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知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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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層知識青年指的是那些“有一定文化知識和見識，但沒有被納入國家體制，沒有穩定工作，生活漂移的年輕人”。由社會學者於建嶸在2010年提出。

　　與新生代農民工不同，這一群體在居於弱勢地位時，除了困擾自身的生存問題，他們還會從制度乃至政治層面思考自己遭遇的種種不公，進而對整個社會產生自嘲、冷漠、不滿乃至對立等情緒。

　　近年來，受房價居高不下和就業形勢嚴峻等因素的影響，底層知識青年這一群體的規模與年俱增。今天的中國，誰要是再喊些“知識改變命運”之類的口號，就算不被挖苦嘲諷，也鮮少有人附和響應。殘酷的現實早已告訴人們，就算一個家庭傾盡所有供養孩子讀書，最後也未必換得來家族命運的改善。對那些家境一般又沒有背景的大學生而言，要想找一份體面得在可預期的時間內買房買車的工作，絕非易事；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甚至“畢業即失業”。

　　決定一個人地位有兩種因素，一個是“先賦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個是“後致性因素”，即靠個人努力。先賦性因素作用太大，這個社會的流動性就小，繼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襲性強。顯然，在今天的中國，一個年輕人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勝，來自於家庭方面的因素要遠多於個人努力。“富者恆富，貧者恆貧，官員的子孫永遠是官員，農民的後代除了做農民工別無出路”，一幅極致的階層固化圖正在現實中形成。無疑，這是一種身份時代的復歸，是壟斷機會、財富和資源的“集體世襲”。

　　底層知識青年的壓力除了來自於客觀上的高房價和難就業之外，整個社會金錢至上的成功判斷標準，也是壓在他們胸口上的巨石。“讀了那麼多年書，好歹也是一個大學生，掙得還不如一個農民工多”，相信不少人對這樣的說辭不會陌生。

　　正是在前邊所描述的那些骨感的現實面前，不少底層知識青年低下了他們高傲的頭顱。被邊緣化的他們，從來不甘心居於社會末流，但苦於上升渠道的日益窄化，事業和愛情一時都難以找到突破口。面對現狀，除了無奈就剩無力的他們，只好在自怨自艾中舔舐傷口，在自嘲乃至自賤的集體狂歡中，尋求片刻慰藉——在此背景下，“屌絲”一詞橫空出世。有觀點認為，“屌絲”的出現，既消解了當下流行的成功學鍍金的虛妄，又拒絕了來自主流意識形態的灌輸，是“庶民的文化勝利”。

　　在這樣的困境中，底層知識青年的痛感要遠大於其他階層，一方面，他們背負著整個家族改變命運的寄托，另一方面，整個體制卻在他們通向成功的路上設置各種障礙，不斷上演屢戰屢敗的人生悲劇。最近，有一家外媒觀察到，高房價正在摧毀中國年輕人的夢想，長期遭遇不公而又沒有改變現狀的可能性時，底層知識青年的怨恨情緒只會越積越多，直至醞釀出難以預料和控制的結果。

　　青年人們的煩惱則主要來自於權力市場經濟中的種種不公正。進一步說，這種不公正又來自於兩方面，一是由於改革的不徹底性，計劃經濟時代在不同階層和地域之間設置的壁壘，至今尚未廢除，給底層知識青年帶來的“起點不平等”。於是，在現實中，生長在貧困山村孩子高考成績明明要比大城市同齡人高的孩子，卻不能像後者那樣考進一所體面得大學的故事不斷上演，對農村的孩子而言，他們“搬磚”的可能性要遠大於那些城裡娃。

　　另一方面，不完全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帶來經濟增長突飛猛進的同時，也帶來了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尚未完全擺脫極權政治“控制術”的青年人，跌進了另一個泥潭，在這個泥潭裡，他們不僅要直面信仰迷失的虛空，而且還要遭遇物質（金錢）至上的資本奴役。儘管不少青年人反感這種生活狀態，但面對來自於家庭和整個社會的壓力，他們還是屈從了，在爭做極致利己主義者的路上越走越遠。然而，對於那些沒有背景的底層青年而言，“機會的不均等”自此至終都伴隨著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當他們拼命想擠入體制時，權力階層封閉式的“代際傳遞”，早早地向他們關上了大門。即便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有幸憑個人能力順利通過獨木橋擠進去，也只能長期停留在體制的末端，用自己的青春去換取那未必能等得來的職位升遷和處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