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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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是為保護農民利益、保障糧食市場供應實施的糧食價格調控政策。一般情況下，糧食收購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國家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實行巨集觀調控，必要時由國務院決定對短缺的重點糧食品種，在糧食主產區實行最低收購價格。當市場糧價低於國家確定的最低收購價時，國家委托符合一定資質條件的糧食企業，按國家確定的最低收購價收購農民的糧食。
由於從2004年開始，我國糧食產量連年豐收，2004年到2006年，三年內中同糧食累計增產1335億斤，糧食價格已經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如何調控糧食市場價格，繼續穩定糧食生產，避免重蹈穀賤傷農的老路，成為決策者面臨的主要問題。從我國糧食波動發展的歷史看，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在連續豐收之後必然伴隨著連續的減產，其原因，除了一些不可控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就在於“穀賤傷農”情況的發生，連續的豐收導致了糧食的相對過剩，使得賣糧難的現象一再發生，極大的抑制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從而導致豐年歉年有序迴圈的規律。國家決定執行最低收購價政策預案，正是為了預防歷史重演而採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同時，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三農”問題越來越成為制肘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而糧食增產，農民增收是“三農”問題的關鍵一環，工業反哺農業已提到實施的層面，為此，從2004年以來，國家採取了一系列對糧食的巨集觀調控措施，涉及農田和耕地、糧食生產、市場價格、進出口和庫存等多個方面，如通過控制保護農田和耕地，確保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的基礎條件；通過實行“三補貼”政策，鼓勵糧食生產、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而通過實施最低收購價政策來穩定糧食生產、引導市場糧價和增加農民收入是眾多巨集觀調控措施中的重要一項．它與其它巨集觀調控政策一樣，是為解決“工農”問題，實施工業反哺農業而採取的重要手段。因而，具有較現實的意義。
據有關部門預測，2007年中國小麥播種面積為2300萬公頃，預計2007年小麥產量為10700萬噸，較上午的10447萬噸增長253萬噸，增幅2．43%。小麥生產再次獲得豐收，與國家最低保護價政策的實施不無關係。最低收購價政策促進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穩定了糧食生產，促進廠農民收入的提高。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實施使得以往出現過的糧食產量增長之後，隨之實際市場價格下滑，從而影響生產者積極性的情況沒有出現。2006／2007年度小麥價格水平明顯高於 2005／2006年度，保護廠小麥生產者的積極性。我們可以想象，如果2006年不啟動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小麥的市場價格可能會降到相當低的水平。正是由於認真執行最低收購價政策，使得小麥的實際價格一直維持在高位運行，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有效地激發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有數據顯示，1996年—2002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長了3326元，增幅達76%，糧食消費價格指數卻發生了較大幅度下降，農民收入卻只增長550元，在較低基數上增幅僅28.5%。而根據最近的數據顯示，2006年實施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地區，農民增收40億元以卜，沒有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地區由於糧食價格的上漲，也不同程度的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據有關部門統汁，2006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實際增長了7.4%，應與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行有很大的關係，從這層關係上來說，最低收購價政策基本上達到了增加農民收入的預期目標。
從國家糧食安全的角度考慮，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實施有效地抵禦了同際糧價的大幅上漲對我國糧食市場的衝擊。從2006年以來，由於受到主產國烏克蘭、澳大利亞等災害天氣影響，小麥產量及庫存大幅減少，根據美國農業部的預測， 07／08年度全球小麥庫存量將降低到30年來的最低水平——11203萬噸，年度供需缺口992萬噸。受此影響，國際小麥市場價格走出了一波較為罕見的上漲行情。2006年，國際小麥市場價格較上年漲了30%，2007年在此基礎上繼續上漲了90%左右，正是由於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實施，保證了我國小麥的連年豐產，使得小麥的年度供需有所盈餘，有力地保證了我國的糧食安全。因而，最低收購價政策足規避糧食生產巨幅波動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國家非常時期對糧食市場進行巨集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意義。
最低收購價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定問題，主要是：
第一，收購主體權責不夠明確，對代儲企業管理難度較大。
第二，現行最低收購價只有等級差價，沒有品種差價，難以體現優質優價，不利於糧食結構調整。
第三，最低收購價執行時段偏長、收購量偏大，部分取代了市場機制的作用。
第四，銷售方式過於呆板，增大交易成本。
第五，現行最低收購價政策不利於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發揮市場對糧食市場的基礎配置作用，當出現“市場失靈”時，政府應當在儘量不損害市場機製作用下，出台包括最低收購價在內的干預政策。循此原則，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
第一，明確收購主體權責，加強對代儲企業的管理。
第三，明確實施條件，發揮市場基礎作用。
第四，改進銷售方式，提高交易效率。
第五，以市場為導向，深化國有糧食企業改革改製。
第六，明確中央、地方兩級糧食儲備與托市收購糧食之間的職能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