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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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是我國曆史上傑出的軍事家、戰略家，清朝的奠基人

　　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9月30日），愛新覺羅氏，出身建州左衛都指揮使世家旁系，祖父覺昌安被明朝授予都指揮使，父親塔克世為覺昌安第四子。努爾哈赤少年時曾以採人參為生，常到撫順關馬市進行貿易活動。後因父祖被明朝誤殺，努爾哈赤遂以先人留下的“十三副遺甲”起兵復仇，開始了其建國稱汗、征戰一生之路。他先後征服了建州女真其他勢力、海西女真諸部和部分野人女真部族，大體上統一女真。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又稱天命汗，建立後金，兩年後誓師伐明，後金軍在四年間接連攻占撫順、清河、開原、鐵嶺、沈陽、遼陽、廣寧等地，並遷都沈陽。由於努爾哈赤是後金的創建者、清朝的主要奠基人，所以其繼承人皇太極在改號稱帝後追尊其為太祖高皇帝。正因如此，努爾哈赤雖然沒有親自建立清朝，卻仍有“清朝第一帝”之稱。努爾哈赤也是八旗制度的創建者，他將來源於女真諸部的鬆散力量凝聚在八旗制度之下，產生凝聚效應。努爾哈赤還令手下大臣、學者根據蒙古字母創製文字來拼讀女真語（也就是後來的滿文），解決了當時女真人書面交流只能使用蒙古文或漢文所帶來的諸多不便。努爾哈赤善於組織、長於用兵，一生少有敗績，且常有以少勝多、以弱克強之戰，其進兵遼東時期所採用的屠殺和奴役漢人的嚴酷手段給遼民帶來了深重的磨難。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一日，努爾哈赤出生於建州左衛蘇克素護部赫圖阿拉城(hetualahoton，意為橫崗。後改稱興京，今中國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的一個滿族奴隸主塔克世的家中。努爾哈赤出生時，正值16世紀後半期，統治中國明朝雖然依然政權穩固，但已漸漸走向衰落。努爾哈赤的先人都非等閑之輩，從六世祖猛哥帖木兒開始受到明朝冊封。祖父覺昌安(giocangga，明代譯作叫場)、父塔克世(taksi，明代譯作他失)為建州左衛指揮，母為顯祖宣皇後喜塔臘氏，還有同母弟舒爾哈齊、雅爾哈齊和一個妹妹。

　　喜塔臘氏在努爾哈赤十歲時去世，繼母那拉氏為王台族女，對其很刻薄。努爾哈赤十九歲時不得不分家生活，僅獲得少量家產。努爾哈赤與舒爾哈齊等人以挖人參、採松子、摘榛子、拾蘑菇、撿木耳等方式為生。他常至撫順關馬市與漢人、蒙古人進行貿易活動。在此期間，努爾哈赤習得蒙古語，對漢語也有了基本的認知。努爾哈赤喜歡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自謂有謀略。據一些史集記載，努爾哈赤在撫順期間，曾被遼東總兵李成梁收養，成為其麾下侍從。

　　在當時的東北地區，最主要的軍事力量是遼東總兵李成梁的部隊。他利用女真各部落之間以及和其他民族部落之間的矛盾縱橫捭闔，以控制局勢。明朝建州右衛指揮使王杲(努爾哈赤的外祖父)於萬曆二年(1574年)叛明被李成梁誅殺。王杲的兒子阿台章京得以逃脫，回到古勒寨(今新賓上夾河鎮古樓村)。阿台之妻是覺昌安的孫女。

　　萬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攻打古勒寨。覺昌安、塔克世進城去勸降，因戰事緊急被圍在寨內。建州女真蘇克素滸河部圖倫城的城主尼堪外蘭在李成梁的指揮下誘阿台開城，攻破古勒寨之後屠城，覺昌安、塔克世也未能幸免，家中只剩努爾哈赤一人幸存，從此立下復仇誓言：殺死尼堪外蘭。努爾哈赤和他的弟弟舒爾哈齊在敗軍之中，因儀錶不凡，被李成梁的妻子放走。

　　努爾哈赤歸途中遇到額亦都等人擁戴，用祖、父所遺的十三副甲胄起兵，開始統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戰爭。他回到建州之後，派人質問明朝為什麼殺害其祖父、父親。明朝歸還努爾哈赤祖、父遺體，並給他“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都督敕書”。努爾哈赤重新收整舊部，部眾有安布祿、安費揚古父子等，加之新收部眾額亦都等共有數十人。

　　萬曆十一年(1583年)五月，努爾哈赤率領部眾去攻打尼堪外蘭，攻剋圖倫城，但是，努爾哈赤原約諾米納率兵會攻圖倫城，而諾米納背約不赴。尼堪外蘭又預知消息，攜帶妻子離開圖倫城，逃至甲版城。努爾哈赤攻剋圖倫城後勝利而歸。八月，努爾哈赤攻打甲板城。然而，先前背盟的薩爾滸城主諾米納見尼堪外蘭有明朝做靠山，勢力較強，便偷偷地給尼堪外蘭泄露了風聲，尼堪外蘭聞風輾轉逃往撫順附近的鵝爾渾城。努爾哈赤再度撲空，遂收尼堪外蘭部眾後而還。不久，諾米納與其弟鼐喀達約同努爾哈赤會攻巴爾達城，努爾哈赤深知機會來了，便佯許盟約。戰前，努爾哈赤請諾米納先攻，米納不從。這時，努爾哈赤便使用預定之計，輕而易舉地除掉了諾米納。

　　萬曆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爾哈赤向李岱駐守的兆佳城(今遼寧新賓下營子趙家村)發動攻擊，取勝並生擒李岱。

　　萬曆十三年(1585年)二月，努爾哈赤在對蘇克蘇滸部、董鄂部取得勝利之後，又劍指蘇克蘇滸部左鄰之哲陳部。努爾哈赤以披甲兵二十五、士卒五十攻打哲陳部界凡城，但因對手準備充分，努爾哈赤無所斬獲。當回師至界凡南部太蘭岡之時，界凡、薩爾滸、東佳、巴爾達四城之主率四百追兵趕來。瑪爾墩城之戰的敗軍之將、界凡城主訥申、巴穆尼等率先逼近，努爾哈赤單騎回馬迎敵。訥申將努爾哈赤馬鞭斬斷，努爾哈赤回馬揮刀砍中訥申後背，將其劈為兩段，又回身一箭擊斃巴穆尼。追兵見主帥陣亡，呆立一旁。努爾哈赤親自殿後，用疑兵之計與其部屬七人將身體隱蔽，貌似有伏兵一樣僅露頭盔。對方失去主帥，軍心不穩，又擔心有伏兵，因此不敢再追。

　　四月，努爾哈赤再率綿甲兵五十、鐵甲兵三十徵哲陳部，途中遇界凡等五城聯軍八百。面對十倍於己的敵軍，努爾哈赤的五祖包朗阿之孫札親和桑古里卸下身上的鎧甲，交給別人，準備逃跑。努爾哈赤怒斥二人後，與其弟穆爾哈齊、近侍顏布祿，兀凌噶四人射殺敵軍二十餘人。敵軍雖眾，但畏於努爾哈赤一方之勇猛，士氣大衰，紛紛潰逃。努爾哈赤追至吉林崖，大獲全勝。

　　萬曆十四年(1586年)，努爾哈赤攻剋鵝爾渾，尼堪外蘭逃到明朝領地。努爾哈赤請求明邊吏押還尼堪外蘭，並將他處死。

　　萬曆十四年(1586年)，在“建州老營”的廢址上建城，該城在天命六年(1621年)後金遷都遼陽後被稱為佛阿拉，即“舊老城”(今新賓縣永陵鎮二道村)。

　　萬曆十五年(1587年)，努爾哈赤再攻哲陳部山寨，殺寨主阿爾太，又派額亦都攻打巴爾達城。至渾河，河水因漲潮無法淌過，額亦都以繩將士兵相互連接，魚貫而渡。渡河後，額亦都夜襲巴爾達城，守軍沒有防備倉促應戰，額亦都則率領士兵奮勇登城。額亦都身中創傷五十多處，依然不退，最後一鼓作氣攻剋巴爾達城。額亦都因此戰獲賜“巴圖魯”勇號。隨後努爾哈赤領兵攻打洞城，城主扎海投降。至此，哲陳部完全被努爾哈赤吞併。

　　萬曆十六年(1588年)九月，蘇完部長索爾果、董鄂部長何和禮、雅爾古部長扈爾漢率三部軍民歸附努爾哈赤，使其聲勢大震。努爾哈赤厚待來投之諸部首領，以索爾果之子費英東為一等大臣、將長女許配給何和禮、並收扈爾漢為養子，賜姓覺羅。後來，費英東、何和禮、扈爾漢與努爾哈赤剛剛起兵之時的麾下猛將額亦都、安費揚古並稱“五大臣”，成為努爾哈赤政權中的中流砥柱。其後，努爾哈赤再戰兆佳城，斬城主寧古親章京。同年，努爾哈赤攻剋完顏(王甲)城，消滅了建州女真的最後一個對手完顏部。經過5年的征戰，努爾哈赤相繼征服建州5部。

　　從明萬曆十九年(1591年)正月開始，努爾哈赤揮師東向，攻取鴨綠江路。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末，相繼征服珠舍里路和訥殷路，將長白山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進而，他出兵奪取東海部。由於努爾哈赤於萬曆十五年(1588年)六月正式頒定國政，自稱淑勒貝勒之後，就引起海西女真的不滿。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正當努爾哈赤率兵東向，征討長白山各部的時候，海西女真葉赫部首領卜寨聯合烏拉、輝發、哈達及蒙古科爾沁等9部向建州發動進攻。雙方戰於古勒山。努爾哈赤集中兵力，攻其主力，大敗9部聯軍，陣斬卜寨，生擒烏拉部首領布占泰，從而為其統一戰爭奠定了基礎。由於海西勢力強大，難以迅速征服，努爾哈赤遂採取遠交近攻、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在與明廷深示臣服，與北韓、蒙古表示友善的同時，重點拉攏勢力較強的葉赫、烏拉二部。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努爾哈赤送回布占泰，支持布占泰為烏拉首領，又娶其妹為妻。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又與葉赫首領布楊古、錦台失聯姻，椎牛刑馬為盟，逐步孤立了哈達部和輝發部。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爾哈赤以背盟為由，滅掉哈達部，擒殺猛格孛羅。同年，努爾哈赤採用了蒙古文字而為滿語配上了字母。

　　海西女真的削弱，使努爾哈赤得以全力進攻東海部。從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爾哈赤連續進兵東海，相繼征服渥集部的瑚葉路、那木都魯、綏芬、寧古塔、尼馬察、雅蘭、烏爾古宸、木倫、西林等路，攻占渥集部東額赫庫倫城。東海庫爾喀部亦紛紛歸附。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努爾哈赤去北京向明朝朝貢。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遷都到赫圖阿拉。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正月，東海女真瓦爾喀部蜚悠城主策穆特黑前來拜見努爾哈赤，述說其部在投奔烏拉後，屢次遭到布占泰的羞辱，希望可以歸附建州。於是，努爾哈赤命令舒爾哈齊、長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費英東、扈爾漢、揚古利三員大將率三千兵馬即刻趕至蜚悠城收服部眾。布占泰聞訊後，派其叔博克多率軍一萬餘兵馬前往截擊。舒爾哈齊因與布占泰之姻親關係，同部將常書、納齊布止步於山上，按兵觀望。當時大雪紛飛，扈爾漢、揚古利分兵保護投奔之部民後，率二百兵與烏拉軍先鋒在烏碣岩展開激戰。隨後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從兩翼夾擊，烏拉軍大敗，代善陣斬烏拉主將博克多父子，副將常柱父子和胡裡布兵敗被俘。此役，建州軍斬殺烏拉軍三千餘眾，得馬匹五千餘、甲三千餘，獲得大勝。烏碣岩之戰進一步地削弱了烏拉的實力，而且也打通了建州通往烏蘇裡江流域以及黑龍江中下游之路，對後來招撫野人女真起到了作用。

　　不久，褚英、代善等率五千兵再克烏拉之宜罕山城。萬曆四十年(1612年)九月，布占泰聯合蒙古科爾沁部率兵攻打建州所屬的虎爾哈路。同年十二月，努爾哈赤率五子莽古爾泰、八子皇太極親征烏拉，建州兵沿烏拉河南下，連克河西六城後，兵臨烏拉城下。努爾哈赤命令建州軍攻烏拉城北門，焚其糧，毀其城門。布占泰見勢不妙，再度乞和。他乘獨木舟至烏拉河中游向努爾哈赤叩首請罪、請求寬恕。努爾哈赤在痛斥布占泰的種種罪狀後撤軍返回建州。努爾哈赤返回後，布占泰將怒火轉移到了其兩位妻子，努爾哈赤之女穆庫什和努爾哈赤侄女額實泰等身上。布占泰曾以箭射向穆庫什，隨後又將她們囚禁。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爾哈赤以背盟、囚妻、送人質於葉赫等理由，率代善、侄阿敏、大將費英東、額亦都、安費揚古、何和禮、扈爾漢等三萬大軍再徵烏拉。建州軍勢如破竹，連下三城。對布占泰不滿的貴族、烏拉孤立無援之部民均望風而降。布占泰率軍三萬駐守伏爾哈城，決定努爾哈赤決戰。雙方廝殺，烏拉大敗，兵馬十損六七。建州軍一鼓作氣直奔烏拉城，布占泰令次子達拉穆率兵防守。這時安費揚古一面用雲梯攻城、一面命士兵拿出準備好的土包拋向烏拉城下，不久即與城牆高度平齊，建州軍登城而入。努爾哈赤坐在西門城樓上，兩旁豎起建州旗幟。布占泰大勢已去，麾下之兵已不滿百，見到建州旗幟奪路而逃。途中又被代善截擊，布占泰僅以身免，單騎投葉赫而去。建州攻占烏拉城，烏拉滅亡。努爾哈赤在烏拉停留十天，將包括布占泰諸子在內的眾烏拉降民編成萬戶一同帶回建州。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努爾哈赤在吞併哈達、輝發的基礎上再滅烏拉，烏拉貝勒布占泰單騎脫逃至葉赫。努爾哈赤三次向葉赫索要布占泰，均遭到拒絕。九月，努爾哈赤率領四萬大軍攻打葉赫。建州軍連克吉當阿、兀蘇、呀哈、黑兒蘇等大小城寨十九座，直逼葉赫東西二城。葉赫遂向明朝求援，明朝派游擊馬時楠、周大歧領兵千人帶火器進駐葉赫。努爾哈赤見葉赫有備，於是焚其廬舍，攜帶降民返回建州。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葉赫布揚古貝勒把東哥許配給蒙古暖免的兒子蟒古兒大，並捕捉建州6人。七月，努爾哈赤乘葉赫老女與蒙古成婚之機，發兵三千，屯駐南關舊地，準備一舉蕩平葉赫，由於明廷的再次干涉，努爾哈赤只好暫時息兵。

　　隨著勢力的逐漸擴大，努爾哈赤的名號亦逐步從“聰睿貝勒”發展至“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再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再到喀爾喀蒙古上尊號“昆都倫汗”。而明朝對努爾哈赤的野心渾然不查，甚至在1615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國的前一年，薊遼總督還向朝廷奏稱其“唯命是從”。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成為後金大汗，年號天命。此時的努爾哈赤已經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天命三年(1618年)4月13日，努爾哈赤在盛京“告天”誓師，宣讀了與明朝結有的七大恨的討明檄文，同時率步騎2萬向明朝發起進攻。撫順城以東諸堡，大都為後金軍所攻占。後金軍襲占撫順、清河後，曾打算進攻沈陽、遼陽，但因力量不足，翼側受到葉赫部的威脅，同時探知明王朝已決定增援遼東，便於九月主動撤退。

　　撫順等地接連失陷，讓明神宗感到事態嚴重，派兵部左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主持遼東防務。並決定出兵遼東，大舉進攻後金。但由於缺兵缺餉，不能立即行動，遂加派餉銀200萬兩，並從川、甘、浙、閩等省抽調兵力，增援遼東，又通知北韓、葉赫出兵策應。經過半年多的準備，援軍雖大部到達沈陽地區，但糧餉未備，士卒逃亡，將帥互相掣肘。

　　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努爾哈赤又親率大軍進攻葉赫部，得到二十多個寨子。聽說有明朝的軍隊來了，這才回去。明朝的楊鎬派遣使者去後金商議罷兵，努爾哈赤回覆書信拒絕。二月，明抵達遼東的援軍8萬餘人，加上葉赫兵一部、北韓軍隊1萬多人，共約10萬，號稱20萬(一說47萬)。明神宗一再催促楊鎬發起進攻。於是楊鎬坐鎮沈陽，命兵分四路圍剿後金。

　　努爾哈赤在攻破撫順、清河之後，鑒於同明軍交戰路途遙遠，需要在與明遼東都司交界處設一前進基地，以備牧馬歇兵，於是在吉林崖(今遼寧撫順市東)築城屯兵，加強防禦設施，派兵守衛，以扼制明軍西來之路。

　　四路明軍出動之前，作戰企圖即為後金偵知。努爾哈赤探知明軍行動後，認為明軍南北二路道路險阻，路途遙遠，不能即至，宜先敗其中路之兵，於是決定採取“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擊破的作戰方針，將十萬兵力集結於都城附近，準備迎戰。

　　二月二十九日，後金軍發現明朝劉綎軍先頭部隊自寬甸北上，杜松率領明軍主力已出撫順關東進，但進展過速，孤立突出。努爾哈赤接到奏報以後，決定以原在赫圖阿拉南駐防的五百兵馬遲滯劉綎，乘其他幾路明軍進展遲緩之機，集中八旗兵力，迎擊杜松軍。三月初一，杜松軍突出冒進，已進至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大伙房水庫附近)，分兵為二，以主力駐薩爾滸附近，自率萬人進攻吉林崖。努爾哈赤看到杜松軍孤軍深入，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親率六旗兵四萬五千人進攻薩爾滸的杜松軍。次日，兩軍交戰，明西路軍全軍覆沒。努爾哈赤在殲滅杜松軍後，即將八旗主力轉鋒北上，去尚間崖方向迎擊馬林軍，明北路軍除主將馬林率數騎逃回開原外，全軍覆沒。正在路上準備支援潘宗顏部的葉赫貝勒金台石、布揚古聽聞明軍大敗，大驚，撤回葉赫。

　　劉綎所率的南路軍因山路崎嶇，行動困難，未能按期進至赫圖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經失利，仍按原定計劃向北開進。努爾哈赤擊敗馬林軍後，立即移兵南下，迎擊明南路軍。三月初三，為全殲南路軍，努爾哈赤採取誘其速進，設伏聚殲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佈達里崗(赫圖阿拉南)佈置埋伏，另以少數士兵冒充明軍，穿著明軍衣甲，打著明軍旗號，持著杜松令箭，詐稱杜松軍已迫近赫圖阿拉，要劉綎速進。劉綎信以為真，立即下令輕裝急進。三月初四，明軍東路劉鋌軍從寬奠出發時，後金東邊的人民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劉鋌率軍一路上攻占山寨，將瘸子、瞎子等不能動的人殺死，一路向前進軍。劉綎先頭部隊進至阿佈達里崗時，遭到伏擊，兵敗身死。努爾哈赤乘勝擊敗其後續部隊。

　　楊鎬坐鎮沈陽，掌握著一支機動兵力，對三路明軍未作任何策應。及至杜松、馬林兩軍戰敗後，才在三月初五，慌忙調李如柏軍回師。李如柏軍行動遲緩，僅至虎攔崗(在清河堡東)。當接到撤退命令時被後金哨探發現，後金哨探在山上鳴螺發出衝擊信號，大聲呼噪。李如柏軍以為是後金主力發起進攻，驚恐潰逃，自相踐踏，死傷1000餘人。北韓軍隊元帥薑弘立率領剩餘的五千兵下山來投降，後金設宴款待他們之後，將他們釋放回國，並且修書給北韓國主光海君。

　　之後，努爾哈赤智取開原和鐵嶺，使明朝在遼東地區失去了御守後金西去的屏蔽。經過數次大戰，使明朝在遼東的軍事實力受到毀滅性打擊，葉赫部由此勢成孤立。同年八月，努爾哈赤親率大軍圍困葉赫部東西2城，一舉攻剋，殺葉赫首領金台石、布揚古，消滅葉赫部。

　　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遷都遼陽，興建東京城。

　　天命七年(1622年)，努爾哈赤大敗遼東經略熊廷弼和遼東巡撫王化貞，奪取明遼西重鎮廣寧(今遼寧北鎮市)。緊接著後金連陷義州、錦州、大凌河等遼西四十餘城堡。熊廷弼、王化貞率明軍殘部與數十萬流民往山海關而去。

　　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在統治遼東期間，多次在征戰中進行血腥殺戮。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一月，努爾哈赤發起寧遠之戰，明朝守將袁崇煥以葡萄牙制的紅夷大炮擊敗之，兵退盛京(沈陽)。同年四月，努爾哈赤又親率大軍，徵蒙古喀爾喀，“進略西拉木輪，獲其牲畜”。五月，明將毛文龍進攻鞍山，努爾哈赤回師盛京。五月二十一日，努爾哈赤出城迎接前來沈陽的科爾沁部奧巴貝勒。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七月中旬，努爾哈赤身患毒疽，七月二十三日前往清河湯泉療養，八月初，病勢轉危，遂決定乘船順太子河返回沈陽，八月十一日，乘船順太子河而下，病死於叆(ài)福陵隆恩門雞堡(今沈陽市於洪區翟家鄉大挨金堡村)，終年六十八歲。努爾哈赤葬於沈陽福陵(今沈陽東陵)，廟號“太祖”。

　　作為清王朝的奠基人，他所強制推行的滿漢一體化政策，曾經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入居遼東之初，努爾哈赤一再申諭：“今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國人”1。正是從這滿漢一體的思想出發，努爾哈赤採取了一系列政治強制手段來促進滿漢民族間的互相滲透。

　　其一，滿漢人民遷居雜處，同耕共食。明天啟元年，後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滿漢軍民通過人口遷移來到遼東，居無定處，亟須安置。努爾哈赤為了穩定人心，首先對滿漢人等實行了“計丁授田”，即“一男種糧田五垧，種棉田一垧”，在牛錄額真統一管理下進行以戶為單位的獨立生產，並且納糧當差，“每三男耕種一垧貢賦的田，二十男當中一人當兵，同時二十男中一人應出差”。這樣，不僅解決了軍餉、兵源等方面的問題，同時，也將滿族人丁和漢族人民一起固著在遼東土地上，使滿漢人民處於雜居共處之中。與此同時，努爾哈赤又源源不斷地遷徙大批女真人進入遼東，“以其部屬分屯開(原)、鐵(嶺)、遼(陽)、沈(陽)”。為瞭解決這些大量內遷的滿族人民的吃住問題，努爾哈赤於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遼東地方的尼堪(指漢人)的房屋與諸申(即女真人)合住，糧食同吃，分田耕種”。

　　天命七年(1622年)占領廣寧城後，“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遼東(此指遼陽一帶)”。這時的遼陽已成為後金的統治中心，把大量漢人遷來遼陽，是為了便於控制，有利於鞏固後金政權的統治。

　　總之，強制滿漢人民互相遷居雜處的結果，加強了滿州貴族的統治，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在客觀上有利於不同民族間的互相瞭解和互相接近。

　　其二，強制推行政治體制上的一體化。隨著被征服地區的擴大，俘獲人口的激增，努爾哈赤開始進一步強制推行政治體制上的一體化。他把大部分遼東漢人及黑龍江流域歸附而來的女真人，通過強制手段，將一部分戶口納入八旗之中，由八旗派出官員統領，一部分漢民編製八旗的情況，從現存的官書文獻資料來看，《清實錄》、《滿洲實錄》幾無記載，惟《滿漢老檔》偶有涉及。從《滿文老檔》記載來看，當時遼東漢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漢人戶口是被編入八旗之中的。努爾哈赤進入遼東以後，根據“拒者俘之，降者編為民戶”(《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的原則，除了俘虜作滿人奴隸外，所有歸降漢人，大部分還被編為民戶，有一部分被納入八旗的牛錄之中，在牛錄額真監督下勞動。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爾哈赤下令：“把在撫西獲得的尼堪們給各自的貝勒、各自的額真考察後，可以任命領催人。把遼東(指遼陽)獲得的養豬的尼堪、繡匠等有用的尼堪，要收入在辛者庫(漢語：管領下食口糧人)牛錄新得五百男人中。要和八貝勒莊合住的尼堪，給牛錄的人。牛錄的人可以(把他)算入自己的數內”。“領催”是牛錄屬下的低級官員，一般每牛錄下設五個領催人。顯然那些撫順最先歸降的漢人，以及和八貝勒莊合住的漢人的戶口，無疑是編入八旗的。遼陽歸降的漢人養豬、繡匠這些“有用的”即有技藝特長的漢人也是被編入八旗的。當時在蓋州沿海一帶還有“八旗煮鹽的尼堪”，大概也是屬於這種情況被編入八旗的。此外，我們還應註意到另一個情況，即原來居住遼東的漢人戶中的“有糧的人”，一部分隸於八旗，一部分仍任用漢官進行管理，而那些沒有糧的窮人，努爾哈赤採取了收捕和屠殺的政策。

　　天命九年(1624年)努爾哈赤對去蓋州、威寧營一帶清查戶口和糧食數字五牛錄額真說：“要全面調查五牛錄的漢人，……將沒有糧的收捕”。那些被收捕的沒糧的窮人，後來努爾哈赤竟然下令屠殺了。那些免於屠戮的幸存者後來也都作了滿人的“包衣”，亦稱“阿哈”(即奴僕)。他們對於主人處於嚴格的依附地位。他們的身份是世襲的，永遠被剝奪了應試的權利，亦可被主人轉贈和買賣，他們處於滿族社會的最低層。

　　對於那些強制隸入八旗的漢人，儘管他們的戶口隸於八旗，但他們與入居遼東以前的八旗中的漢人不一樣。對於戶口編入八旗的遼東廣大漢區的漢人民戶，努爾哈赤規定由八旗派出官員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爾哈赤命“在各旗分駐的地方，任命該旗的人為官員；原來在那城管轄下的地方的人，無論什麼消息，都要聽從任命的官員，兵僅服從該管的額真”。按照過去八旗制度規定，兵、民同屬一個額真管理。八旗屬下戶口，既是兵戶，又是民戶。而現在兵丁和民戶是分開管理的，兵丁仍歸原額真管理，而戶口隸於八旗的漢人民戶，由八旗派出官員管理。儘管如此，但遼東的廣大漢人和滿族八旗丁口，都在八旗官員的統領之下，同一個政令，努爾哈赤政治體制一體化的目的是達到了。

　　其三，生產方式方面的一體化政策。努爾哈赤在1621年進入遼東地區以後，頒佈了“計丁授田”，實行“按丁編莊”，這是對女真社會生產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也是在生產方式上滿漢一體化政策的重要步驟。

　　努爾哈赤早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就根據明朝遼東地區的屯田制，在女真社會中，局部地推行牛錄屯田制，以每牛錄出丁男10人、牛4頭，專門在空曠土地上墾荒耕種，以收穫的糧食儲於官倉，以備食用。這種牛錄屯田制是帶有封建農奴制性質的。這說明在進入遼沈以前，女真奴隸制中已經出現了封建社會的因素。

　　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攻掠撫順，得歸附漢人千餘戶。如何處理這些封建制度下的漢人民戶對於處在兩種生產方式岔道口的努爾哈赤來說，這是一次關鍵性的選擇。努爾哈赤採取了明智的抉擇，沒有按照慣例，把他們降作阿哈(奴隸)，而是“命安插撫順所降民千戶，父子、兄弟、夫婦毋令失所，……並全給以田廬、牛馬、衣糧、畜產、器皿，仍舊明制設大小官屬”。即按照明朝的制度設置官屬，令漢民從事農業生產，維持原來遼沈地區的封建制生產方式。

　　努爾哈赤進入遼沈地區以後，所實行的“計丁授田”，“按丁編莊”，都是八旗各級統治者占有土地，而作為勞動者的滿漢丁口，占有一部分份地，他們向各級統治者繳納租稅，負擔徭役。滿漢人丁與八旗各級統治者的人身依附關係，也不像奴隸那樣有嚴格的人身隸屬關係。與以往那種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關係有根本的不同。再就產品的分配形式來說，滿漢丁戶，已經有自己經營和支配的份地，對於國家和各級統治者，他們奉獻出勞役地租。因此，無論是從土地的占有形式，還是從人與人之問的關係，以及產品的分配製度，都發生了與原來根本不同的變革。即基本採取了原來遼東地區封建制的生產方式。當然，這種變革是很不徹底的。在這種封建制的生產方式中，仍然保留有大量奴隸制的殘餘。但不管怎樣說，這種生產方式的變革，使得本來在不同生產方式下生活的滿漢人民，基本上統一到同一個生產方式之下，同步前進。隨著封建制生產方式的逐步確立，生產方式方面的一體化，在努爾哈赤時期，基本上實現了。

　　其四，語言習俗方面的一體化。語言是人類互相交往的工具。既然滿漢人民同居共室，沒有共同語言是不行的。滿人是征服者，滿族是統治民族。所以滿族統治者把滿語作為主要語言(稱為國語)，強制在漢人中推行。但是大量漢人的存在，數量眾多的漢人仍舊使用漢語，作為主要的交往工具。而漢語經過幾千年的提煉，語彙是極其豐富的。所以努爾哈赤在進入遼沈以後，一切地名、官名、日常用語，都依從漢語。甚至滿族人之間互相交往，亦有用漢語的。所以漢語在當時並不是禁用的語言。特別是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需要，迫使滿族統治者不得不學習漢語。努爾哈赤本人，就熟諳漢語，而且十分註重學習漢語。所以儘管滿語是強制推行於滿漢之間的主要語言，但漢語仍是互相交往的通行語言。兩種語言並行不悖，促進了滿漢之間的互相溝通和互相滲透。

　　其次，強制剃髮(即男子剃去周圍頭髮，頂上留髮結辮垂在腦後)，是努爾哈赤人居遼沈以後，習俗方面的又一一體化措施。努爾哈赤攻城掠地之後的第一項政令，就是剃髮留辮。事實上剃髮在當時已超出了一般的習俗範圍，而是作為一條擁護還是反對後金統治的政治標準。這項有損漢民族尊嚴的措施，曾經引起遼東漢人的強烈反抗，這是努爾哈赤的失策之處。但是，它畢竟用強烈地手段使滿漢民族在主要習俗上趨向一體化。

　　再就是婚姻關係方面。在征服遼東的戰爭中，努爾哈赤為了籠絡漢人降將，曾將自己的孫女(其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給降附的明遼東撫順守將李永芳，號稱李駙馬。後又以宗族女，嫁與李率泰。也曾以宗族女嫁與因密報軍機而立功的撫順商人佟養性，稱佟為“石烏禮額駙”。在進入遼沈以後的幾年中，滿漢民間通婚情況，史乘幾無記載。但是既然在後金建國後，並不禁止滿漢通婚，因此在兩個統治集團，在低層平民中，兩個民族通婚，都曾是十分普遍的現象。特別是進入遼沈以前，女真人入邊，擄掠漢人與之通婚，屢見不鮮。而進入遼沈以後，滿漢人民同居共室，又怎麼能驟然終止通婚呢?再說，我們在主要史籍中，尚未發現入關前有限制滿漢通婚的任何記載。因此可以推斷，除了上述的滿漢之間通婚事例外，滿漢民族間互相通婚應該說是不乏其人的。

　　努爾哈赤在遼沈地區推行的一體化政策，又在客觀上促進了滿漢民族之間的交往和滲透，鞏固了遼沈這塊根據地。這對於後來皇太極占據整個遼東，以至最後清王朝入主中原、統一全國，都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清太祖努爾哈赤說過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一個統帥，他最大的威脅，不是戰場上對面的敵人，而是身後的將領和千軍萬馬”。誠哉斯言。這正是作為管理者的經理人需要仔細咀嚼並吸取的至理名言。在管理實踐中，與“權”有關的事物幾乎處處存在，以至於有很多人誤認為管理就是用權。將管理的重心放在“管”字上，其實，這是膚淺和過於錶面化的理解。

　　“管”與權力密不可分。西方管理註重授權，強調崗位職責和許可權以及行使範圍。而東方傳統管理也講“名不正而言不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就是說，沒有被安排在某個管理崗位、授予相應許可權就不便於行使管理職能。可見，東西方在管理授權上的認識基本是一致的，換言之，授權是管理的必要條件。但是，管理授權並非是能行使好管理職能的充分條件。當你被授予許可權時，你成為一個管理者，你有“權”，但並不表示你擁有“權威”，你可以依據授權從事計劃、組織和控制活動，但能否影響你所轄團隊達致目標，也就是領導職能，並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

　　努爾哈赤不需要擔心他的權力不夠大，正相反，他應該擔心自己的權力太大了，擔心已最大化了的權力沒有帶給他最大化的權威，這在經濟學中被稱為權力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權威就像是權力的邊際產品，管理者應該期望的是，如何才能使這種邊際產品的收益遞增而非停滯甚至遞減。而濫用權力的最糟糕結果正是導致權威這種邊際產品收益遞減。與一般經濟產品不同的是，權利產品的邊際收益並不必然是遞減，關鍵在於管理者如何運用，得當則應該是遞增的。

　　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以十三副遺甲起兵，此時，大清（後金）戰略思想尚未萌芽；只是藉助明廷的聲威，統一女真各部；對北韓總體上採取的是防禦戰略。從萬曆十五年（1587年）至天啟五年（1625年）間，後金從佛阿拉、赫圖阿拉、界藩、薩爾滸、遼陽、沈陽；“凡五遷乃定都焉”。努爾哈赤初期得以發展之背景源於北韓壬辰抗倭戰爭。李氏北韓政權建立之後，長期以來，與明朝政權保持著宗主、藩屬關係。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日本豐臣秀吉侵朝，北韓國“蕩然一空”。及至明廷出兵援朝，才使之免於滅國、滅種；因此，兩國關係十分密切。但明朝出兵北韓，卻給了努爾哈赤以有利時機。這一時期，正是後金崛起之時。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大戰，努爾哈赤戰勝了九部聯軍，用十年時間統一了建州女真各部。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七月，北韓官員曾咨文稱：努爾哈赤在“建州韃子之中，浸浸有強大之勢，今已十餘年矣”。此時，努爾哈赤已具備征服北韓的實力；是年九月，北韓官員金應南報告稱：“此胡”（努爾哈赤）“擁兵十萬，治練有素，其桀驁雄強，中國之所畏也”。若“率其部落”，“沖犯我界，則區區一帶之水，已失其險，長驅直搗之患，安保其必無乎！”但其時努爾哈赤並沒有發動徵朝戰爭，原因是當時北韓採取了與後金修好的政策；這一政策也在客觀上幫助了努爾哈赤發展壯大。李朝第十五代國王李琿因是宣祖次子即位，故明廷以“嫡庶”之分不予冊封；後經北韓使臣多次赴明，並賄賂明朝官員，終於在明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得到明廷的冊封。面對後金、明朝政局的變化及北韓的處境；也由於李琿對明廷在其冊封問題上的遲疑，使他產生不滿，因此，在對明、後金關係上，他沒有繼續實行壬辰抗倭以來“事明反虜”的政策，而對明與後金，採取了“事大與交鄰”並行的雙邊外交。

　　努爾哈赤興起時期，蒙古人是一大威脅，特別是有些蒙古部落與明朝聯合起來對付後金，更引起努爾哈赤及其繼任者皇太極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根據自己的勢力，制定了剿撫並用、以撫為主、以和為主的對蒙策略。漠南蒙古的科爾沁部曾與後金為敵，但被努爾哈赤打敗，並通過迎娶科爾沁明安貝勒之女聯姻，結成同盟。後來明安貝勒等乾脆率部歸附後金，成為後來蒙古八旗的前身。漠南蒙古還有喀爾喀五部。努爾哈赤通過利用他們五部間的矛盾、重賞歸附者及聯姻等手段，終於使喀爾喀五部從聯明抗金，轉變為聯金抗明。

　　天命四年（1619年）十一月，後金與喀爾喀五部對天盟誓。

　　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爾哈赤曾稱：“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漢人輪流居住之地。”萌發了進取中原的念頭。

　　天命八年（1623年），李琿被政敵罷黜退位；此後一個時期，北韓與後金的關係也發生扭轉。無論是遼陽的漢族居民的反抗，還是北韓的親明政策；都使努爾哈赤感覺到東京地區很不安全。

　　天命十年（1625年），努爾哈赤決定從遼陽遷都沈陽。由於東京城新修築不久，城內宮殿剛剛修完，八旗官兵的住房尚未齊備，因此，遷都計劃遭到八旗諸王的反對。努爾哈赤對他們進行動員時強調指出：“沈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徵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北韓，自清河路可進。”此時，努爾哈赤已經有了攻明、攻朝、攻蒙的大清（後金）戰略的萌芽思想：只是誰先誰後尚未確定，也沒有明確提出，要推翻明朝，統一全國的大清戰略。努爾哈赤攻占遼沈、遷都盛京，為大清（後金）戰略形成的萌芽時期。後金初期戰略思想與大清後期戰略，不僅有時間上的差異，而且有本質的區別：而戰爭的發展，對大清戰略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其區別點，就是後者明確提出推翻明朝，統一全國的思想。

　　綜上所述，大清（後金）戰略萌芽於努爾哈赤時期，即後金初期的軍事戰略的形成。努爾哈赤建都赫圖阿拉、以七大恨伐明、遷都界藩、薩爾滸，進而攻占遼沈、遷都東京、盛京。界凡、薩爾滸二都城在清前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滿族在皇太極時期確定進軍中原、占領明朝統治中樞的大清戰略，最後由多爾袞成功實施。大清（後金）戰略的萌芽、演變和形成過程，也是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形成正確的軍事戰略思想的過程。其精神實質就是不斷進取的精神。無論是努爾哈赤，還是皇太極、多爾袞。他們在制定軍事戰略的時候，雖間有小變，但總體的主流思想都體現了這一重要特點。從努爾哈赤十三副遺甲起兵，到統一女真、五遷都城（費阿拉、赫圖阿拉、界藩、薩爾滸、興京、盛京）；從皇太極征服蒙古察哈爾、統一漠南蒙古，到為免除後顧之憂而臣服當時明朝附屬國北韓、西進攻明；再到清軍入關、遷都北京，及至挺進中原、統一全國；都體現了這一點。這個過程也正是大清（後金）戰略萌芽、形成、演變和實施的過程。清軍統一東北及至統治全國之際，主要面臨明軍、蒙軍和朝軍三大敵方勢力的複雜局勢；但由於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冷靜觀察、準確判斷、並及時作出大清（後金）的戰略調整；使清軍始終保持了戰略的主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