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群體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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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群體歧視（out-group derogation/out-group discrimination）、外群體排斥

　　外群體歧視是貶低外來其他群體的價值。例如城市居民對外來人口（大部分為農民工群體）的歧視性態度。

　　在歧視產生的原因解釋上，西方學界存在以下三種代表性觀點：

• 個體原因觀———具有特定特征（如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階層）的個體會有較強的歧視態度；
• 群體利益競爭觀———歧視是特權群體在自身優勢地位、資源和權力受到威脅後做出的反應，從屬群體相對優勢群體的數量規模、經濟或文化競爭態勢、大的社會經濟景氣狀況等都對群體間歧視產生影響；
• 這種觀點來自社會心理學，他們將社會歧視看作情感和認知過程導致的結果，如將歧視看作認知局限所帶來刻板印象的外在表達，是一種恐懼、害怕、焦慮的置換物等。

　　在較早期的研究中，塗爾乾所著的《自殺論》一書中對社會流動與外群體歧視態度就有相關論述。傳統的理論假設認為，無論是向上社會流動還是向下社會流動均會導致社會不穩定、身份焦慮和相對剝奪感，並且造成個體緊張和異常壓力。如果個體將精神壓力歸因於自己，在極端情況下將可能導致自殺；若個體將這種生活不滿歸咎於外因，將會對其他個體或群體產生嚴重的敵視感，甚至可能傷害他人。

　　後來，貝特爾海姆( Bettelheim)、賈諾維茨( Janowitz)、格林布納姆( Greenblum)、皮爾林( Pearlin) 等學者延續這一邏輯，強調向下社會流動會導致個體產生強烈的挫敗感，而向上社會流動易引發個體的社會不安全感。 特別是向下社會流動使個體產生更強烈的剝奪感和不安全感，外來族群或少數族裔就有可能成為他們發泄不滿的替罪羊，向下流動者更容易對外來群體產生更強烈的歧視。 向上社會流動雖然會導致不安全感，但是向上流動者會表現出遵守與其流入階層的社會規範，而不會增加對外群體的歧視。儘管經典理論預測如此，但很少有經驗研究精準檢驗社會流動是否通過相對剝奪感、不安全感等機制間接影響外群體歧視。

　　1.社會化

　　在特定的社會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社會結構位置會形塑出不同的行為模式和社會態度。進一步說，在社會流動的軌跡中，出身階層和現處階層對個體的行為態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社會流動者的初始位置( 出身階層) 是個體兒童和青少年成長時期的重要社會化場所，而到達位置( 現處階層) 是個體成年完成正式教育之後的再社會化場所；此兩個階段的社會化均會對社會流動者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在孰強孰弱上，學者仍然存在較大的分歧與爭論，主要分為早期社會化決定論、再社會化決定論、折衷論。

　　早期社會化決定論強調出身階層對社會態度的形塑具有決定性作用。再社會化決定論認為到達位置( 現處階層) 對個體社會政治態度的形塑作用更具影響力。折衷論認為個體出身階層位置( 家庭背景) 、現處階層、社會流動經歷均會對個體的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產生一定的影響。

　　霍奇和特萊曼對1963年美國民意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社會流動者的外群體歧視態度受到家庭出身階層和自己現處階層的共同影響，呈現聯合效應。在代際職業流動中，與出身階層相比，內群體成員的現處階層對外群體的歧視態度產生更大的影響。且控制社會流動者的出身階層和現處階層之後，社會流動經歷變數仍然對外群體歧視態度產生顯著影響。

　　2.資源競爭

　　從表象上看，社會流動是社會位置變動的過程，但其本質是在特定的社會制度環境下社會有價值資源的重新分配。該過程可能會改變流動者對於群體競爭威脅的認知，影響內群體成員對外群體的歧視態度。外群體的加入將爭奪工作、住房等稀缺資源，在工作和經濟收入等物質利益方面形成直接的競爭和威脅感。根據群際威脅理論，外群體所擁有的物質文化資源以及群體成員的日常社會行為、文化價值觀、信念等都有可能會對內群體的成長與發展造成較大威脅。這種競爭和威脅感將可能導致內群體成員對外群體產生消極的敵對行為和不友好態度，尤其表現在對少數族裔和外來勞動力移民的歧視態度上。

　　3.文化適應

　　同群效應是影響兩個群體交往意願和態度的重要因素。個體的社會態度和行為模式受到同群體其他成員文化價值觀的影響。社會流動不僅是社會結構位置的變化，而且處於不同社會位置的個體所面臨的階層文化( 同群效應) 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個體對於不同階層的文化適應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群體間的交往行為和社會態度。 　　布勞( P.Blau) 運用社會流動解釋個體人際關係變化時，提出了“文化適應理論”( acculturationtheory)。社會流動會給個體的交往帶來諸如社會不安全等特殊困境。無論是向上流動還是向下流動，社會流動者只有與流入階層的成員開展廣泛且深入的社會交往，才能獲得適應流入階層新的文化價值觀念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充分機會，完成融入新階層的過程，日常行為方式和社會態度保持與流入階層一致。

　　後來有學者將他的文化適應理論具體操作化為時間維度和結構性維度應用到群體交往歧視態度分析中，檢驗該理論假設。結果發現，社會流動中的出身階層和現處階層地位對外群體歧視的影響依賴於社會流動者的階層文化適應程度; 從對外群體總體歧視氛圍較高階層流入到總體歧視氛圍較低階層的社會流動者，對外群體的歧視程度逐步降低; 而流入階層的歧視氛圍比流出階層更高時，對外群體的歧視程度逐步增加。人們對包容態度的文化適應要比歧視態度更容易; 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流動者對現處階層的文化融入程度越來越高，現處階層地位對外群體歧視影響程度逐漸增大，而出身階層的影響程度逐漸減弱。

　　4.社會認知

　　與職業地位一樣，教育也是重要的社會結構位置之一，教育流動也是社會流動的一個重要類型。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文化程度都會對自己的社會態度產生一定影響，即使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外群體歧視的影響力要小於自己本身的教育程度。在子女的成長階段，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更可能將他們對外群體的態度傳遞給自己的子女。

　　學校是個體早期社會化的重要機構之一，學校在教育中更可能宣傳平等、自由、理性等社會主流價值觀。教育向上流動者經歷學校社會化之後，更可能習得開放、平等、包容等社會價值理念，對外群體的歧視程度更低。教育不僅影響個體的社會文化認知，而且會對個體的職業、經濟收入、住房等社會經濟地位獲得產生深刻影響，進一步影響個體對外群體競爭威脅感知，這種感知在較大程度上決定了內群體成員對外群體的親近度或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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