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景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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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景監獄描述了一種圍觀結構，意指具體的個體或對象均有可能暴露於公眾的視野中，承受社會公眾的圍觀和監督。互聯網生態下，傳統社會建立在信息資源壟斷基礎上的社會治理模式發生了轉換，管理者在信息資源把控方面的優勢不再，原本作為“被監視者”的社會公眾轉變成為“監視主體”，可藉助互聯網拓展發聲渠道、釋放話語能量，迅速實現對某一對象的圍觀和討論，進而形成或引導公共議題。

　　“共景監獄”是一種圍觀結構，是眾人對個體展開的凝視和控制。他們之間信息的分配已經比較對稱了，管理者在信息資源把控方面的優勢已經不復存在，試圖通過信息的不對稱所實現的社會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人們不再一如既往地聆聽上面的聲音，而是在交頭接耳中溝通彼此的信息，設置社會的公共議程。

　　而“共景監獄”中處於場中央的管理者與公眾的交鋒一觸即發，幾乎每個管理者都感受到了集體凝視和挑戰的壓力，大聲疾呼被視為托辭辯解，沉默無語被認定俯首認罪。一般而論，觀眾在數量上壓倒管理者，更重要的是新信息傳播技術帶來的諸如匿名、暗示、傳染等適合“起哄嫁秧”的集合心理機制。毫無疑問，這種社會話語能量的巨大釋放給社會的管理者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無窮的困擾，在某種程度上也助長了“民粹主義”。

　　特別在微博這類自媒體平臺上，共景監獄的特點更加明顯：大眾在數量上擁有優勢，管理者寡不敵眾；其次，道德優勢“天然”就是大眾的特質，他們賦有“善良、同情、公正”的本質；最後，新傳播技術帶來的如匿名、暗示、傳染等適合“起哄嫁秧”的集合心理機制使得人們在“交頭接耳”中溝通著彼此的信息，質詢甚至嘲笑著處於公共視野之中的領導者或者媒體。

　　同傳統社會、傳統法治思想比較，現今社會治理結構發生了從“全景監獄”到“共景監獄”的根本性轉換。“全景監獄”的社會治理結構類似羅馬人建造的金字塔式的監獄，所有犯人關在最底層、第一層，獄卒他比他們都高一層，獄卒居高臨下，既是執法者、又是監督者，底下的人是看不見他，他看得見底下的人。

　　但由於技術發達打破了信息壟斷，社會結構變成“共景監獄”，執法者不再高高在上，他不僅是監督者，他同時還成了一個被監督者。監督的主體變成輿論，管理者在輿論場的變化中，需要考慮怎樣建成法治政府，怎樣恪守法治規則。

　　“共景監獄”下的匿名機制帶來的掩飾和庇護使得更多人傾向自由平等的表達，甚至對抗權威，更多地行駛自己的監督權。

　　在“共景監獄”場域中，一旦被推上圍觀區域，便受到了集體凝視和挑戰的壓力，眾多圍觀者就如勒龐筆下的群眾，往往存在非理性狂歡、情緒燃點低、自我意識弱等特點，容易被外界刺激點燃，被情緒裹挾，盲目跟風，導致自我意識退化，失去理性思考。

　　“共景單視監獄”是基於大眾媒介尤其是電視媒介深入各家各戶這一現實改變而重置的全新的監獄概念。所謂共景，就是由電視媒介訴諸於沙發前的屏幕，每個人都接納著相似的、支離破碎的、迅速切割的場景，所謂單視，就是指觀眾主動選擇將單個的自己視線束縛在沙發之前，電視之面。麥謝森認為，這是福柯的一個疏漏，同樣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工業進程中的一環，機械組建空間與媒介組建組建空間相比，福柯對後者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與福柯的全景敞視監獄的視線對象關係（少數人觀看多數人 the few watch the many）不同的是，共景單視監獄是“多數人觀看少數人（the many watch the few）”。麥謝森在他的書中提到：

　　雖然觀看者彼此距離遙遠，但觀看的動作本身把全世界的觀眾帶進同一個電子空間，只有少數人才能成為被觀看者，大多數人都是觀眾，而被觀看的少數人成了多數人景仰與效仿的榜樣。

　　與“全景監獄”相對，“共景監獄”是一種圍觀結構，是眾人對個體展開的凝視和控制。

　　他們之間信息的分配已經比較對稱了，管理者在信息資源把控方面的優勢已經不復存在，試圖通過信息的不對稱所實現的社會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人們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聽管理者和傳媒的聲音，人們在“交頭接耳”中溝通著彼此的信息，設置著社會的公共議程，質詢、甚至嘲笑著處於公共視野之中的領導者或者媒體。

　　於是，處於場中央的管理者與觀眾的交鋒一觸即發。

　　幾乎每個管理者都感受到了集體凝視和挑戰的壓力，大聲疾呼被視為托辭辯解，沉默無語被認定俯首認罪。一般而論，觀眾在交鋒中的勝算總是比管理者更大一些。

　　（1）結構形態：

　　有別於“全景監獄”的塔狀結構，不是一對多的俯視，而是多對一的凝視。

　　（2）權力主體：

　　“共景監獄”場域下，人人都是監督者，同時也是被監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