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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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Williamson's Inverted - U Theory）

　　1965年，威廉姆遜在其發表的《區域不平衡與國家發展過程》一文中提出了倒“U”型理論。與以往理論不同的是，該理論是建立在實證研究基礎之上的，而且將時序問題引人到了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威廉姆遜把庫茲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了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無論是截面分析還是時間序列分析，結果都表明發展階段與區域差異之間存在著倒“U”型關係，也就是說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式極化是國家經濟發展初期不可逾越的階段，但由此產生的區域經濟差異會隨著經濟發展的成熟而最終消失。該理論是以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說”為基礎的，1955年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協會的演講中提出了這一著名的假說：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差別的長期變動軌跡是“先惡化，後改進”。

　　威廉姆森受伊斯特林實證思維的啟發，把對區域不平衡增長問題的研究，由純理論的假設和推演，轉向了實證分析。他利用英格蘭東部長達110年的經濟統計資料進行了分析，同時根據全世界24個國家的資料進行了“剖面和時間序列分析”，提出了“倒U型理論”，即：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區域間增長差異呈“倒U”型變化。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隨著總體經濟增長，區域差異逐漸擴大，然後區域差異保持穩定，但是經濟進入成熟增長階段後，區域差異將隨著總體經濟增長而逐漸下降。

　　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界頗具爭議的問題，威廉姆森的“倒U型理論”則明確表達出這樣一個觀點，即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出現、擴大、縮小以及消失是一個周期性規律變化過程。並由此得出了一個仍有爭議的結論：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在經濟發展周期歷程中肯定會縮小的。

　　在威廉姆森提出該理論後，一些研究經濟發展差距的經濟學家們也提出了與此相類似的觀點，併進一步用實證數據證明瞭倒U型理論。羅伯特·M· 索洛(Robert M Sollow)在他的經濟增長模式中提出了“趨同假說”，認為在跨國間的相同經濟參數下，窮國比富國有更快的人均增長，因而從長期看，跨國間的工資率和資本產出比會趨同。羅伯特·J．巴羅(Robert J．Barro)則對20個OECD國家資料進行統計研究，從中發現了從1960年到1985年這些國家的實際人均GDP的平均增長率負相關於1960年的實際人均GDP水平，亦即基數大的增長速度要慢於基數小的國家；同時，他還發現這種規律也存在於美國各州的經濟增長：從1880年到1990年間各州人均收入增長率也負相關於188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初始貧困的州確實是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巴羅的這兩個發現有力地支撐了區域發展差距的倒u型理論，使得不少學者逐步認同，接受該理論，並以此為根據展開自己的相關研究，提出了有益的政策性建議。

　　但是，對於這個僅僅建立在實證基礎上的理論發現，所產生的討論、挑戰乃至質疑在經濟學界至今仍在繼續。許多學者不僅從理論上駁斥其的科學性，而且直接用實證數據直接證明其的偽規律性。其中的代表人物為W·J·鮑莫爾(W·J·Raumol)和J·布萊福特·狄龍 (J.Bradford.Delong)。他們先後利用22個國家1870～1979年間的人均收入增長率與1870年人均收入水平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證明“ 一國的增長率與人均GDP之間並不存在系統的關係”。實際上，至今確實有不少統計資料顯示，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差距，特別是最窮國與最富國之間差距，並沒有顯著縮小，而有些數據甚至還呈現出擴大趨勢。

　　我國也有學者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區域經濟差異變化過程的分析，得出結論：“區域經濟差異變化是存在多種形式的，並沒有統一的模式 ”。“威廉姆森的倒U型學說所描述的區域經濟差異變化軌跡只是眾多的變化軌跡中的一種，並不具有絕對的普遍意義，更不能作為全面解釋區域經濟差異變化規律性的理論。如果以該理論指導我們認識我國區域經濟差異變化情況，特別是以此為依據來推測區域經濟差異的未來變化，提出調整區域經濟差異的政策建議，則會脫離我國區域經濟差異變化的現實和國情，不利於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根據以上論述可知，學術界對於威廉姆森的倒U型理論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並且在實證檢驗中也存在著很多的反證。筆者以為這均是由於該理論還存在一些缺陷，並不能全面地反映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以及其與國民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繫。

　　一方面，倒U型理論具有合理的理論支撐。威廉姆森將這種倒U型變動的因素歸結為勞動力和資金流動方向的改變、國家發展目標及政策的變化以及因區域間溝通渠道的改善而使區域間關聯及鏈鎖效應的變化。這些確實是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因素，直接決定了一個區域的發展水平。第一，勞動力與資金是經濟發展最為基礎的投入品，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與這兩個因素的投入量有著明顯的正比例關係。因此，勞動力與資金在空間中的流動，對於區域間的發展差距也將有明顯的影響。第二，國家發展目標及政策在當今社會中，特別是“強政府”的條件下，對於經濟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引導及約束作用。因此，各區域的發展水平、發展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區域間的發展差距往往也是在國家政策的作用下被決定了。政府傾向於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時，區域差距就會因為優先發展條件優越地區而被拉大；政府傾向於均衡發展時，區域差距也會因政府對欠發達地區的扶持而逐步縮小。這也更明確的表明瞭政府作用往往是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最具決定性的因素。第三，區域間關聯及鏈鎖效應的增強是區域間溝通渠道得到改善，市場機制不斷完善的重要特征，只有區域間各經濟要素的流通管道被疏通後，發達區域的經濟輻射效應與涓滴效應才可能順暢地影響到欠發達區域，促使其能發揮後發優勢，加速發展，從而能夠逐步縮小區域間的發展差距。隨著信息化與現代通訊業和物流業的發展，這一因素在區域間均衡協調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了。

　　但另一方面，威廉姆森的倒U型理論還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首先，未明確界定倒U型理論所指的區域是在什麼範圍內的。威廉姆森利用英國的數據，巴羅利用美國的數據所作出的區域間發展差距模型都能得出倒U型的回歸；但鮑莫爾以及狄龍利用國別間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時，卻得不到證實。再思考我國國內的區域發展差距的變化軌跡以及世界範圍內南北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們可以判定倒U型理論更適合於解釋一國範圍內區域發展差距的變化。世界範圍內的國家(地區)間的發展水平與發展差距所受的影響與干擾因素很多，比單一國家內的情況更加複雜多變。在一個還沒有真正健全的國際大市場里，國家間經濟要素的流動遠沒有在國內市場中流動得順暢，不僅要受到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等阻礙，還要受到政治因素、宗教信仰、文化習俗等的制約。更為重要的是缺乏一個真正運行且監管有力的組織機構(類似於國內中央政府的權威性機構)來整合世界經濟，引導國際經濟均衡協調發展。

　　其次，未明確將國家的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政策作為倒U型理論成立的前提條件。國家的發展目標與政策往往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最具決定性的因素，直接決定了各區域的發展水平、發展方向以及由此產生的區域發展差距。當國家以最大限度發展發達地區的戰略為出發點時，國家政策的作用將使經濟要素的流動產生粘性，勞動力、資金等基礎性經濟發展要素會進一步聚集於發達地區，促使發達地區產業的不斷升級；同時，欠發達地區的發展能力也將進一步弱化，產生“馬太效應”，此時，也不可能出現這種倒U型變化。只有政府轉換了發展目標，將統籌區域發展作為核心目標。並制定出與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政策與法律法規，區域間的發展差距才可能呈現倒U型的運動軌跡。

　　第三，未考慮到技術創新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巨大推進作用是數倍於傳統經濟要素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技術創新的巨大推動作用已成為世界範圍內的共識，只有技術創新才有可能得到跨越式的發展。但技術創新是需要具備許多條件的，豐富的智力資源、雄厚的技術基礎、活躍的創新氛圍、必不可少的物質資料與大量的資金。這些條件往往都聚集於發達地區，因此其能最早且最全面的享受到技術創新所帶來的巨大發展，較之於欠發達地區雖得到從發達地區梯度轉移而來的傳統產業發展仍是有巨大優勢的。且這種先發優勢能得到進一步強化，即這種技術創新機制在發達地區進入了自組織階段，這種區域間的差距也可能進一步加大，而不是縮小。

　　此外，還有一些特殊情況也應具體說明。如傳統的資源耗竭型區域，往往隨著資源的耗竭，整個區域內經濟即會逐漸解體，流動性經濟發展要素逐步外遷，生態環境惡化等而可能喪失掉加快發展乃至繼續發展的動力，很難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

　　基於以上的相關理論研究和評述可知，倒U型理論在描述區域間經濟發展的路徑與軌跡上還是有其一定的解釋力，能較為準確地描述出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變化形式。而且我國學者饒會林(2005)引入雙S曲線模型，清晰全面地反映和回答兩區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機制和變化趨勢，準確指導區域間協調發展，把倒U型觀點發展和完善到一個新的高度。但是這些還並不能使倒U型理論成其為一個完整的描述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對國民經濟之間關係的理論。

　　(一)界定倒U型理論的適用範圍

　　對於倒U型理論的應用範圍的界定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不少學者在研究或挑戰倒U型理論時，並未考慮該理論的適用範圍，而籠統地將一國範圍內的不同區域差距、不同國家間的地方區域差距、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乃至若幹個國家聯盟的差距都套用該理論，這樣得出的結論必然千差萬別，無法得出規律性的結論。通過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實證數據的比較，該理論的適用範圍應限定在研究一國範圍內的區域發展差距問題上。因為在一國範圍內，中央政府可以作為全國各區域利益的代表，能制定統一的巨集觀經濟政策並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政策的執行力，從而有使區域經濟協調均衡發展的較大可能性。

　　(二)建立“雙倒U型假說”

　　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一定的邏輯推理的基礎上，糅合理論界關於區域差距問題的不同觀點，衍生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即“雙倒U型假說”。

　　該圖形雖只是在縱軸方向添加了一條新的倒U型曲線，但卻能全面而準確的表示出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與GDP數值之間豐富而多變的聯繫。圖2中橫軸是表示國民經濟的發展，即表示為GDP的增長，縱軸表示的是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用地區間人均GDP的數值差來表示。A曲線與B曲線則是表示在不同前提條件下地區發展差距與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變動的方式，其中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國家執行何種區域經濟政策。在中國，這種政策因素的作用表現的尤為明顯。A曲線表示的是在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政策條件下出現的情況，B曲線則表示的是在區域均衡發展條件下出現的情況。

　　(三)對A曲線的分析

　　在國家堅持執行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情況下，地區發展差距與國民經濟間的運動軌跡很可能如A曲線所示。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同時，國民經濟在增長一段時期後，處於—個峰值後就會不斷下滑。這也是目前全社會所擔心會出現的一種情況，即“馬太效應”，發達地區越來越發達，落後地區越來越落後，最終導致社會的不穩定與經濟的崩潰。 　　因為在中央政府堅持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政策的制約與影響下，經濟發展前期，大量的生產要素都會流入中央政府重點發展的區域，資本、能源、資源、勞動力和科學技術在一定區域中不斷聚集，則會產生集聚效應，促使該區域經濟得以跨越式的發展，直接推動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當重點區域已經發展到該區域經濟結構所能承受的發展的極限時，由於非均衡的區域政策的限制與引導下，大量的生產要素還是會從非重點發展區域(因為重點區域經濟已經在集合全國的力量先發展起來，所以此時的非重點區域即為落後地區)繼續吸收傳輸到重點發展區域。而此時將可能出現以下幾種情況導致國民經濟出現下滑。

　　1．落後地區在逐漸失去“造血”功能的同時，還要向重點發展區域繼續“輸血”，使得落後地區不止是發展緩慢，而是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在重點地區的經濟水平提高的同時，進一步加大了地區間的差距。而廣大的落後地區的經濟嚴重衰退，必然會吞噬掉重點區域經濟的相對發展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從而使國民經濟出現下滑。

　　2．由於國家非均衡發展的區域政策的引導下，大量的生產要素會繼續向重點區域聚集，而此時重點區域中先發展起來的傳統產業部門在受到政策的保護下，具有了向落後地區梯度轉移的粘性，即會繼續留在重點區域內發展，從而造成許多不利影響。如不能起到帶動落後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國民經濟在空間上協調發展，而且占據了重點區域的空間，使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受到空間上的巨大限制；傳統部門在粗放型經營模式下還將繼續掠奪式地消耗生產要素，保持其生產效率，不利於重點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導致了其經濟的不可持續性的快速健康發展；傳統部門往往是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產業，對重點區域的生態環境和居住環境有著極大的破壞作用，為重點區域的進一步發展製造了諸多障礙，不利於其可持續的綠色發展。

　　3．由於重點區域的聚集效應明顯，大量的人口會以快於重點區域提供工作與生活機會的速度涌入重點區域。人口問題將會成為制約重點區域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住房問題、交通問題、環境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社會治安問題……將會一起激化，嚴重干擾重點區域的正常經濟發展，甚至會使重點區域陷入停滯、倒退的困境中。中美洲、南美洲的一些大城市現在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很值得我們警醒。

　　重點區域出現的這些問題，導致該區域經濟不能進一步的高速發展來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亦即直接導致國民經濟的下滑。

　　4．更為嚴重的是，當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懸殊，則會引發區域間的衝突，破壞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前提條件——穩定。在我國，區域間的矛盾衝突還往往夾雜著民族間矛盾，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在“穩定、改革、發展”的大討論中，我們已經十分明確穩定對於一國經濟發展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社會的穩定，就不會有經濟的發展，只可能使國民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以上是對A曲線所表示的經濟含義進行了闡述，分析了其變化方式及其變化過程的原因。雖然這種曲線只是一種邏輯推理，在實際生活中幾乎沒有出現過，但是對於預防相關問題的發生，有著很好的預警作用與較強的解釋力，更加完善了倒U型理論，使其運用的範圍更加廣闊，更具有理論說服力。

　　(四)對B曲線的分析

　　B曲線則是表示在一個國民經濟增長周期內，政府已實施、正在實施或將要實施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戰略或政策時，地區經濟差距與國民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這也是倒U型理論的主體內容，前文已經介紹了相關內容，在此不作贅述，但必須再次強調其成立的前提條件，即在一國範圍之內的兩個區域，國家的中央政府有較強的巨集觀調控的能力以及使全國各區域均衡協調發展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