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維納什·迪克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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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維納什·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

　　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教授是當代數量經濟學研究領域的著名經濟學家。

　　阿維納什·迪克西特於1944年出生在印度孟買，1963年獲孟買大學理學(數學)學士學位，1968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77年當選計量經濟學會（Econometric Society）院士，自1981年起一直在普林斯頓大學任經濟學教授，同時被世界多所知名大學聘為客座教授，曾在加州伯克利大學、牛津大學任教。1992年當選為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院士，2001年任計量經濟學會會長，2002年任美國經濟學聯合會副會長，2005年當選國家科學院院士。

　　迪克西特曾獲多個獎項或稱號：1985年獲印度計量經濟學會馬哈蘭諾比斯紀念獎，1994年獲慕尼黑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傑出研究員稱號，2001年獲佈達佩斯大學馮·諾依曼經濟科學和公共管理學獎。

　　迪克西特最有影響的論文是他與斯蒂格利茨合作發表的《壟斷競爭和最優產品多樣化》(1977)一文，該文在經濟學界引發了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巨大浪潮。作為經濟學主流的新古典理論一開始是以完全競爭和報酬不變為基礎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來越表現出報酬遞增的特性，採用報酬不變假設的傳統新古典理論已無法描述現代世界貿易和經濟增長的現實。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們為具有報酬遞增特點的壟斷競爭（或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建立數學模型的努力因面臨多重均衡解的困境而一直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藉助特殊的恆定替代彈性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效用函數描述消費者對差別化產品的需求，並以此為基礎分析多樣化消費與差別化產品壟斷生產的報酬遞增性之間的對立統一，首次以嚴格的數學模型（即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簡稱“D-S”模型）解析斯密－楊格的報酬遞增思想的微觀基礎。D-S模型表明，消費者對多樣化消費的偏好及廠商在生產差別化產品上的無止境的規模經濟決定了在資源（收入和勞動供給）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將現有資源分配於有限種類的產品的生產既可以實現專業化生產帶來的經濟效率，又可以實現分工和由此而來的多樣化消費導致的更高的福利水平。但是，“當品種更為人們所欲求時，即當不同產品為不完全替代品時，將每一廠商的產出水平推進到窮盡所有規模經濟的程度，這樣的做法一般並不是最優的。”最優狀況只能是一定品種數量和一定程度的生產規模經濟的組合。隨著經濟中積累的可用資源（收入和勞動供給）的增加，現有品種專業化生產中潛在的規模經濟將被充分發掘。由於消費的無彈性，現有品種的消費將趨向飽和。此時，社會便將相對富餘的資源轉移到新產品的生產中去。新產品的引入一方面進一步擴大了消費者福利（或真實收入）；另一方面，由此而來的分工的擴展又為進一步發掘新產品生產的規模經濟的潛力開闢了空間。這就是由分工和市場容量（收入和勞動力）的擴展所形成的報酬遞增的迴圈累積過程，亦即楊格所謂的“分工一般地取決於分工”的報酬遞增的動態機理。

　　D-S模型的建立，為貿易和增長理論界的創新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平臺。20世紀80年代，作為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二次與第三次浪潮而崛起的新貿易與新增長理論無一例外地採用D-S壟斷競爭框架，其中，新增長理論則被稱為D-S模型的時間動態版本。20世紀90年代，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浪潮進一步擴展到經濟地理研究領域，由藤田、克魯格曼和維納布爾斯等人建立的一系列新經濟地理模型被稱為D-S模型的空間動態版本。D-S模型的深遠影響由此可見一斑。不僅如此，報酬遞增理論革命還為此造就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具有衝擊諾貝爾獎實力的一流經濟學家，如保羅·克魯格曼、埃爾赫南·赫爾普曼、保羅·羅默等。

　　迪克西特理論與新經濟的內在聯繫

　　在互聯網業，人們經常提到水泥加滑鼠。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係，遠沒有水泥加滑鼠外在結合這麼簡單。我認為，新經濟是舊經濟內部矛盾的產物，具體說是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矛盾運動的產物，強調多品種的範圍經濟是舊經濟中產生新因素的萌芽。研究多品種的經濟性，就成為研究新經濟發生學的重要問題。

　　循著這個線索，應該特別註意傳統理論中那些包含新經濟思想因素的理論。像安德森長尾理論這種典型的新經濟理論，背後是錢德勒“古老的”範圍經濟理論。但錢德勒是研究經濟史的，只談經驗，沒有建立數學模型。迪克西特正好提供了錢德勒背後的數學支撐，將品種這個維度，第一次數學化地引入經濟學內核。錢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正在形成一個新經濟理論軸心。

　　不懂經濟學的人，只要瞭解托夫勒關於“單一品種大規模生產轉向小批量多品種”這一說法，就會明白錢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這個理論軸心在說什麼。托夫勒的說法，內在隱含的正是一個“數量—品種”框架：以數量為豎軸，品種為橫軸，傳統工業化特征，品種上是少，數量上是大（合起來就是短頭）；新經濟的特征，品種上是多，數量上是少（合起來就是長尾）。D-S模型就是“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上的函數解析；長尾理論講的則是“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上的統計分佈（長尾理論名稱來源於“長尾分佈”這個統計學術語）。錢德勒講的則是“產品數量—產品品種”二維坐標系中的利潤選擇。區別在於，安德森通過統計講故事，聽眾是普羅大眾；錢德勒通過歷史講管理，聽眾是管理學家；迪克西特通過數學講經濟，聽眾是經濟學家。迪克西特可以算半個新經濟學家。

　　迪克西特講的是什麼故事

　　迪克西特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一方面規模經濟要求生產產品的種類越少、每種產品的產量越大，經濟性越好；另一方面消費的多樣化偏好又要求較多的產品種類數。市場會折衷這一兩難衝突形成一種壟斷競爭的均衡，內生地決定市場上的產品種類數。

　　代表過時的工業化的西方經濟學主流中，基本框架是數量和價格關係，遲遲沒有把品種這個維度作為內生變數，納入體系內核。錶面原因是一直沒有找到表述品種的數學方法（這一點被迪克西特於1970年代中解決後，情況有所改變），深層原因是理論上的不兼容。

　　傳統經濟學理論中所有具有新經濟萌芽因素的理論，如範圍經濟理論、新增長理論、羅默理論、區域經濟學、產業集群思想、空間經濟學、都與範圍經濟有關，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共同都涉及到多品種協調問題。楊格指出：“產業的不斷分工和專業化是報酬遞增得以實現過程中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必須把產業經營看作是相互聯繫的整體”。汪丁丁解釋知識經濟說，知識互補性的經濟學含義是：知識甲和知識乙單獨運用於經濟活動時各自獲得的收益的加總必定小於它們聯合運用於經濟活動時的收益。這是錢德勒範圍經濟定義的知識版。

　　深層的背景可以這樣理解：互聯網的特長在於協調，它的經濟作用是降低多品種的協調成本。如果多品種的經濟性得不到經濟學論證，互聯網的價值就始終進入不了經濟學視野。由此引伸出來的差異化、個性化、定製等一系列新經濟問題，就更找不到理論根據。而品種多樣化、或者說多品種的經濟性，是經濟學家能聽懂的新經濟問題的表述方式。

　　迪克西特本人並沒有使用範圍經濟這個術語，它把範圍經濟表述為另一種規模經濟。他沿著馬歇爾的傳統，用規模經濟表述範圍經濟，區別隻在外部規模經濟與內部規模經濟的不同。說迪克西特是半個新經濟學家，是因為他的理論是一種準新經濟理論。這點不同於錢德勒和安德森。

　　真正的新經濟理論與傳統經濟中的包含新經濟因素的理論（準新經濟理論）之間的區別表現為：第一，準新經濟理論把少品種與多品種的矛盾，理解為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即專業化生產與多樣化消費矛盾；新經濟理論進一步認為屬於生產內部（如少品種生產與多品種生產）和消費內部的矛盾。在這點上，錢德勒與安德森雖然數學上不如迪克西特，但認識比他徹底。第二，同樣強調產品多樣化現象，準新經濟理論認為證明的是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新經濟理論認為證明的是關聯化協調的作用。楊小凱大大發揮了迪克西特理論中傳統的那一面，把新經濟融合解釋成了舊經濟分工，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第三，同樣強調一加一大於二（Superadditivity）的報酬遞增現象，準新經濟理論把它歸功於專業化，新經濟理論把它歸功於打破專業化。第四，準新經濟理論依賴壟斷競爭框架，新經濟理論可以推廣到完全競爭框架。第五，對生產可能性邊界與無差異曲線的凹凸性的理解不同。

　　本來，分工離不開協調，協調離不開分工，爭論分工創造財富與融合創造財富，似乎會陷入雞生蛋、蛋生雞式的詭辯。但我認為，有一個判據，可以把誰為主導的意義顯示出來。這就是追問：品種越少，成本越低；還是品種越多，成本越低？這是錢德勒思考的問題，他比迪克西特與楊小凱站得更高。迪克西特的局限在於固化了“品種越少，成本越低”這個規模經濟假設，而沒有將互聯網現實中越來越常見的“品種越多，成本越低”內生於模型之中。這點遠不如不懂高級經濟學的安德森。

　　但不管怎麼樣，迪克西特第一次提供了品種多樣化的數學分析工具，為將來的個性化、差異化、定製化分析提供了進一步拓展的前提，為互聯網作用進入經濟學內核提供了可能，這個功績就已經很大了。

　　印度迪克西特、阿瑪蒂亞·森兩位諾貝爾獎級的經濟學家，都在新經濟的基礎理論層，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在前瞻性見識這個層面上，已經構成了印度國家競爭力的一部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全體一頭扎進第二次浪潮（工業化）過時問題中難以自拔，不往前看，見識上的差距是明顯的，把握不好上游機遇有必然性。

　　迪克西特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微觀經濟理論、博弈論、國際貿易、產業組織、增長和發展理論、公共經濟學以及新制度經濟學。他撰寫的一系列著作，均已成為經濟學相關研究領域的名著或經典教科書。在4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他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近150篇。

• 《經濟理論中的最優化》（1976）
• 《均衡增長理論》（1976）
• 《國際貿易理論》（合著，1980）
• 《不確定性下的投資》（合著，1994）
• 《經濟政策的制定》（1996）
• 《策略博弈》（合著，1999）
• 《非法行為與經濟學》（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