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失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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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熱津斯基提出媒介失控論。他的這一理論反映和代表了當今美國政治界和傳播界許多人的態度和見解，受到了美國和西方政界的重視，成為美國政府制定外交和傳播政策的參考，進而影響到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大眾傳播活動以及傳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他的觀點可以在《兩個時代之間》、《運籌帷幄》和《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這些書中。

　　布氏的著作《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一問世，立即引起西方輿論界的高度重視，美英報刊紛紛發表評論。《紐約時報》1993年4月4日的評論認為：該書“從思想和政治史的角度對冷戰後的世界形勢作了權威性的概述，是一部佳作。”1993年7月13日的《經濟學家》周刊的評論指出：“布熱津斯基的最新的一本書，內容相當奇特。儘管不乏有關的信息和閃耀著敏銳的觀察力，但它的中心主題是深深地哀痛其同胞們的貪婪和自私，並對西方缺乏自我剋制而無限悲傷。”

　　的確，這既是“一部佳作”，也是一首輓歌；既是“緊迫的預警”，也是現實的審判。說它是“緊迫的預警”和“一部佳作”，是因為當西方世界都沉浸在“蘇聯崩潰”的喜悅之中時，布氏首先看到了沒有敵人的隱憂和可能出現的全球大失控、大混亂的局面，並大聲呼救。說它是現實的審判和一首輓歌，是因為布氏雖然將西方社會的種種的弊端剖析得人木三分、淋漓盡致，但他開出的“處方”，既難以配齊也難以療治病人膏盲的美國巨人。因此，說到底，這既是一篇措辭嚴厲的判決書，也是一首“哀痛”“悲傷”的輓歌。

　　在布氏眼裡，美國利益不僅高於他國利益，甚至高於人類利益，而他分析問題也總是以是否符合美國利益為基本出發點。他最關心的是在21世紀美國能不能繼續“位居第一”、把日本和歐洲遠遠地拋在後面?能不能仍然在全球發揮“催化作用”?至於採取什麼手段奪得第一和“催化作用”，對別國將造成怎樣的消極影響，布氏認為是不必認真的。對於美國大眾傳播尤其是視覺傳媒對全球的議論、全球的認識、全球的價值觀念產生的消極影響，以及世界許多

　　國家對於大眾傳播中的“信息不平衡”、美國“文化帝國主義”對本國文化多樣性的威脅等現象的批評與指控，布氏非但未對美國傳媒加以檢討、評析，相反倒打一耙。他認為，這是外國自己著意要模仿美國，以美國為榜樣，並亦步亦趨。這種模仿之風涉及社會領域的各個方面，甚至“還擴大到政治生活的形式和細微末節的方面”。還有，如果說美國的大眾傳播對某國的民族文化構成威脅，那麼其他國家的文化也在影響美國文化，比如“紐約是半個歐洲的大都會，邁阿密則是一個半拉美的城市；而洛杉磯正成為東方的延伸地。”他甚至認為，文化多樣性比單一民族文化要好，美國的“公開的多元文化就加強了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有機聯繫。”布氏為何對強大傳媒圍剿下的其他國家的民族文化瀕臨消亡的事實和以及產生的不良後果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呢?因為，這符合美國的利益。

　　布氏還認為，全球性識字的普及造就了無數政治覺醒的群眾，這些人“渴望著對他們的處境找出政治解釋和作出政治矯正，從而引發出信仰上的激情和對現世烏托邦的尋覓探求”，“加速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範圍內帝國的分崩離析。”這無疑也對“位居第一”的美國超級大國地位構成了某種威脅。但是，布氏認為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電視煽動起來的“目前著力追求處於道德混亂中的物質享受的目標會帶來風險”。這些風險表現為：“容易導致無理性的和逃避現實思想的新浪潮”；讓窮人看到了“先進國家的闊綽富裕的生活方式”，激發了“一無所有的貧困之感”；這“就會無意地點燃沮喪的但不是有組織的妒忌之火，而這種妒忌反過來很容易被蠱惑人心的極端分子所利用”。所以，如果世界上再次發生大規模的窮人針對富人的無產階級革命，那麼布氏的潛臺詞——電視是最壞的“顛覆者”和“教唆者”。所以，布氏最擔心的是美國在21世紀的全球大失控、大混亂中失去作為超級大國的“催化作用”。

　　縱觀英尼斯、麥克魯漢和梅羅維茨的媒介理論，我們會從中發現：他們都是科技決定論者，儘管他們的理論呈階梯狀排列，但走的卻是同一條羊腸小道。在他們看來，傳播科技是自發自生的，按照本身孤立的邏輯發展，不受周圍環境的影響，也不受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的制約。因此，媒介科技總是單獨地影響社會環境和人類行為的變化。這種簡單的因果推論，我們似乎可以稱之為科技決定論的“因果模式”。

　　在70年代末期，西方傳播學界出現了科技決定論的第二個模式——“徵候模式”(Sw叩Lonndc腳de)。布熱津斯基的媒介失控論堪稱“徵候模式”的典型。可以說，西方的傳播學家中有相當數量的人都是“徵候模式”的自覺或不自覺的鼓吹者和擁護者。徵候模式認為，傳播新科技發明之後，是否被採用和推廣，有什麼影響和效果，不是由其本身決定，而是由各種社會力量決定。傳播學者的任務在於，預測傳播科技發展的效果和影響，並加以必要的干預或管制，以產生最大的正面的傳播效果。但是，這種模式仍然主張科技是個人發明的，有本身的邏輯，只是傳播科技的用法、發展方向與形式由社會力量(如法律、利益集團、社會習俗、組織形式等)所決定。這就是說，科技仍是造成傳播效果的不可避免的重要原因，只不過傳播效果的本質受各種社會力量所控制。

　　不論是因果模式，還是徵候模式，它們都不承認傳播科技發明的集體過程和社會作用，不追究產生社會影響或傳播效果的社會複雜因素，更不會深人挖掘科技出現時的社會秩序與社會關係，以及使用新科技的媒介機構與社會制度、經濟結構之間的關係。因為，誰都不願意因為自己的追根尋底而打開“潘多拉魔盒”，從而弄翻他們乘坐的這條船。所以，我們不要指望西方的傳播學者在媒介研究中徹底放棄科技決定論。否則，就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