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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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

　　适应性效率是诺斯在理论研究的后期提出的重要概念，不仅在他本人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中有着深刻的影响。适用性效率考虑的是一个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它有助于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瓶颈的意愿。在这一概念中，包含了如下几个要点：

　　(1)适应性指的是制度规则对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适应性。

　　(2)所起的功效就是促优汰劣，奖励成功，使效率低下的活动和组织无法生存。

　　(3)这一规则标准应由国家制定，国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建立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并将之付诸实施，以鼓励全民充满活力地加入到经济活动中来。

　　诺斯“适应性效率”究竟是什么? 我们需要对它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透视分析，以便于准确把握。这里我们从与其相关的几个方面的关系着手进行分析。

　　1.与制度规则的关系。

　　前面我们已经在概念中指出，适应性指的是制度规则对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适应性，这是说适应性是制度规则的重要内容。这些规则“将不仅决定何种经济活动是可行的，会赢利的-而且还决定公司和组织的内部结构转变的效率”。其中“那些用来鼓励增长知识、培养有创造力的天才企业家的规则将尤其重要”’。

　　2.与配置效率的关系。

　　(1)不同之处：静态与动态之别。配置效率是一套给定制度下的静态概念，均衡边际分析是它的应用方法，但它只能说明既有组织存在下的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的运行状况，却不能体现经济动态的发展变化，而“适应性效率”是一个动态概念，可以用来表现持续良好经济发展变迁的情况，强调的是灵活的制度机制对专业化分工及其组织形式选择方向的影响。

　　配置性效率是短期经济增长的标准，适应性效率则有利于经济体制的演化，并在演化的过程中促进长期增长的经济、政治、法律体制框架。要能有利于体制的演化，这个体制就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从而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诺斯的适应性效率侧重制度的灵活性和对长期增长的意义。

　　(2)二者的相关性：财产权。诺斯指出，“对配置效率影响很大的财产权原则与那些影响适应性效率的原则并不完全一致。财产权和建立在它之上的政治统治是现行的经济活动的强大保障，但它们会妨碍革新和新形式的经济组织的诞生”。“那些存在的公司、行业联盟、农场组织等等，千方百计地要通过立法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通常是短期的)。长期这样的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将使经济滞后、僵化”。从而出现逆经济的后果。由此可见，财产权对配置效率影响很大，但任其由市场机制自在自为，结果却可能导致对经济长期发展的束缚。

　　(3)适应性效率以资源配置效率为前提条件，以竞争和非中央决策为基础。经济活动可以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层次。在私人领域，破产法能够做到促优汰劣，但在公共领域，因为缺乏竞争压力，这样难以成功地“消灭错误”，“现代政体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如何既在私人又在公共领域建立和推行有关适应性效率的标准”。适应性效率的作用就是帮助消灭错误，“这些适应性效率的规则将不仅鼓励革新和替换，还将把所有失败者扫地出门”。

　　制度之所以能够引入经济分析，就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相应的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从总体上降低交易费用(如货币制度和保险制度的产生)，因此交易费用的变化是对制度适应性效率衡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问题的关键就是为促进经济效率而不断降低交易成本，诺斯并没有具体分析适应性效率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但提出“适应性效率”概念却是从交易费用之于全社会的经济绩效角度切入的。按他研究的逻辑，他认为“竞争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力量，但政治市场却低效得多，再加上没有类似的实施机制，所以政治市场的竞争是不充分的。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加上选民缺乏积极性)导致了意识形态的介入，实际上，达到效率的那些激励往往被政治市场的结构和复杂性稀释了”，因此，对交易费用的降低，他是区别对待的，在政治市场就不能借助于市场竞争，而要强调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的作用。而且反过来，认为制度安排对市场竞争及交易成本有极端的敏感性，能够通过制度安排达到或接近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

　　根据诺斯对适应性效率的论述，适应性效率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1。组织机构创新的能力。诺斯认为制度演进是制度和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进行的，一方面通过组织或者单个人等博弈参加者在日常的经营选择中重定契约和修正交换的行为规范而出现，另一方面表现为组织机构适应环境变化而不断创新调整。一个经济体制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允许其内部的各种因素如经济组织、技术、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等自发地变动，也就是一个经济体制的创新空间，体制所允许的创新的类型和创新的最大概率。

　　2。持续学习的能力。契约之所以修改、交换的规则之所以修正，是因为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认识长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经济变迁的速度决定于学习的效率，而经济变迁的方向则决定于获取不同种类知识的预期收益，而竞争参与者形成的智力模式决定着对预期的认识。智力模式是学习所建立和发展出的一种结构，借助它去解释感官所接收到的各种信号。智力模式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智力模式是内在的表现，它是为了解释环境而从个人的认识系统中产生出来的-制度则是外在的(对心智而言)机制，人们创立它是为了建构和组织环境。智力模式沉淀凝结而成一定团体的共同信仰，这种随时间而演进的信仰和制度并不能保证导致经济增长，但体现在信仰结构体系中并由制度表达出来的激励决定了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信仰体系的演化是在分裂的政治和经济单位的互相竞争中进行的，这些单位建立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而后两者又导致了现代经济增长。

　　3.转换的有效性。经济转变的困难是由政治市场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后者的基础则是当事人的信仰体系。政治制度对经济绩效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它们确定和实施了经济规则。因此，发展政策的核心是建立能产生和实施有效产权的政治制度。而这要通过学习改变制度进而改变信仰体系而得到调整，但既得利益集团却会百般阻挠制度的“适应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