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效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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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效益投資（Social Investments）

　　社會效益投資（Social Investments）是將投資的社會效益回報放在首位，同時兼顧經濟效益回報的新型投資機制。

　　當前，國際經濟危機加劇，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拉動力效應失靈，經濟增速放緩。2000萬農民工失業，600萬應屆畢業生難以就業，社會經濟政治壓力嚴峻。在當前形勢下，如何改進監管框架，科學界定資格，調動多元參與，對於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效益投資，鼓勵國民創業，緩解就業壓力正當其時。

　　據瞭解，目前我國社會效益投資機構主要是一些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博士創立的孟加拉格萊珉銀行為模本的針對農村貧困人口的鄉村小額信貸（microfinance）機構以及以非營利性NGO為投資對象的公益創投基金。實地調研顯示現存的機構在發展上還面臨著一些瓶頸，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身份界定。

　　這些機構無法達到公司企業法人註冊所需要的資金要求以及資質要求，以社團身份運營，經營性業務受限制。這些機構的運營本身有銀行的某些性質，但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不能吸收存款。同時即使滿足銀行貸款要求，它們也無法和企業一樣通過正常程式申請商業銀行批發貸款用於業務發展，這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資金的來源和業務開展的規模。

　　2、管理架構。

　　身份上難以得到正確的定性，同時也影響了這些機構按照相應的法律建立起股份制的公司管理架構，這就限制了慈善和非慈善性質的社會投資進入，限制了成功經驗的大規模複製。

　　3、監管框架和法律規範。

　　同樣，這些機構從本質上來講不同於以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的的商業投資和商業活動，所以還沒有現成的監管框架對它們進行監管，以及相應的法律規範。對保護和支持其發展形成制度缺失。

　　以上瓶頸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社會效益投資機構的發展，建議央行、銀監會、財政部等相關中央主管部門以及省級銀監局等地方相應主管部門進一步研究其獨特性，在現有機制上創新，通過建立明確的監管框架，給它們搭出一個更適合的發展空間。主要建議有：

　　（一）以法規形式承認它們的非營利性公司，非慈善團體的“第三類身份”---比如可以界定為 “扶貧銀行/社會效益企業”，相應的降低其註冊資金和資質要求，按照這“第三種”身份對其組織管理架構和業務範圍進行相應的規定。並且在其組織和業務發展到一定程度，達到相應要求時可以上升成為公司法人。

　　（二）在身份明確後，建立起相應的監管框架和法律保障，幫助解決這些機構資金來源和技術力量發展的問題。可以通過試點的形式，和幾家已經建立起規範管理並且發展得很好的扶貧社團建立起監管關係，探索如何通過建立起區別於商業銀行的、確保其服務對象為貧困人群的監管指標，對其軟體系統管理、風險控制體系、貸款品種、服務方式等進行規範管理。通過一兩年的試點，可以把更多的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內，規範其運營，在試點過程中逐步建立起相應的政策和法律，解決其健康發展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尤其是融資問題。比如，很多個人投資者關註社會效益，願意其投資以社會效益優先的方式進行，如何成立社會效益投資基金，面向這些投資者籌集資金，向他們提供社會效益投資產品，或者如何由合格的金融機構吸收專門用於鄉村小額信貸的存款，讓這些存款通過這些小額信貸機構放貸運營等，這些問題都只有在明確的監管之下才能有效解決。

　　通過建立明確的監管框架，可以給社會企業搭出一片適合其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鼓勵不同來源的資金進入，讓這作為政府投資和企事業機構商業性投資的有益補充，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無法獲得商業投資的相對弱勢人群—主要是農村貧困人群，創造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開創事業，改善生活，參與經濟發展。

　　同時對這些機構的明確監管也有利於整個社會金融體系的穩定和繁榮。尤其是在建設多層次多樣化服務“三農”的農村金融體系過程中，有效監管並規範大量扶貧小額貸款社團機構的運營，能把他們和其他鄉鎮金融機構區別開來，差異化競爭，真正服務貧困人群，同時還能及早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讓這些社會企業在監管下規範運作，成為整個金融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雖然把監管體系向這種基層草根組織延伸，會帶來新增的監管成本，但如果能開始嘗試，最終把這部分工作做好，能給國家、社會企業和農村貧困人口帶來三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