擠進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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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進效應（Crowding-in Effect）

　　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最早是由加拿大經濟學家邁克爾·帕金在其所著的《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來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擠進效應的概念為現代財政理論提供了一個觀察問題的新視角。

　　根據帕金的闡述，所謂擠進效應是指政府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誘導民間消費和投資的增加，從而帶動產出總量或就業總量增加的效應。比如，政 府對公共事業增加投資會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引起私人投資成本的下降，產生企業的外在經濟效應，因此，有可能誘導私人投資的增加，進而導致產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財政資金為居民建立養老和醫療保障，可以形成人們對未來的良好預期，打消謹慎消費的念頭，從而引起儲蓄減少、消費和投資增加等一系列擴張性經濟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不是通過以利率為中介變數來實現的。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一般只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採用，這時，利率水平往往已 經很低，私人投資對利率的反應不敏感，在這種情況下，影響企業投資量的主要因素已經不僅僅是利率水平的高低，而更多的是來自總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說，由 於總需求不旺，形成企業部門的產品積壓，進而產生私人部門的悲觀性預期，此時，政府如若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增加總需求（包括內需和外需兩部分），雖然有 可能伴隨著利率水平的提高產生潛在擠出效應的可能，但是隨著需求的增大，企業外部的隱成本下降了，外在經濟會使企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利潤空間，這樣即使在利 率提高或者說企業籌資成本提高時，企業也會增加自主性投資的，這是形成財政政策擠進效應的原因。

　　為了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擠進效應的功能，政府的財政支出行為必須要有助於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為企業的生存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這無疑對財 政支出的方向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來說，當財政政策在“瓶頸”產業上有所作為時，能夠較好地發揮擠進效應的功能。比如在電力銷售價格被限定時，電力 供應可能會產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電力能源的供給結構，那麼，企業就有可能增加投資，否則，電力短缺將引起電價上漲，企業生產成本也因此上升，投資就會減少。

　　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一般隨著市場發達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同樣數量的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的影響能力，在我國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會有很大差異，這與政府實際支出乘數的大小是有關係的。

　　事實上，政府實際支出乘數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來衡量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我們知道，假定一個地區的邊際消費傾向為b，理論上政府支出乘數應為1 （1-b）。那麼，實際支出乘數的大小與哪些因素有關呢？顯然，與該地區的邊際消費傾向b有關係，一般我國東部地區邊際消費傾向比較大，故支出乘數就大； 而西部地區邊際消費傾向小，或者說邊際儲蓄傾向較大，故支出乘數就比較小，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支出乘數的產生過程來看。政府投資引起居民（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增加，而居民收入增加又引起消費的增加，形成第一輪擠進效應，消費的增加又引起另一部分生產或銷售者的收入的增加，進而又引起消 費的第二輪增加，也就是形成了第二輪擠進效應，……這樣一直到第n輪。理論上，n應該是趨向於無窮大的，但實際上，如果市場容量不夠大，市場不發達，那麼這個鏈條就不可能無限制地派生下去，於是總的擠進效應就遠遠達不到1（1-b）這樣一個倍數關係所能反映的程度。故實際支出乘數就比較小，因而總的擠進效應是比較小的。

　　另外，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還隨著財政資金的來源不同而不同。

　　一般說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資金來源有兩個：一是稅收；二是公債。

　　按照李嘉圖等價定理，政府的公債和稅收這兩種形式對經濟的影響是相同的。但實際上，理論界對李嘉圖等價定理是存有爭議的。比如在經濟蕭條的時候，來源於公債的支出政策就比 較有效，而來源於稅收的支出政策可能會加劇經濟的蕭條。這說明資金來源在經濟周期中的不同階段對經濟有著不同的影響力。

　　再比如，二者對於經濟效率的影響也 不一樣。我們知道，在一般情況下，稅收會導致社會總體福利的凈損失，而公債在經濟蕭條時，只要不對金融市場利率水平有太大的影響，一般是不會導致經濟效率下降的。這是因為，在經濟蕭條時，私人投資（主要是直接投資）對利率變化反應不敏感，利率變化充其量只能影響到間接投資（證券投資）的規模，而對私人直接 投資的影響不大。所以，在經濟蕭條時，公債資金的擠進效應比較大，稅收資金的擠進效應則相對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