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B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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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模型（Yang-Borlan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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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楊小凱和博蘭(Yang and Borland，簡稱Y-B模型)將熟能生巧的概念引入其模型中，闡述了熟能生巧與交易成本、分工演進及經濟騰飛的關係，闡釋了內生比較優勢可以通過熟能生巧即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的觀點。
他首先設定經濟系統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別的含義——分工中的熟能生巧，並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此外，它還放棄了新古典模型的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分離的假設。模型假定生產率增長是專業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的消費者一生產者交互作用的結果。當每個人都沒有太多的生產經驗，生產率很低，也不能負擔專業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成本，表現為自給自足狀態。隨著時間的推延，每個人積累了一些生產經驗，生產率有所提高，能承擔不太高的交易成本，開始從事一定程度的專業化活動。漸漸地，專業化熟能生巧加速了專業經驗積累，個人專業化生產率進一步提高，能承擔較高的交易成本，並選擇較高水平的專業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進的潛力被耗盡。Y-B模型的分析表明，分工的自發演進機制能產生內生增長。這種演進提高了每個人的生產率，同時降低了個人在社會中的獨立生存能力。
楊小凱和博蘭(Y-B) 模型有三種形式的熟能生巧。第一種是自給自足式的熟能生巧，它沒有分工和分工演進。第二種是分工演進中的熟能生巧。個人專業化的熟能生巧與分工演進的綜合效應可以加速全社會的學習速度和人力資本的累積速度，還能導致經濟的騰飛。這種騰飛可以是盧卡斯(1993) 所指的經濟奇跡。直觀地說，長期將時間精力分散於各種活動所獲得的某一方面的經驗與短期內集中精力於某一項活動，通過邊學邊乾和邊乾邊學所獲得的經驗是相同的。如果，熟能生巧沒有分工，那麼學習速度會下降。如果長期學習與分工不斷加深的專業化學習同時進行，那麼全社會的學習速度就會提高。第三種是沒有分工演進，但有高水平分工的熟能生巧。這種學習模式所帶來的人均真實收入增長率儘管為正數，但卻是下降的。
儘管Y-B模型所運用的控制理論和角點解的動態一般均衡在技術上顯得高深莫測，但是模型背後的故事卻是很淺顯的。這個模型假定生產率增長是專業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的消費者-生產者交互作用的結果。當每一個人沒有太多生產經驗，生產率很低，也不能負擔專業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稱成本。這是自給自足狀態；隨著時間的推延，每個人積累了一些生產經驗，生產率有所提高，能承擔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他開始從事一定程度的專業化活動；漸漸地，專業化熟能生巧會加速專業經驗積累，個人專業化生產率進一步提高，他能承擔較高的交易成本，並選擇較高水平的專業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進的潛力被耗盡。在自給自足狀態，人均真實收入增長率是下降的；當分工演進，它開始提高(騰飛階段) ；最終，當分工演進的潛力耗盡後，它開始下降(但為正數)。分工演進會增加市場容量(人均有效需求人口規模之積) ，每一種產品的生產集中度，市場一體化程度，個人專業化水平，交易成本占收入的比重，以及生產率。
這個模型不僅數學化了楊格的思想 --- 分工水平與市場容量相互關聯，供需是分工的兩個方面，而且還能解釋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在增長率方面的趨異和趨同兩種現象。儘管交易成本繫數的變化不是分工的自發演進必需的，但是當它下降時，分工演進將加速。例如，一國由於交易成本繫數較小(如地理位置因素，島國在貨物轉運方面就有低交易成本繫數) 比另一國較早進入分工演進過程，並且在後者仍處於自給自足狀態時前者早已開始騰飛階段，那麼兩國的增長率差異就增大。但是，當發達國家最終耗盡了分工演進的潛力後，那麼它與進入騰飛階段後進國家之間的增長率差異將趨同。在增長率趨同現象的觀點上，Y-B模型與巴羅和阿薩拉-伊-馬丁(1991，1992) 以及田村(1991) 相似；但在增長率趨異的觀點和證據方面，又與羅默(1986，1996) 和盧卡斯(1988) 一致。
Y-B模型還表明，當分工發展到很高水平時，一些專業生產者可以獲得由專業化熟能生巧所積累的侃價力。因此，即便沒有不確定，為了清除由專業化熟能生巧所引起的內生交易成本，很有必要簽定長期契約。然而，非正式觀察表明，高水平分工可以通過專業化的放大效應增強一些專家之間的競爭強度。高水平專業化意味著，專家的業績表現只要有微小的變化就能產生市場份額的巨大波動。這種波動的正效應可以抵消專業化熟能生巧為專家帶來的侃價力的負面作用。這個思想需要用另一個動態均衡模型精細化。王建國(1994) 以及王建國和楊小凱(1996) 已經在這個問題上有所收穫。他們把個人對相對地位的偏好參數引入到新興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證明個人追求相對地位可以提高分工水平。一方面，就象Y-B模型(1991) 是楊小凱模型(1991) 的動態版本一樣，博蘭-楊小凱模型(1995) 是史鶴凌-楊小凱(1995) 的動態版本；另一方面，就象賈德，羅默以及格羅斯曼和赫普曼的新增長模型是D-S模型和挨蒂爾的新貿易模型的動態版本一樣，博蘭和楊小凱的新興古典增長模型與賈德，羅默以及格羅斯曼和赫普曼的新增長模型之間的異同類似於新興古典貿易模型(楊小凱以及楊小凱和史鶴凌) 與新貿易模型(D-S和挨蒂爾) 之間的異同。
此外，黃有光和楊小凱(1997) 把克瑞普斯-威爾生的序貫均衡概念引入到楊小凱(1991) 的模型中，考察了不同分工模式帶來的信息收益與獲取信息過程中產生的定價成本之間的衝突關係。如果存在固定侃價成本或固定溝通成本(瓦爾拉斯式的拍賣者和個人之間的) ，那麼個人必定會在取得有關經濟組織的各種信息前權衡定價成本和期望信息收益。假設個人可以在一個時期內實踐一種分工模式，並根據最新信息用動態規劃方法最大化期望總貼現效用。瓦爾拉斯均衡由4個參數決定：定價成本繫數，運輸成本繫數，專業化經濟水平和貼現率。交易成本繫數和貼現率越小，並且/或者專業化經濟越高，那麼分工的演進和生產率的增長越快，分工多樣化模式越多，由定價系統所獲得的信息越多。這個引入了自適應行為，有限決策長度以及不確定性變數的模型，能夠說明分工與組織信息的共同演進。它不僅比無限決策長度的決定性內生增長模型更接近現實，而且更易於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