多方面：传递观侧重传播的信息，仪式观侧重传播的意义；传递观侧重信息在空间传播的有效性，仪式观侧重社会在时间上的维系；传递观侧重权力和控制，仪式观侧重参与和文化。传递观或效果研究撇开传播的意义和本质，转而关注传播的后果，这就使得研究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有效的传播案例，传播效果成为支配注意力的标准。因此，那些设计得富有说服力的文本，可能产生令人担忧的说服效果的文本，或者致力于说服效果而对受众颇具吸引力的文本，恰恰最能吸引研究者的注意，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而富含美学价值，具有阐释功能和历史意义的文本，却受到冷落。由于传递观更多关注传播效果而不是审美，所以更倾向于研究卡通节目、色情画、暴力内容和广告，研究它们具有的潜在的有害性，而不是选择戏剧、音乐或文学，研究它们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性。而且，关注效果易于使研究变得碎片化、琐碎化，构不成研究的系统性。效果研究很容易把传播视为一种行动而不是互动，视为信息刺激而不是文化共享。这样的传播观运用于现实社会，传播便成为单向性的话语霸权。由于它注重操控效果，所以往往被政治、经济集团用于说服性信息传递，成为它们谋取私利的工具。凯瑞认为传播具有更复杂的社会功能，而不只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以仪式观而不是传递观审视传播，那么传播便是文化展演而不是信息位移，是公众参与而不是信息消费，是事物的意义或审美而不是信息传播的谋略或结果，是共享文化的召唤而不是信息传播的实效。在仪式中，人们不是作为受众，只有接受的份儿，而是作为主体参与其中；不是被动介入，而是主动成为其中一分子。传播的仪式观召唤回归事物的意义和传播的符号特性，回避传播作为运输和传递的物理隐喻。

　　1.存在轻内容、重形式的传播研究倾向

　　按照人类学的观点，仪式具有习惯性、形式化、超验性等特征。但凡重复性的、拘泥于形式的，同时又带有一定强制性和神圣化的人类符号互动过程，都是仪式性传播行为。“人类所有行为一定程度上都是仪式化的”。传播仪式观敏锐觉察到传递观所忽视的传播形式、程式、姿态等人类行为的象征意义或表意功能，但是由于过于注重传播形式，因此间接贬低了内容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从而走入另一极端，陷入传播的形式主义泥淖。传播的仪式观“犯下了”一个类似媒介环境学派的“错误”。媒介环境学偏重不同媒介形态对个人观念、行为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轻视媒介内容的作用，具有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传播的仪式观也轻视传播内容，不同的是，仪式观注重形式在传播中的意义。

　　2.难以解释传播权不平等的问题

　　传播的仪式观具有浪漫的、理想的乌托邦色彩。它把传播视为人们自愿参与的对话，在参与中被赋予平等的主体性。今社会依然存在着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分，传播者的角色并不是人们彼此间平等分享的。即便互联网为人人成为传播主体提供了技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仍有不少人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而不能享受到（网络）媒体近用权。对于传统媒介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媒体近用权更为悬殊。现实中大众媒介和话语权仍然掌握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人人平等地参与传播只是美丽的神话。在现代社会，经济实力雄厚或政治势力强大的利益组织通过操纵大众媒介，进而享受更多话语权，而弱势群体依然作为被动受众而存在，参与民主对话的机会十分有限。

　　3.难以解释传播引起社会冲突的问题

　　传播仪式观的乌托邦色彩还体现在，它强调传播促成人们和睦相处、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面，却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传播造成社会冲突的一面。“凯瑞的著作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群体（无论是完整的国家还是小社群）围绕共享符号凝聚在一起的可能性，但没有充分重视传播中实际存在的冲突”。社会生活的失序，包括分化、纷乱、冲突甚至战争，往往是由于不当传播而引起的。谣言和不良信息传播很容易引起社会恐慌和社会冲突。在媒体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大众传播造成社会分裂和冲突，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传播可能传递友谊，也可能传递敌意。在战争期间有效的传播策略既能起到团结盟友，也能起到树立敌人的作用。大众媒介被交战双方用于宣传战、心理战，成为离间敌军的有效武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的主战场发生在国际广播领域。这些事例表明，传播也是促成人际疏离和社会冲突的因素。

　　4.难以解释传播推动社会变革的问题

　　仪式盛行的社会，往往也是静态的、发展缓慢的社会，与空间偏向的、迅速变革的现代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仪式作为传播的隐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仪式“事关重复和循环、维持和保存、记忆和传统”。仪式重在接受规训而不是改变现状，它往往是保守的、历代不变的，通常人们会把仪式与世世代代的传统、稳定和秩序相关联。仪式通常作为社会静态平衡的维持力量和社会动荡的对抗力量而存在。然而回顾历史，传播也可能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尤其近代以来，每逢重大社会变革，党派宣传总是处于急先锋的地位。宣传引起人们思想变化，进而推动集体行动，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有的社会变革，是由传播直接导致的，比如在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过程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等西方媒体的煽动宣传起到直接导火索的作用。

　　1.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既然仪式观否定了传统的传播本体论，那么传播研究对象也该做出相应改变。传播不再是信息传递，至少不仅仅是信息传递，而是文化共享仪式。传播研究的对象不应再局限于信息传播及其效果，而应转向外延更广的人类社会符号互动的仪式性。

　　受到凯瑞的仪式观启发，罗森布勒提出“仪式传播”概念，把所有仪式视为传播，也把所有传播视为仪式，即仪式传播包含“作为传播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的传播”两种涵义。寇德瑞使用“媒介仪式”一词来指涉“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神话，意指媒介把自身建构为社会世界的中心或社会生活中心的入口。仪式观对传播研究的启示不应仅限于此，仪式观视角下的传播研究对象更广泛，应该包括人类所有符号互动行为，因为它们都是仪式的不同表现形式。既然传播是文化共享仪式，那么所有文化传承和分享活动都应纳入传播研究的范畴，这至少涉及到文化活动、教育传承，以及人际交往等社会生活。

　　仪式传播观的另一层涵义是，传播是一种仪式。大众传播、团体传播、人际传播的仪式性问题，也应成为传播研究的内容。以往传播学研究更多关注这些传播的内容和效果，对其仪式性的一面却鲜少注目，忽视了传播形式的一面。按照传播的仪式观，传播形式更为重要。中国传播学对此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同样题材丰富，大众媒介内容的仪式性，譬如，大众传媒的宣传性报道，《春晚》等电视节目，以及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等新媒体传播的仪式性，各种组织内部和外部传播的程式化和仪式性，各类人际交流的重复性、形式化和仪式性内容，等等，都可以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选题。

　　2.对社会生活的启示

　　社会生活离不开传播。根据仪式观，所有人际符号互动行为都具有仪式性，都是传播行为，因此，这些互动都具有仪式般的社会意义。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和谐相处不仅取决于彼此间语言等信息传递，还取决于各种形式化的、意义共享的，甚至重复俗套的行为举止。

　　中国思想家很早就开始研究仪式对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认为，“历史上，最早关于仪式的社会学思考是由中国思想家做出的。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强调，礼仪表现对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序言。孔子思想核心是“仁”，而“礼”则是实现“仁”的手段。孔子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礼仪，这与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关于仪式的论述相似。但是，“孔子的仪式是保守的；他试图恢复最早历史（指周代——作者注）的礼仪。并且孔子的仪式强调家长和国家掌权者的权威性”序言。孔子倡导“克己复礼”，是为了扭转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失序局面，通过不同场合不同人等彼此之间的礼仪规则，维系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尽管孔子礼仪思想没有明确礼仪与传播的关系，与西方仪式传播观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说传播的仪式观与孔子礼仪思想有渊源关系，但是在仪式维系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等积极功能方面，两者是相通的。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际关系的和睦。人际关系和睦离不开合理有效的信息传递，同样也离不开日常生活中彼此以礼相待的润滑剂作用。传播的仪式观对人们和睦相处和和谐社会建构同样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