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决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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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决策困难一直是职业决策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关于职业决策困难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因关注点的不同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取向。

　　首先是过程论，把职业决策困难看成是从准备到最终决策过程中，个体可能遇见的各种问题，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Gaf和Osipow Ll (1996)认为，职业决策困难是个体在做职业决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应从总体过程上对个体的职业决策困难进行考察。职业决策困难分为在决策过程开始前的困难和在决策过程中的困难，这些难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决策者行为：阻碍个人做出决策或所做的决策不是最优决策。

　　其次是缺乏论，把职业决策困难看成是由于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欠缺所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Krumboltz (1976)认为，职业决策困难的实质是对决策的不满意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可能是个体与职业相关的各类经验没有达到要求，也可能是个体不知道如何运用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完成职业决策。

　　第三种是决定论，将职业决策困难固定在个体进行职业决策过程中最后“敲定”阶段上，国内学者彭永新和龙立荣持该种观点，他们认为，个体在职业选择过程中(进入阶段或职业改变阶段)，面临最后决策时，不知道要从事什么职业或从几个职业中挑选一个时发生的困难就是职业决策困难。

　　1.Holland的观点

　　Holland认为职业决策困难主要包括三类：①职业认同(identity)困难；②缺乏关于工作或训练的信息；③环境或个人的障碍。

　　2.Fuqua的观点

　　Fuqua等人对《职业决策量表》、《职业决策调查表》、《职业成熟度量表》和《我的职业情境量表》中的l3个分量表所包含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出职业决策困难的3个因子：对职业和自我的信息、特质性决策困难和情绪的舒适度。

　　3.Stead和Watson的观点

　　Stead和Watson分析了CDS、CFI、CDP的55个项目之间的关系，提炼出4个因子：决策困难、对职业和自我信息的需要、职业选择焦虑和特质性决策困难。

　　4.Gati，Krausz和Osipow的观点

　　Gati，Krausz和Osipow(1996)日以“理想职业决策者”模型为基础，并按职业决策的不同阶段将职业决策困难的结构作了分析，认为职业决策困难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十个方面。它们分别是：①缺乏准备。细分为a．缺乏动机；b．犹豫不决；c．错误的信念。②缺乏信息。细分为d．缺乏决策过程的信息；e．缺乏自我的信息；￡缺乏职业的信息；g．缺乏获得信息的方式。③不一致的信息。细分为h．不可靠的信息；i．内部冲突；j．外部冲突。

　　目前，国内外用于测量职业决策困难的主要工具是职业决策困难问卷，其他相关测量工具还有职业决策量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和我的职业情境量表等。

　　1.职业决策困难问卷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icahies Question—naire，简称CDDQ)

　　Gati，Krausz和Osipow于1996年提出了一个新的基于决策理论的职业决策困难分类。为了检验这个分类，他们开发了一个新的测评工具，即《职业决策困难问卷》，试图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寻求结合。该问卷包括34个项目，采用“完全不符合一完全符合”的利克特式9点计分。目前，国内沈雪萍(2005)、杜睿(2006)、刘长江(2006)、李西营(2006，2008)等人各自独立对其进行了修订，结果表明该问卷信效度良好，基本符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使用。

　　2.职业决策量表(Career Decision Scale，简称CDS)

　　职业决策量表(Osipow等，1976)的基本思想是先了解个人对职业和专业的确定性程度，然后了解个人职业决策困难的干扰因素，通过探讨职业决策困难的情况，反映职业决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比如确定性和清晰度。问卷共19个项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职业和专业确定性量表，共2题；第二部分是职业决策困难量表。共16道题；第三部分是一个开放式量表，让被试陈述自己所关心、担忧之事。第一部分的得分高，表明专业或职业确定性程度越强，第二部分得分越高，表明职业决策困难程度越大，两部分呈负相关。

　　3.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icacyScale，简称CDMSE)

　　Taylor和Betz(1983)设计了CDMSE，用于测量个人成功做出职业决策时的自信程度，该量表的理论基础是Crites(1978)的职业成熟度理论与Bandura(1986)的自我效能理论。CDMSE的内容结构选自于职业成熟度量表中的职业选择能力部分，主要包括5个部分：准确的自我评价能力、收集职业信息的能力、选择目标的能力、制定未来计划的能力、问题解决的能力。每个部分10道题，共50题，采用“完全没信心一完全有信心”的利克特式十点记分方式。

　　国内学者彭永新和龙立荣(2OO1)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最后保留了5个因素，39个项目。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但重测信度较低，5个因素之间的相关过高，修订的样本仍需扩大。

　　4.我的职业情境量表(My Vocational Situation Scale，简称MVS)

　　该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Holland，Daiger和Power于1980编制，用来评估职业决策困难，为职业决策辅导提供诊断服务。根据理论分析，Holland等假定职业决策困难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职业认同困难、缺乏关于工作或训练的信息、环境或个人的障碍。MVS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职业决策困难进行测量：① 职业认同；②对职业信息的需要；③做出选择的现实困难。

　　1.国外职业决策困难的相关研究

　　国外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职业决策困难与许多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年级等等)以及心理因素(如决策风格、人格、情绪等等)有关。Gati和Saka(2001)的研究证实，在不合理的信念、内部冲突、外部冲突和总分上，男性报告的困难要大于女性；在不一致的信息方面，女性报告的困难高于男性；在外部冲突上，职业选择困难随着年龄而下降。Mau(2001，2004)的研究表明，在职业决策时更多强调家庭愿望而不是个体愿望的个体比其他的个体报告更多的困难，而大学生比高中生报告了更少的职业决策困难。Shilho S和Shenhav—shefer M(20o4)对职业决策困难和职业决策风格关系的研究表明，职业决策困难量表总分和理性决策风格呈负相关，和直觉决策风格呈中等强度的正相关。直觉决策风格和决策困难的三个具体类别缺乏动机、错误的信念和内部冲突呈正相关。Gati和Saka(2007) 的研究则表明，四个人格变量(一般犹豫不决性、自尊、特质焦虑、同一性地位)可以预测持续性的职业决策困难。意大利学者A．Di Fabio，L．Palazzeschi(2008) 对职业决策困难与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igence)的关系研究发现，情绪智力总分及其某些维度与职业决策困难的三个维度呈负相关，其中，情绪智力的内省维度(Intrapemonal dimension)对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的预测作用最佳。

　　2.国内职业决策困难的相关研究

　　国内的研究始于2000年龙立荣和彭永新对国外职业决策困难研究的介绍，之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增加，人们越来越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总的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职业决策困难问卷(CDDQ)进行修订；二是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从不同角度展开探索性研究。

　　杜睿和龙立荣(2006) 对CDDQ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不合理的信念”、“缺乏动机”和“获取信息方式”这三小类职业决策困难在中国大学生中并无突出表现，予以删除。最终问卷保留了22个项目，共7类职业决策困难。各分量表信度为．68到．71，总量表信度为．84。效度方面，修订后的问卷可以成功地区分对职业选择有无把握的人群，具有一定的区分效度，但聚类分析发现职业决策困难的结构与国外研究结果有所差别。李西营(2007 以1182名大学生为被试修订CDDQ，结果显示问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效度，分问卷及总问卷的d系数为．477—．872，但是他认为仍需要进一步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验证。

　　李莉和马剑虹(2004)的研究表明，毕业生在职业决策过程中的困难主要集中在问题解决部分，多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自我评估的四个维度对职业决策困难中的五个部分分别也有不同的影响。刘长江(2006)等人通过探讨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状况及其与职业决策效能之间的关系发现，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程度较小，职业决策困难与职业决策效能存在相关。李文道(2007)等人采用问卷法对439名大学生的同一性与职业探索、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同一性地位类型的大学生在职业决策困难上存在显著差异，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得分及各维度平均分上大致呈现出同一性地位越高，职业决策困难得分越低的趋势。沈雪萍(2007) 考察了团体辅导对特定职业决策困难干预的有效性，结果证明对于“缺乏决策过程的知识”和“缺乏自我的信息”两类职业决策困难而言，团体辅导干预的效果是有效的。周洁(2008)采用修订后的《职业决策困难问卷》，连同《大五人格问卷》以640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施测，结果表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结构与Gati(1996)的构想一致，由缺乏准备、缺乏信息和不一致信息三个维度构成；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在性别、年级、专业、是否受过职业辅导上差异显著；人格对职业决策困难有预测作用外向性对缺乏信息有负向预测作用，其中宜人性对缺乏准备、缺乏信息有负向预测作用，神经质对缺乏准备困难、缺乏信息和不一致信息有正向预测作用，开放性对缺乏信息有负向预测作用，责任感对缺乏准备和缺乏信息有负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