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決策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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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決策困難一直是職業決策領域備受關註的焦點，關於職業決策困難的定義，國內外學者因關註點的不同而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取向。

　　首先是過程論，把職業決策困難看成是從準備到最終決策過程中，個體可能遇見的各種問題，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Gaf和Osipow Ll (1996)認為，職業決策困難是個體在做職業決策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難題，應從總體過程上對個體的職業決策困難進行考察。職業決策困難分為在決策過程開始前的困難和在決策過程中的困難，這些難題主要從兩個方面影響決策者行為：阻礙個人做出決策或所做的決策不是最優決策。

　　其次是缺乏論，把職業決策困難看成是由於知識、經驗、能力等方面的欠缺所引起的，持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Krumboltz (1976)認為，職業決策困難的實質是對決策的不滿意狀態，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有可能是個體與職業相關的各類經驗沒有達到要求，也可能是個體不知道如何運用一套系統的方法來完成職業決策。

　　第三種是決定論，將職業決策困難固定在個體進行職業決策過程中最後“敲定”階段上，國內學者彭永新和龍立榮持該種觀點，他們認為，個體在職業選擇過程中(進入階段或職業改變階段)，面臨最後決策時，不知道要從事什麼職業或從幾個職業中挑選一個時發生的困難就是職業決策困難。

　　1.Holland的觀點

　　Holland認為職業決策困難主要包括三類：①職業認同(identity)困難；②缺乏關於工作或訓練的信息；③環境或個人的障礙。

　　2.Fuqua的觀點

　　Fuqua等人對《職業決策量表》、《職業決策調查表》、《職業成熟度量表》和《我的職業情境量表》中的l3個分量表所包含項目進行因數分析，抽取出職業決策困難的3個因數：對職業和自我的信息、特質性決策困難和情緒的舒適度。

　　3.Stead和Watson的觀點

　　Stead和Watson分析了CDS、CFI、CDP的55個項目之間的關係，提煉出4個因數：決策困難、對職業和自我信息的需要、職業選擇焦慮和特質性決策困難。

　　4.Gati，Krausz和Osipow的觀點

　　Gati，Krausz和Osipow(1996)日以“理想職業決策者”模型為基礎，並按職業決策的不同階段將職業決策困難的結構作了分析，認為職業決策困難主要包括三個維度十個方面。它們分別是：①缺乏準備。細分為a．缺乏動機；b．猶豫不決；c．錯誤的信念。②缺乏信息。細分為d．缺乏決策過程的信息；e．缺乏自我的信息；￡缺乏職業的信息；g．缺乏獲得信息的方式。③不一致的信息。細分為h．不可靠的信息；i．內部衝突；j．外部衝突。

　　目前，國內外用於測量職業決策困難的主要工具是職業決策困難問卷，其他相關測量工具還有職業決策量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量表和我的職業情境量表等。

　　1.職業決策困難問卷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icahies Question—naire，簡稱CDDQ)

　　Gati，Krausz和Osipow於1996年提出了一個新的基於決策理論的職業決策困難分類。為了檢驗這個分類，他們開發了一個新的測評工具，即《職業決策困難問卷》，試圖在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之間尋求結合。該問卷包括34個項目，採用“完全不符合一完全符合”的利克特式9點計分。目前，國內沈雪萍(2005)、杜睿(2006)、劉長江(2006)、李西營(2006，2008)等人各自獨立對其進行了修訂，結果表明該問卷信效度良好，基本符合在中國文化背景下使用。

　　2.職業決策量表(Career Decision Scale，簡稱CDS)

　　職業決策量表(Osipow等，1976)的基本思想是先瞭解個人對職業和專業的確定性程度，然後瞭解個人職業決策困難的干擾因素，通過探討職業決策困難的情況，反映職業決策過程中的各個方面，比如確定性和清晰度。問卷共19個項目，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職業和專業確定性量表，共2題；第二部分是職業決策困難量表。共16道題；第三部分是一個開放式量表，讓被試陳述自己所關心、擔憂之事。第一部分的得分高，表明專業或職業確定性程度越強，第二部分得分越高，表明職業決策困難程度越大，兩部分呈負相關。

　　3.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量表(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icacyScale，簡稱CDMSE)

　　Taylor和Betz(1983)設計了CDMSE，用於測量個人成功做出職業決策時的自信程度，該量表的理論基礎是Crites(1978)的職業成熟度理論與Bandura(1986)的自我效能理論。CDMSE的內容結構選自於職業成熟度量表中的職業選擇能力部分，主要包括5個部分：準確的自我評價能力、收集職業信息的能力、選擇目標的能力、制定未來計劃的能力、問題解決的能力。每個部分10道題，共50題，採用“完全沒信心一完全有信心”的利克特式十點記分方式。

　　國內學者彭永新和龍立榮(2OO1)對該量表進行了修訂，最後保留了5個因素，39個項目。修訂後的量表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但重測信度較低，5個因素之間的相關過高，修訂的樣本仍需擴大。

　　4.我的職業情境量表(My Vocational Situation Scale，簡稱MVS)

　　該量表由美國心理學家Holland，Daiger和Power於1980編製，用來評估職業決策困難，為職業決策輔導提供診斷服務。根據理論分析，Holland等假定職業決策困難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職業認同困難、缺乏關於工作或訓練的信息、環境或個人的障礙。MVS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職業決策困難進行測量：① 職業認同；②對職業信息的需要；③做出選擇的現實困難。

　　1.國外職業決策困難的相關研究

　　國外的大量實證研究表明，職業決策困難與許多人口統計學變數(如年齡、性別、年級等等)以及心理因素(如決策風格、人格、情緒等等)有關。Gati和Saka(2001)的研究證實，在不合理的信念、內部衝突、外部衝突和總分上，男性報告的困難要大於女性；在不一致的信息方面，女性報告的困難高於男性；在外部衝突上，職業選擇困難隨著年齡而下降。Mau(2001，2004)的研究表明，在職業決策時更多強調家庭願望而不是個體願望的個體比其他的個體報告更多的困難，而大學生比高中生報告了更少的職業決策困難。Shilho S和Shenhav—shefer M(20o4)對職業決策困難和職業決策風格關係的研究表明，職業決策困難量表總分和理性決策風格呈負相關，和直覺決策風格呈中等強度的正相關。直覺決策風格和決策困難的三個具體類別缺乏動機、錯誤的信念和內部衝突呈正相關。Gati和Saka(2007) 的研究則表明，四個人格變數(一般猶豫不決性、自尊、特質焦慮、同一性地位)可以預測持續性的職業決策困難。義大利學者A．Di Fabio，L．Palazzeschi(2008) 對職業決策困難與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igence)的關係研究發現，情緒智力總分及其某些維度與職業決策困難的三個維度呈負相關，其中，情緒智力的內省維度(Intrapemonal dimension)對職業決策困難各維度的預測作用最佳。

　　2.國內職業決策困難的相關研究

　　國內的研究始於2000年龍立榮和彭永新對國外職業決策困難研究的介紹，之後隨著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增加，人們越來越來重視這方面的研究。總的來看，目前國內的研究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對職業決策困難問卷(CDDQ)進行修訂；二是對職業決策困難的影響因素從不同角度展開探索性研究。

　　杜睿和龍立榮(2006) 對CDDQ進行了初步研究，發現“不合理的信念”、“缺乏動機”和“獲取信息方式”這三小類職業決策困難在中國大學生中並無突出表現，予以刪除。最終問卷保留了22個項目，共7類職業決策困難。各分量表信度為．68到．71，總量表信度為．84。效度方面，修訂後的問卷可以成功地區分對職業選擇有無把握的人群，具有一定的區分效度，但聚類分析發現職業決策困難的結構與國外研究結果有所差別。李西營(2007 以1182名大學生為被試修訂CDDQ，結果顯示問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區分效度和效標效度，分問卷及總問卷的d繫數為．477—．872，但是他認為仍需要進一步結合我國的實際進行驗證。

　　李莉和馬劍虹(2004)的研究表明，畢業生在職業決策過程中的困難主要集中在問題解決部分，多因素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自我評估的四個維度對職業決策困難中的五個部分分別也有不同的影響。劉長江(2006)等人通過探討大學生職業決策困難狀況及其與職業決策效能之間的關係發現，大學生的職業決策困難程度較小，職業決策困難與職業決策效能存在相關。李文道(2007)等人採用問卷法對439名大學生的同一性與職業探索、職業決策困難的關係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同一性地位類型的大學生在職業決策困難上存在顯著差異，職業決策困難各維度得分及各維度平均分上大致呈現出同一性地位越高，職業決策困難得分越低的趨勢。沈雪萍(2007) 考察了團體輔導對特定職業決策困難干預的有效性，結果證明對於“缺乏決策過程的知識”和“缺乏自我的信息”兩類職業決策困難而言，團體輔導干預的效果是有效的。周潔(2008)採用修訂後的《職業決策困難問卷》，連同《大五人格問卷》以640名大學生為被試進行施測，結果表明，大學生職業決策困難的結構與Gati(1996)的構想一致，由缺乏準備、缺乏信息和不一致信息三個維度構成；大學生的職業決策困難處於中等偏下水平；大學生的職業決策困難在性別、年級、專業、是否受過職業輔導上差異顯著；人格對職業決策困難有預測作用外向性對缺乏信息有負向預測作用，其中宜人性對缺乏準備、缺乏信息有負向預測作用，神經質對缺乏準備困難、缺乏信息和不一致信息有正向預測作用，開放性對缺乏信息有負向預測作用，責任感對缺乏準備和缺乏信息有負向預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