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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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

　　適應性效率是諾斯在理論研究的後期提出的重要概念，不僅在他本人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個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中有著深刻的影響。適用性效率考慮的是一個經濟隨時間演進的方式的各種規則，它有助於一個社會去獲取知識、去學習、去誘發創新、去承擔風險及所有有創造力的活動，以及去解決社會在不同時期的瓶頸的意願。在這一概念中，包含瞭如下幾個要點：

　　(1)適應性指的是制度規則對經濟隨時間演進的方式的適應性。

　　(2)所起的功效就是促優汰劣，獎勵成功，使效率低下的活動和組織無法生存。

　　(3)這一規則標準應由國家制定，國家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任務就是建立一系列的游戲規則，並將之付諸實施，以鼓勵全民充滿活力地加入到經濟活動中來。

　　諾斯“適應性效率”究竟是什麼? 我們需要對它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透視分析，以便於準確把握。這裡我們從與其相關的幾個方面的關係著手進行分析。

　　1.與制度規則的關係。

　　前面我們已經在概念中指出，適應性指的是制度規則對經濟隨時間演進的方式的適應性，這是說適應性是制度規則的重要內容。這些規則“將不僅決定何種經濟活動是可行的，會贏利的-而且還決定公司和組織的內部結構轉變的效率”。其中“那些用來鼓勵增長知識、培養有創造力的天才企業家的規則將尤其重要”’。

　　2.與配置效率的關係。

　　(1)不同之處：靜態與動態之別。配置效率是一套給定製度下的靜態概念，均衡邊際分析是它的應用方法，但它只能說明既有組織存在下的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的運行狀況，卻不能體現經濟動態的發展變化，而“適應性效率”是一個動態概念，可以用來表現持續良好經濟發展變遷的情況，強調的是靈活的制度機制對專業化分工及其組織形式選擇方向的影響。

　　配置性效率是短期經濟增長的標準，適應性效率則有利於經濟體制的演化，併在演化的過程中促進長期增長的經濟、政治、法律體制框架。要能有利於體制的演化，這個體制就必須有一定的靈活性和彈性，從而帶來經濟的長期增長。諾斯的適應性效率側重製度的靈活性和對長期增長的意義。

　　(2)二者的相關性：財產權。諾斯指出，“對配置效率影響很大的財產權原則與那些影響適應性效率的原則並不完全一致。財產權和建立在它之上的政治統治是現行的經濟活動的強大保障，但它們會妨礙革新和新形式的經濟組織的誕生”。“那些存在的公司、行業聯盟、農場組織等等，千方百計地要通過立法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通常是短期的)。長期這樣的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壓力，將使經濟滯後、僵化”。從而出現逆經濟的後果。由此可見，財產權對配置效率影響很大，但任其由市場機制自在自為，結果卻可能導致對經濟長期發展的束縛。

　　(3)適應性效率以資源配置效率為前提條件，以競爭和非中央決策為基礎。經濟活動可以分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兩個層次。在私人領域，破產法能夠做到促優汰劣，但在公共領域，因為缺乏競爭壓力，這樣難以成功地“消滅錯誤”，“現代政體的一個主要難題就是如何既在私人又在公共領域建立和推行有關適應性效率的標準”。適應性效率的作用就是幫助消滅錯誤，“這些適應性效率的規則將不僅鼓勵革新和替換，還將把所有失敗者掃地出門”。

　　制度之所以能夠引入經濟分析，就是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相應的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於從總體上降低交易費用(如貨幣制度和保險制度的產生)，因此交易費用的變化是對制度適應性效率衡量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樣問題的關鍵就是為促進經濟效率而不斷降低交易成本，諾斯並沒有具體分析適應性效率與交易費用之間的關係，但提出“適應性效率”概念卻是從交易費用之於全社會的經濟績效角度切入的。按他研究的邏輯，他認為“競爭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力量，但政治市場卻低效得多，再加上沒有類似的實施機制，所以政治市場的競爭是不充分的。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加上選民缺乏積極性)導致了意識形態的介入，實際上，達到效率的那些激勵往往被政治市場的結構和複雜性稀釋了”，因此，對交易費用的降低，他是區別對待的，在政治市場就不能藉助於市場競爭，而要強調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威的作用。而且反過來，認為制度安排對市場競爭及交易成本有極端的敏感性，能夠通過制度安排達到或接近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

　　根據諾斯對適應性效率的論述，適應性效率包括如下幾方面的內容：

　　1。組織機構創新的能力。諾斯認為制度演進是制度和組織相互作用的結果，是在經濟變遷過程中進行的，一方面通過組織或者單個人等博弈參加者在日常的經營選擇中重定契約和修正交換的行為規範而出現，另一方面表現為組織機構適應環境變化而不斷創新調整。一個經濟體制在多大程度和多大範圍允許其內部的各種因素如經濟組織、技術、生產方式和交易方式等自發地變動，也就是一個經濟體制的創新空間，體制所允許的創新的類型和創新的最大概率。

　　2。持續學習的能力。契約之所以修改、交換的規則之所以修正，是因為人們的認識發生了變化，而認識長期變化的根本原因是個人和組織的企業家所進行的學習。經濟變遷的速度決定於學習的效率，而經濟變遷的方向則決定於獲取不同種類知識的預期收益，而競爭參與者形成的智力模式決定著對預期的認識。智力模式是學習所建立和發展出的一種結構，藉助它去解釋感官所接收到的各種信號。智力模式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智力模式是內在的表現，它是為瞭解釋環境而從個人的認識系統中產生出來的-制度則是外在的(對心智而言)機制，人們創立它是為了建構和組織環境。智力模式沉澱凝結而成一定團體的共同信仰，這種隨時間而演進的信仰和制度並不能保證導致經濟增長，但體現在信仰結構體系中並由制度表達出來的激勵決定了時間進程中的經濟績效。信仰體系的演化是在分裂的政治和經濟單位的互相競爭中進行的，這些單位建立了經濟制度和政治結構，而後兩者又導致了現代經濟增長。

　　3.轉換的有效性。經濟轉變的困難是由政治市場的性質所決定的，而後者的基礎則是當事人的信仰體系。政治制度對經濟績效有著極大的影響，因為它們確定和實施了經濟規則。因此，發展政策的核心是建立能產生和實施有效產權的政治制度。而這要通過學習改變制度進而改變信仰體系而得到調整，但既得利益集團卻會百般阻撓制度的“適應性”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