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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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

　　媒介生態學是指用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來探索和揭示人與媒介、社會、自然四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發展變化的本質和規律的科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媒介生態學是人類在處理“人——媒介——社會一一自然系統”相互關係的生態智慧的結晶。它既反映了人類對媒介生態現象和媒介生態規律的漫長認識過程．也反映了人類對媒介生態經驗和媒介生態知識的逐步積累和系統建構。

　　從全球來看，媒介生態學研究的起源最早始於北美。20世紀60年代晚期，北美的社會、政治等很多方面對媒介生態學的誕生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

　　首先，是社會政治的推動。

　　美國的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充滿挑戰與異議的年代。短短10年，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震動。這一時期，美國的政治時起時伏，各種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接連發生，這一時期發生的大規模的運動主要有以下一些：

　　民權運動。肯尼迪在1960年總統競選時，為了爭取民主黨自由派的支持和黑人選票，曾提出新的民權法案的建議，但在後來的執政過程中卻食言了，再加之當時一系列的種族隔離政策，最終導致了民權運動的爆發。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講迫使肯尼迪政府採取了新的措施，以保證黑人的平等權利。

　　反越戰爭。自1965年美國向越南派軍隊開始，美國人民對越戰的看法就隨著越戰的節節敗退而不斷分化。美國的節節失敗以及大量士兵的死亡，使得整個美國社會掀起了反戰的高潮。正如卡爾金斯在他的《美國文化教育史話》中所說，“電視關於越戰的報道，掀起了美國國內的衝突。

　　女性解放運動。這一期間，美國的女性解放運動也發展迅速。成群的婦女走到大街上要求兩性間的基本平等和婦女在社會的中心地位。並且這場婦女為主角的運動在20世紀末達到了高潮。

　　環保運動。20世紀60年代後期，隨著人們對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環保運動也逐漸有了新的發展方向。聲勢日益壯大的環境保護運動的主旨，是為了維持人類生存所需的生態平衡，主張保護某些自然資源不為人所用。

　　這一系列運動的興起，使得眾多的學者開始了深層次的思考。尤其是關註大眾媒介的學者，他們在關註大眾媒介時開始意識到：大眾媒介作為物質實體，是一種具有“生命”特征的生機勃勃的開放系統。它通過自身的生命活力及其與社會大“生命”系統的信號和物質交流保持自己的生存、發展和相對的動態平衡，從而重建了人與自然、人與媒介、人與社會、媒介與社會之間的親和關係。因此，許多學者開始思考媒介與社會的關係，關註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互動，這些互動不僅僅有媒介系統內部要素間的互動，還有人與媒介、媒介與媒介、媒介與社會、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他們認為，如同自然生態系統或社會生態系統一樣，媒介是一個生命體和生態系統，也是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與其他社會生態子系統相互作用、相互競爭和相互利用，並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國際關係等外在環境的影響，從而促使媒介生態的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同社會巨集觀系統保持協調和聯通，通過信息、能量和資源的交換達到某種平衡與和諧。

　　媒介生態學就是在這個特殊的時候、特定的背景下興起的。

　　其次，是科學技術的發展。

　　20世紀6O年代一開始形成的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主要是傳播技術和媒介對文化在深度和廣度方面所起到的影響，因而，瞭解科技在這個時代的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

　　對於科技的發展，我們先從兩次世界大戰對技術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以及產生的影響來考察。真正的現代社會是從1914年開始的，正是這一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全球意識的出現，標志著現代技術的開始。戰爭摧毀了人們和睦美麗的家園的同時也推動了技術的巨大發展。電報的出現改變了信息的傳播方式，也因此而改變了信息的表達形式，進而影響到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而這恰恰體現了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即信息”和尼爾·波茲曼所謂的“媒介即隱喻”。

　　此外，戰爭也推動了交通運輸的發展。保羅·萊文森在他的《真實空間——飛天夢解析》一書中這樣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通信和運輸的互補關係宛若美滿成熟的婚姻。L3運輸的發展直接導致了人們交往的便捷，麥克盧漢的“地球村”也便成為了可能。

　　對2O世紀6O年代的科技進行詳盡分析的是有“數字時代的麥克盧漢”和“後麥克盧漢主義第一人”之稱的美國媒介理論家保羅·萊文森。他的《真實空間——飛天夢解析》一書對20世紀6O年代美國高速發展的科技進行了獨特的分析。在他的字裡行間可以感覺得到科技與媒介和文化強大的聯繫，而這也正好可以說明為什麼2O世紀6O年代一開始形成的媒介生態學研究的主要是傳播技術和媒介對文化在深度和廣度方面所起到的影響。

　　20世紀6O年代出現的科技高潮，在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一系列的影響。首先，科技運輸的發展加快了傳播的進程；此外，由於科技運輸的發展，在對自然資源的消耗增加的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使得全球的環境惡化；最後，由於科技的運用，快速地改變了人們生活方式，對人們的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滋生了很多的心理疾病。這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引起了不同學派的學者、思想家和社會的批評家之間的一系列討論。在這些討論中，就包含有大量的關於媒介生態學的討論，這些內容後來成為媒介生態學經典著作的基礎，體現了思考技術和文化關係的這種新思想和新方式。

　　首先，大眾傳播學理論的日臻成熟為媒介生態學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

　　媒介生態學理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傳播理論，傳播學史上的各種傳播模式就蘊含著其理論的萌芽。儘管這些模式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媒介與社會等方面的互動關係，這正是媒介生態理論所要探討的重點。大眾傳播學的模式有很多種，在這裡主要從以下三個模式來說明。賴利夫婦模式。賴利夫婦在1959年提出了他們稱之為工作模式的模式，即把傳播系統置於社會系統的框架之下，認為大眾傳播是各種社會系統之一，傳播系統的活動與過程，既受其內部的機制的影響，也要受到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其中的“傳播系統包含於社會系統之中”的觀點是媒介生態理論的基礎。

　　德弗勒模式。德弗勒模式也稱大眾傳播媒介系統模式，是由梅爾文·德弗勒和桑德拉·鮑爾·洛基奇在1976年提出的。這個模式把社會看作一個有機的結構，媒介系統是一個信息系統，受眾、媒介和社會體系三個組成部分構成了整個的媒介傳播系統，三者相互影響，相互依賴。該模式主要關註社會結構條件和歷史環境，關註微觀與巨集觀系統的各個部分的相互關係，這與媒介生態學所關註的亦有相同之處。

　　大眾傳播過程圖式。這種圖式是由日本學者田中義久在1970年提出的。他認為傳播過程即符號一信息交往過程，建立在能量與物質交換的基礎上，與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保持著普遍聯繫並相互作用。這實質是一種生態學的觀點，從與巨集觀社會結構的普遍聯繫上把握社會傳播過程，把社會傳播過程看作是人類社會總過程的一部分。

　　其次，出現了大批對媒介生態進行學理思考的學者，為媒介生態學提供了理論形態。20世紀6O年代的大眾傳播學理論已經深入人心，在原有傳播學的基礎上，許多學者進行了一系列具有開創性的探討，為媒介生態學的產生營造了學術背景，對媒介生態學的興起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戈斯德是蘇格蘭的生物學家，他的理論涉及到了植物學、生態學以及古生物學、社會學、人口統計學、經濟學、人類學、宗教研究、城市學等諸多領域。他是在芒福德之前就將生態學與人類文化研究聯繫在一起的學者。他的研究對後來的芒福德和英尼斯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劉易斯·芒福德是對媒介生態學做出重要貢獻的另一位學者，他被許多的美國生態學家看作是媒介生態學方法的創立者。他的兩部著作《機器的神話：技術與人類發展》和《科技與文明》為媒介生態學研究的方法分析技術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他關於“技術與文明”的研究影響了很多人，美國的很多生態學家直接把它看作是最早的媒介生態研究先驅。他也被英尼斯和麥克盧漢提到，被稱為是最早介紹媒介生態的概念和研究傳播技術對人類影響的人。加奎·埃呂爾是法國的社會學家和神學家，同時也是媒介生態學歷史上的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在他的《技術化的社會》一書中介紹了“技術化”的概念，用以理解人們如何適應根植在技術中的意識形態，以及我們技術化了的心智又是如何對我們思考的方式、同時也是總體而言對人類的整個文明起作用的。他對後來研究的影響在尼爾·波茲曼等人的著作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哈羅德·英尼斯是加拿大的政治經濟學家，也是媒介生態學研究方法的一位重要奠基人。他的著作《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倚》屬於最早探討傳播媒介內在的時空偏移是如何影響文化的書籍。他對麥克盧漢有重要的影響。

　　麥克盧漢一直就是媒介生態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一書，在媒介生態學的歷史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正如林文剛所言：它在追尋媒介的本質和媒介的內在結構如何影響文化問題時，介紹了一套全新的方法。媒介生態學的“真正開山之父”尼爾·波茲曼也認為自己受到了麥克盧漢的極大影響。有“數字時代麥克盧漢”之稱的保羅·萊文森在《麥克盧漢與媒介生態學》一文中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麥克盧漢的弟子。

　　在媒介生態學形成的過程中，尼爾·波茲曼扮演了集大成者這樣一個角色。他將媒介放在一個大的社會背景下進行討論，在麥克盧漢“媒介即信息”的基礎上進行了延伸，提出了“媒介即隱喻”的概念。正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所言：波茲曼在麥克盧漢結束的地方開始，用學者的淵博建構起了傳播學研究的新的領域。因此，尼爾·波茲曼被稱為媒介生態學的真正開山之父，因為正是在他的學術領導下，許多學術觀點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生態學的經典理論基礎，同時他還在紐約大學首先設立了媒介生態學的學位研究生課程。後來在1998年成立的媒介生態學學會中的很多人都曾經是尼爾·波茲曼的學生。他自己的許多著作對媒介生態學都有著充滿智慧的詮釋、分析和綜合。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媒介生態學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產生，是有著其必然性的。

　　媒介生態學自20世紀60年代產生至今，已經有了幾十年的發展，在這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不同時代的不同研究領域。崔保國在他的《媒介的生態環境》中曾將國際媒介生態學研究劃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大眾傳播學的概念在西方深入人心；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大眾傳播學出現了一股批判學派，主要產生在歐洲，美國出現的媒介生態學派是一個新的流派。當時的媒介生態學的研究比較註重對媒介發展史的研究。例如，在人類還沒有出現文字的時候，它們是如何處理信息的，什麼是最重要的信息等問題；第三個階段，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美國的媒介生態學主要集中在研究各種傳播符號和傳播學的物理結構是如何對文化產生深遠而根本的影響的。

　　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在不斷發展變化，各個國家對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側重點也很不相同。目前，對媒介生態學的研究一般分為兩個部類：一個是以媒介為中心展開，研究媒介及其生存發展環境的問題的媒介生態學；另一個部類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的，研究人與媒介環境問題的媒介生態學。前者的研究主要是把對媒介的生存發展影響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和人文環境、市場競爭環境等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的研究，研究媒介與彼此之間的互動問題；後者的研究主要是把媒介環境作為社會信息系統的一個子系統，研究它的運作規律以及人與它的相互關係。我國的媒介生態學研究主要關註的是前一種的研究，美國的媒介生態學則側重於後一種，日本的媒介環境學研究也側重於後一種。

　　媒介生態學在我國的研究目前主要側重的是媒介的經營管理等方面，這種研究是我國傳播學者的一種自覺行為。不同於傳播學的研究那樣是從海外引進的，中國學者的媒介生態研究意識是自發的，從一開始學者的關心就側重在媒介的發展生存環境研究方面。清華大學的尹鴻教授最早提出媒介生態概念，但真正開始引發國內關於媒介生態學大探討的應屬邵培仁在2001年發表的兩篇文章：一篇是發表在《新聞界》第5期上的《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另一篇是發表在《新聞大學)2001年冬季刊上的《論媒介生態的五大觀念》。隨後，張國良教授也開展了媒介生態方面的課題研究，而童兵教授在論及中國傳媒市場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態的概念，張立偉等的“人世一年的四川傳媒生存環境變化”，表現出媒介實務研究方面的專家也對媒介生態問題顯示出濃厚的興趣。隨後，媒介生態研究逐漸成為熱門話題，很多學者紛紛從媒介生態視角出發，對當時的新聞大事加以評論。《新聞界》、《新聞大學》、《現代傳播》等刊物成為推動媒介生態研究的主要陣地，而由美國費曼基金資助，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伊利諾大學東亞和太平洋研究中心、武漢大學媒介與發展研究中心、伊利諾大學傳播學院聯合主辦的“中美媒介生態與媒介改革會議”將媒介生態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