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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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口稅是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30年代進口洋貨運銷中國內地及自內地運送土貨至通商口岸出口類似稅票時所納的抵代通過稅的一種稅款。這種抵代稅相當於進出口稅的一半，故又稱子口半稅，這是帝國主義破壞中國內地稅主權的一種稅制。其目的在於保證低水平的協定關稅充分發揮作用，把進出口商品的內地稅也納入協定範圍的一種稅制。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
子口稅的由來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侵略者已干預中國內地稅的動向。《南京條約》中規定：“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之後，即準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後來英方得知當時中國“國內關稅定例本輕”，便協議“洋貨各稅，一切照舊輕納，不得加增”，並未具體確定稅率。
50年代初葉
50年代初葉，江南各省地方政府為籌措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創設釐金制度，內地稅課大為增加。因此，英國政府迫切要求修改《南京條約》的有關條款，使清政府“不得對外國進口的貨物，和為向外國出口而購買的貨物，課征內地稅或通過稅”。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第二十八款便有了相應的規定，大意是英商販運洋貨入內地銷售，和自內地運土貨出口，所經內地各卡，倘願一次繳納，以免各卡重徵，土貨可在首經子口上稅，洋貨可在海口完納，“所徵若幹，綜算貨價為率，每百兩徵銀二兩五錢”。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子口稅。同年中英《通商章程》第七款又規定：1.出口土貨的子口稅改在出口海關繳納；2.子口稅率定為進出口稅率之半，稱子口半稅。1861年10月清政府和各國公使會商以後，頒佈了一個《通商各口統共章程》，於是各國商人都得享受英商的同樣特權。
比較《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關於子口稅的規定，可看出子口稅制演進的一些特點：1.《南京條約》僅規定洋貨入內地子口稅，《天津條約》則進而規定土貨出口的子口稅，並且確定子口稅稅率為進出口稅率的一半，或從價2.5％；2.《南京條約》規定華商運洋貨入內地，可以享受繳納子口稅以代替繳納內地稅，而《天津條約》則規定外商始能享受繳納子口稅的特權；3.《南京條約》未明確規定商人在內地稅和子口稅之間的選擇權，《天津條約》則明確賦予外商這種選擇權。繳納子口稅的具體辦法是：凡洋貨運入內地，應向起運口岸的海關繳納子口稅，海關發給憑單，通稱子口單，即可免除常關釐卡的重徵。外商在內地購置土貨外運，應在首經子口呈驗三聯單，註明貨物種類、數量以及裝船口岸，換得運照，在沿途所經子口呈驗蓋戳時，可免各項徵課，直到運抵最後子口，完清子口稅後，方準過卡。
積極作用
子口稅是由海關征收報解中央政府的一種稅收，至於常關釐卡等內地通過稅，則是由地方政府自行加派、自行支銷的收入。繳納子口稅以後的商品既免納其他內地稅，地方政府的稅收遂被壓縮。面對這種情況，地方政府採取了兩種對策：一是降低內地稅率，以與子口稅相競爭。二是採取加重土貨釐金，以補償實行子口稅而短少的財政收入。這個辦法直接破壞土貨的流通和生產，削弱了土貨對洋貨的競爭力。
在此期間，由洋稅務司控制的中國海關是根據貨物啟運地點區別其生產國籍，因此，凡從香港啟運的貨物，都被當作洋貨並享受洋貨內銷的子口稅待遇。於是便有不少國產土貨特地繞道香港以取得洋貨身份，然後運銷內地，這樣，僅在出口時納一齣口正稅，內銷時再納一進口正稅與子口半稅，即可免納一切釐金，其中最突出的是內銷長江流域及華北一帶的廣東和臺灣的蔗糖。1871年鎮江這種“洋糖”的進口比1870年增加十二萬四千擔。
消極作用
子口稅實施的情況子口稅制有利於西方侵略者推銷洋貨和搜刮土產，例如1869年（同治八年）福州關領有子口單運經內地的洋標布計兩千八百二十匹，1871年增至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四匹，又如1866年華商自內地販運生絲到上海，每包負擔內地稅三十兩以上，在三聯單掩護下的外商，卻只負擔五兩，兩者相差六七倍。
子口稅制的後果洋貨內銷的子口稅單和土貨外銷的三聯單、運照制度，給予洋商以深入窮鄉僻壤控制中國國內貿易的極其優越地位，同時也導致華商假冒洋商名義，懸掛外國旗幟，百般依附洋商。華商往往向外商非法購買子口單，以免內地稅盤剝。1879年英國駐漢口領事報告說：上海內銷洋貨的99.9％都由購得子口單的華商所經營，至於在土貨外銷方面，據1866和1867年的《海關報告》說，自內地運棉花到寧波，內地稅高出子口稅一倍，因此華商就以每包五角的代價向外商購買三聯單去護運棉花，其結果竟使三聯單的買賣本身“成為一種交易”。
不僅如此，外銷土貨的子口稅是向出口口岸的海關交納的。如果外商和依附外商的華商自內地販買土貨，在到達出口口岸之前即行出賣，就不僅逃避了內地稅，也逃避了子口稅；如運到口岸而不出口，則他們在國內貿易上也享受用交納子口稅的方式代替內地稅。如1872年鎮江出口的土貨價值只占到三聯單護運流入的土貨的25％，其餘75％都銷於鎮江及其附近地區，並未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