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鲍德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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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年-2007年）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后现代理论家，知识的“恐怖主义者”。波德里亚生于1929年，作为家族中上大学的第一人，他在巴黎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从1968年出版《物体系》开始，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1976年出版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最经典的阐述之一。《消费社会》一书从消费的意义上解释了时下的社会则让他风靡于大众，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我国学界批判、理解消费社会的思想基础。

　　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方面卓有建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做“后现代”的年代，让·鲍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

　　鲍德里亚于1929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兰斯，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比较，他的成长生涯和心灵历程都具有特殊性。他并没有在知识环境里长大，而生长在祖父母是农民、父母是公务员的法国传统家庭。在高中阶段后，他与父母决裂，这种“决裂的模式”，平行位移式的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生活。作为一位有天分的学生，他没有沿袭传统的受教育路线，而逃离了大学预备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不得不在教授了许多年的语言课程后，为得到一份大学的工作而艰苦努力。

　　从60年代末开始，他在楠泰尔学院社会学系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正如鲍德里亚自己的回顾所言：“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从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由此足见他在体制内“反体制”的革命态度，尽管他曾千方百计地要挤进学术体制之中，而且始终生活在其中，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得到了基本的认同。

　　鲍德里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社会的发展，重新思考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鲍德里亚早期的著作关注消费社会的建构以及它如何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意义和活动的世界，并由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的反思几乎完全从他的文本中消失了。随之，模拟（simulations）和拟像（simulacra）、媒介和信息、科学和新技术、内爆和超现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当它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思想和经验时，消除了以往的工业社会模式中所有的边界、分类以及价值。

　　2007年3月6日在巴黎的病逝。

　　在求学期间主修的是社会学，其主要思想的形成受到了马克思、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影响。他的早期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以后接受并发展了符号学说，并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80年代以后，对当代场景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新型关系的形而上学研究，逐渐取代了他对后现代性的分析。

　　在几种最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发展过程中，鲍德里亚近乎极端的思想体系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的理论目前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理论以及有关传媒、艺术和社会的话语。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他试图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加以综合，意欲发展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他对消费社会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控制关系、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定位于一些被组织到指意系统中的符号的符号学理论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涉及到家庭环境、建筑、绘画以及媒体等各种现代现象。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物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和《符号政治学批判》(1972)等。

　　在这之后的著作中，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研究媒体和现实向结构的转化，他开始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抛弃一切对现实真实的应用而转向超现实，即一个由拟像构成的世界。在他的拟像社会中，模型和符号构造着经验结构，并消灭了模型与真实之间的差别，人们以前对真实的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均已消失。这段时间的作品主要有：《生产之镜》(1973)、《符号交换与死亡》(1976)、《末日的幻觉》(1976)、《仿象与拟真》(1981)等。

　　鲍德里亚在80年代以后的形而上学的思想首先体现在其《宿命的策略》(1983)一书中，他描述了客体（大众、信息、媒体、商品等等）无限增殖，最终逃脱了主体的控制，实现了主客体之间的角色逆转。他的理论改变了贯穿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主体对客体的统治这条主线，他认为这种统治已经结束，并建议个人应当向客体世界投降，并放弃主宰客体的计划。他的这种理论充分反映在当代文艺作品中，西方一部红的发紫的科幻电影《Matrix》表现的就是他所描述的景象。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大部分致力于描述现代性中的关键性东西（生产、社会、历史等）的消失，这就最终构成他对历史终结的讨论。在他的理论中，人们正面对着一个灰暗的没有未来的未来，一切都已完成了，只有同样的事件无限地重复，这就是后现代的命运。鲍德里亚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主要表述在1988年的一篇名为《公元2000年已经到来》的文章中。

　　鲍德里亚是悲观的，他给我们描述的后现代社会是阴暗的，但我们当前还生存在现实的社会中。他曾经指出，我们不要“忘记福柯”，因为福柯相信知识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让·鲍德里亚，在1929年生于法国东北部兰斯，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比较，他的成长生涯和心灵历程都具有特殊性。他并没有在知识环境里长大，而生长在祖父母是农民、父母是公务员的法国传统家庭。在高中阶段后，他便与父母决裂了，这种“决裂的模式”，平行位移式的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生活。作为一位有天分的学生，他没有沿袭传统的受教育路线，而逃离了大学预备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不得不在教授了许多年的语言课程后，为得到一份大学的工作而艰苦努力。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因为翻译了彼得•魏斯的戏剧作品而获得了一定的名声，同时，他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布莱希特著作的法语译者。1966年，他终于在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学院）获得了一份教席，但两年后学生运动爆发。这时，他开始与激进的《乌托邦》杂志发生联系，但在政治立场上，却在激进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决定论之间采取了折衷态度，与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姿态产生了偏离。

　　从60年代末开始，他在楠泰尔学院社会学系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是，正如鲍德里亚自己的回顾所言：“在20世纪 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从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由此，足见他在体制内来“反体制”的革命态度，尽管他曾千方百计地要挤进学术体制之中，而且始终生活在其中，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得到了基本的认同。

　　逐渐地，他的研究开始把新兴的“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包容进来，在当时，这些问题还是“并不能成为学术”的非学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鲍德里亚可以说是一位“始终追逐时髦”的人，这也是很多人对他的初步印象，这种时尚化的取向一直伴随着他的学术生涯。同时，尽管他也致力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他的思想套路却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大异其趣，尤其与阿多诺式的咄咄逼人的精英文化立场迥异。鲍德里亚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对现代消费社会进行积极的解析，这种解析同时吸收了罗兰•巴特、麦克卢汉等人思想的精义。

　　在70年代末期，在承担了一阵编辑的工作之后，他的生活曾一度陷入了危机。此后，鲍德里亚的工作和写作才都稳定了下来。1986年，在被授予了博士头衔后，他便辞去了大学教职，开始专心从事写作还有摄影创作。在90年代末期，他竟然又因摄影而赢得赞誉，并在法国、英国、意大利举办了摄影展，从而呈现出与一般的社会思想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纵观鲍德里亚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像其他法国知识分子那样曾是社会运动的热情参与者。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却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着最紧密的接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大多数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现代商业社会的研究价值的时候，他就早在1968年便出版了名著《物体系》（Le Systéme des objets，1968；The System of Objects, 1996），在其中集中论述了“物及其消费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问题。而罗兰• 巴特的《流行体系》（Le Systéme des la Mode，1967）的出版只比他早一年。再如，新近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1991 ;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1995）这样关注当下现实的专著出现，亦为明证。

　　鲍德里亚毕生的革命化的激情，其实都耗尽在体制之内的学术与非学术研究之中，他真可谓是一位在书斋里闹革命的“决裂先锋”。当回眸自己前半生，鲍德里亚总结说：“我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拟的决裂状态中：与大学乃至与政治界（决裂），我总是能只以一种保持距离的方式被卷入政治界之中。”这种贯串始终的“决裂模式”，不仅决定了他时时要成为时代先锋的前卫思想家，并与政治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他的生活中的这种“决裂模式”是“ 虚拟”的，这决定了他的思想探索并不是要践行的，而是只是一种在思想层面上需要成功的东西。

　　的确，鲍德里亚是一位赢得了世界声誉的社会思想家。但有趣的是，如果硬将他归之于任何一种传统学科体系之内，似乎都要丢失掉一些他思想谱系中重要的部分。那么，鲍德里亚的社会思想究竟该如何定位呢？

　　众所周知，鲍德里亚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因为他在大学的教席也是社会学的，他的学术起跑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研究开始的。

　　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鲍德里亚以其“符号消解现代性”与持“语言游戏”观的利奥塔、提出“被释放的文化”的拉什、坚持“后文化”观念的克鲁克等人一道，被列为“自主而有效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者。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能在社会学的界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并不仅仅因为他的一套形成自己术语体系的消费社会理论，倒更是因为，他从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演变成一位后现代主义推崇者，是因为他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才是他在社会学家中“独树一帜”的地方。由于他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具有哲学的意味，因而，他还被视为一位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其次，可以认定，鲍德里亚又是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

　　他与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在同一条阵线上与“现代性”作战，并是同一重量级台面上的“后学大家”。尽管直到80年代，鲍德里亚才开始采用后现代话语，似乎比其他同仁略晚了一些，但是，“在他60年代和70年代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许多原型后现代（proto-postmodern）主题……鲍德里亚叙事的中心议题是：由生产、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所支配的现代性纪元已告结束，与此相对应，一种由类像和新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形式所构成的后现代性纪元业已降临”。其实，鲍德里亚最切近后现代主义精神的那部分，就是对现代社会的“超真实”（hyperreality）境遇的论述，它使得一切价值上的真正对立或一分为二不复存在，真实与非真实间界限的日益模糊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

　　再次，还可以认定，鲍德里亚更是一位当代“文化研究”的先锋派人物。

　　可以进行横向类比的是利奥塔、詹姆逊的文化研究，这三人的工作，被认为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定向作用”。尤其是在缩短现实与理论的距离方面，“利奥塔通过语言游戏的论争使得知识审美化，詹姆逊对文化与理论之间批判距离的丧失表示忧心，而鲍德里亚则最为极端，他使得理论自身适应性地转化为使其理论化的类像境遇，并开始试图说明如下两者固定而明确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在社会与经济生活里后现代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生活中后现代主义的角色，并以取消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作为终结”。无疑，在社会与文化间的界限无法区分的多种状态中，三者都在试图界定后现代性，只不过鲍德里亚似乎走得更远，社会学的景深更加深远。

　　鲍德里亚曾屡次借用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内爆”理论，来说明类像与真实世界之间界限的崩塌。其实，各个学科分界，在鲍德里亚的理论实践中也已经“内爆”了，社会学、后现代主义思想、文化研究在他那里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多维交集”。

　　在《符号交换与死亡》（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1976；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1993）这本专著的英文版封面上，设计者套用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将头像进行重复丝网印刷的手法，将九个骷髅版画像进行多色彩的复制和造型。这个封面设计就好似一个象征，鲍德里亚就犹如这样的幽灵一般，飘荡和跨越在各个思想领域和学科沟壑之间。

　　鲍德里亚这位在思想丛林里不断冲锋的游击队员，他的思想进程经过了如下演变的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时期”。《物体系》（1968）和《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1970）是该阶段的代表作。确切地说，在这一阶段，鲍德里亚采取的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方法论。《物体系》中还能明显嗅出罗兰• 巴特的《流行体系》的符号学味道，《消费社会》则为人们提供一套西方社会转型的整体理论。消费社会被视为“符号的系统生产”占据主导的社会类型。

　　转型阶段：“批判马克思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Pour une critique de l’economie du signe，1972；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1981）和《生产之镜》（Le Miroir de la production，1973；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1975）。从70年代开始，鲍德里亚清算掉了自己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反戈一击，试图从一种基本的人类学观念来超越马克思主义。

　　第二阶段：“社会思想成型时期”。在转型阶段的基石上，鲍德里亚的社会思想终于成熟，《符号交换与死亡》成为了他整个学术生涯最关键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专著里，他提出了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新基础。以前的鲍德里亚的聚焦点是“消费符号”，而今他的关注点是：以“符号交换”来应对“类像的逻辑”。在这一新基础上，到了7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一系列的领域八面出击：《博布尔效应》（Beaubourg Effect）、《忘掉福柯》（Oublier Foucault，1977；Forget Foucault,1987）、《在沉默大多数的阴影里》、《媒介的内爆》（Implosion of the Media）等一些专著出炉，真可谓威风八面。

　　第三阶段：“从批判理论到宿命理论时期”。在这一阶段，鲍德里亚开始寻求对符号交换理论的发展，而基本放弃了批判的激情，代表作有《诱惑》（Seduction,1979）、《宿命策略》（Fatal Strategies,1990）、《冷酷的记忆》（Cool Memory,1990）等等，尤其是《宿命策略》暗示出在新的高科技社会下，主体丧失对客体的统治力，所以，应采取对客体的“宿命策略”。

　　第四阶段：“类像第四序列时期”。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鲍德里亚思想最新发展期，在1989年5月的蒙大纳会议上，他勾画出类像第四序列的社会历史状态。该观念的发展具体体现在《罪恶的透明》（Transparency of Evil, 1993）和《类像与仿真》（Simulacres et simulations,1981；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 1994）当中。

　　同时，最新的专著，还有研究时间的《终结的幻想》（L’Illusion de la fin,1991）、研究真实性灭绝的《完美的罪行》（The Perfect Crime,1996）、研究交换的《不可能的交换》（L’échange Imposssible,1999）等等。关于千禧年的最新思想，就出现在这一阶段，它是鲍德里亚的社会思想在“历史时间观”上的一种延伸。

　　鲍德里亚的社会思想，以消费社会批判为起始，其特点就在于结构主义符号学视野的参与。

　　在《物体系》的结论篇，他明确地指出：“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这种身份的转换，也使得人与人间的关系“变成了消费关系”。《消费社会》仍以物的分析为起点，进而提出了“消费社会的逻辑”，并将该社会类型界定为“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而“消费”则“是（通过对消费个体进行分化作用）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有力因素”。

　　如此可见，早期的鲍德里亚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结合起来，试图提出一整套的商品符号学原理和消费社会逻辑。这种努力从他开始反思“批判之维”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里，仍没有减退，他甚至更极端地认定：“商品完全被当作符号，被当作符号价值，符号则被当成商品。” 第一阶段和转型阶段的鲍德里亚，他更多是从“符号消费”或“消费符号”的角度来看待消费社会的。

　　第二阶段的鲍德里亚，才真正走向了成熟的“符号交换”理论，这已成为了他的社会思想的精髓。在《符号交换与死亡》写作前后，鲍德里亚还吸收了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观念，其理论的内在构架是这样的：

　　Exchang-Value(交换价值) —— signifier（能指）

　　———————————— ———————— 符号交换

　　Use-Value(使用价值) —— signified（所指） （Symbolic Exchange）

　　在鲍德里亚看来，一方面，在现代消费社会，“所指的价值”取消了，也就是说，符号形式所指向的“真实”的内容已经荡然无存，符号只进行内部交换，不会与真实互动；另一方面，劳动力与生产过程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异，所有终极生产内容均告消逝，生产只能发挥一种符号的代码或编码的功能，同时，货币和符号、需要和生产目、劳动本身也都成为悬浮的了。一方面是“符号真实指涉”的终结，后一方面则是“生产真实性的真正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才最终认定：“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能指—所指辩证关系终结”，“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辩证关系的终结”，“古典符号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 所以，他黯淡地提出，惟有死亡，才能无视和逃避这个为代码逻辑所支配的世界，逃避这个任何物都与其他物既等同又无关的世界。看来，“死亡的平等”所能规避的，似乎就是庄子表面意味上的“齐物”的宇宙。

　　总之，鲍德里亚好似为他的观众们擎起一枚“万花筒”，人们从里面窥见到的是消费社会所折射的方方面面，但万变不离从“消费符号”到“符号交换”的“圜中”。

　　“类像理论”，是鲍德里亚最著名的理论，有时甚至成为了代替他的“符码”。他的思想主旨，就在于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后现代主义文化设定一个坐标系。

　　在《符号交换与死亡》代表的第二阶段，鲍德里亚提出了“类像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说。类像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

　　①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

　　② 生产（produ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

　　③ 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目前时代的主导模式。

　　第一序列的类像遵循“自然价值规律”，第二阶段的类像遵循“市场价值规律”，第三阶段的类像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我们可以举艺术品的例子来加以旁证。在工业革命之前，艺术品的仿制只能通过手工制造的方式来完成，从一幅画临摹成另一幅画，这是并不破坏自然规律的模仿，这种“仿造”只能在原作之外增加“赝品”。工业革命之后，由于机械化大生产方式的出现，艺术品的复制就可以采用机械制造的方式，比如古典主义的名画可以通过印刷术来翻制，这也就是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其中起调控作用。而现时代，随着以手推磨为标志的“农业社会”的远去、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社会”的行将结束，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任何造型艺术品都可以被转化成影像在网上传播，这些被无限复制的“类像”，已成为可以被简约为1和2两个数字的符码。

　　这属于第三阶段的“类像”，主要用以描述当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提供给大众的“形象文化”，如无所不在的电视影像对大众文化的环绕和包围就是如此。这种形象虽然首先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进而又会“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 ”，最后进行到“纯粹是自身的类像”领域，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

　　可见，所谓“类像”就是游移和疏离于原本，或者说没有原本的摹本，它看起来已不是人工制品。“Simulacrum”被翻译成“拟像”也有道理，类像的“类”指的是形象群的复制性，拟像的“拟”指的是形象与形象之间的摹拟性。“类像”创造出的正是一种人造现实或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类像”世界。

　　这很好理解，当代都市大众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在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当中，“形象文化”便无孔不入——外套和内衣、高脚杯和盛酒瓶、桌椅和床具、电视机和音像设备、手机和计算机、自行车和汽车、霓虹灯和广告牌——无不充满了商业形象，这种形象是被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是毫无现实感的形象泛滥。这是因为，通过“文化工业”的巨大过滤器，一切的商业形象都经过了“机械复制”的链条，成为了游离于摹本而趋于无限复制的“类像 ”。

　　由此可见，“类像”是由“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工业”在生产消费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消费者。2004年CCTV重点推介的“梦想中国”节目，在国内引起了收视热潮，这个节目宣称能在短期内将“普通的您”打造成耀眼的明星。于是，在电视工业的商业运作下，“梦想中国”的直播现场就成为了“明星制造秀场”，普通的参赛者被“包装”而赋予了“形象化”的灵光圈，并通过电视向千家万户的复制传播而成为“类像”。与此同时，千千万万的电视观众，也在通过手机短信的投票互动，而同谋式地参与进了这场铺张的“秀”之中，亦即也在为电视工业所塑造。据说，最终的获胜者的手机短信支持率高达386715人之众，足见“类像”与“大众”的文化力量。

　　安迪•沃霍尔著名的波普艺术《25个有色的玛丽莲•梦露像》（1962）可以与“类像理论”互为印证。画面中是丝网印刷的横竖排各5个玛丽莲•梦露照片，她们都被套以头发的黄色、双唇的红色和诱人的肤色，除了印刷造成的阴影差异之外，这为数众多的梦露像几乎都是一样的。这就暗示出，“文化工业”一方面在不断生产这种“类像”并使其增殖和蔓延，但另一面，大众所面对这种类像所感受到的却只是“千人一面”。

　　质言之，在鲍德里亚的视野内，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类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今天的文化现实就是“超真实”的， 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真实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实与想象之间矛盾亦被消解了。

　　同时，“类像”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也被销蚀了，“类像”已内化为观众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在这种类像所环绕包围的世界内，“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在文化被高度“类像化”的境遇中，大众只有在当下的直接经验里，体验时间的断裂感和无深度感，实现日常生活的虚拟化。

　　鲍德里亚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就道明，1991年的海湾战争其实大众看到的，只是没有发生的虚拟的“媒介之战”。同理可证，美国的“9.11事件”、“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其实都是不真实的“媒体事件”或“电视战争”。当大众夜以继日的观看美军与伊拉克抵抗力量交火的时候，他对这场战争的观赏实际上与对美国越战大片的观感并无两样。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电视影像，只是由持某一政治倾向的摄影师捕捉、剪接和变形的结果，大众看到已远非是真实的伊拉克，而是被具有实时转播功能的媒体所“ 虚拟化”的纪实叙事作品。更何况，对摄影师和交战双方而言，他们置身于真实的战争现场之中，而对于歪在沙发里、吃着零食、瞥眼看电视的大众而言，这场战争倒似乎更像一场影像游戏。

　　步入90年代，鲍德里亚的思想进程进入到所谓的“类像第四序列时期”。作为类像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新发展，他开始关注于第三序列的“代码—矩阵”的分解问题, 从而呈现出其思想的开放性。但无论是“类像三序列说”，还是发展出“四序列说”，类像思想无疑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成为了测度文化后现代性的标准之一。

　　鲍德里亚的思想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影响从1996年起被称为“鲍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因为他就是一位“现时代最重要和最具煽动性的作者”。

　　从1971年至2000年前后，鲍德里亚就为他的读者们奉献了20多部专著和200多篇文章（还有选集），以其“高产”和“高质”而在当代社会思想家中位置凸显。他也是向英语圈输出知识最多的法语作者之一，几乎一有法文专著出现就尾随有相应的英译本推出。由于他的思想的原创性和冲击力，他也成为了世界上备受关注的思想家，他的周围聚集着如Mike Cane、Douglas Keller这样的虔诚的研究者。2000和2001年在英语圈还都有专门研究他的专著出现。

　　鲍德里亚的影响也是多维度的。他不仅是后现代性的先知，而且，在现代消费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成果卓越。有人关注他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消费社会方面的贡献，有人关注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宿命理论方面的成就，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理论批判、真实的意识形态批判、女权主义批判、阶级理论批判、后现代主义批判等等，还有的人关注他的信息革命的新理论。从《让·鲍德里亚》论文集来看，人们对他的关注不仅包括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这些“老问题”，而且还囊括了鲍德里亚对战争、美国、诱惑、小说与艺术等相关的“新研究”。

　　然而，必须看到，鲍德里亚在欧美学界始终是一位“剑走偏锋”式的人物。虽然他的思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并不能说他对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和深究就相对准确了。他只是提出了现代文化的较为彰显的方面，在现代大都市里，“类像文化”无疑具有蔓延之势，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呢？况且，中国与欧美文化之间还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只是阐释现代欧美社会的一种版本，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还由于他的思想较为庞杂、所触及的问题丰富，难免还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这些，都不能抹去他身上作为一位世界级的社会思想家所闪现的光辉。

　　这个观点引发极大争议。英国哲学家诺里斯用了一整本书来对他加以指控。而萨义德则在接受采访时说：“老鲍德里亚干得好啊！就为这个，我觉得他应该被送到那里。带一把牙刷和一罐依云矿泉水，或者他想喝什么就带什么。”

　　由于鲍德里亚的晦涩文风和抽象理论，这桩公案也许不可能分出胜负。但鲍德里亚确实列举过他人一般会如何反驳他。那些鼓吹现实和真实的人会说，世界上有许多人连生存都有困难，而鲍德里亚却想否认现实的存在，这简直太荒唐了；还说他没有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对富人进行抨击；许多人甚至没有获得平等的人权，而他却在侮辱女权主义和人权。

　　鲍德里亚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一个人的怨恨和不满听起来条理清晰、头头是道的话，那么他的这种怨恨和不满往往是从家里开始的。”这是他晚期的典型文风，与读者或听众玩起了游戏。

• 世界并不是辩证的：它在走向极端而非均衡；它热衷于彻底的对抗而非和谐或综合。它遵守的原则就是魔鬼撒旦的原则。这一点表现在物的狡黠的天赋中，表现在纯粹物的迷狂形式中，表现在它战胜主体的各种策略中。

• 万圣夜不是寻开心的，这个讽刺的节日，反映了孩子对于报复成人世界的邪恶渴望。

• 在不幸的源头,总有一桩意外。在幸福的源头,总有一桩巧合。

• 恒星已经闪烁了很久，但它们的光芒还没有照到我们。这就是说还有希望.

• 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因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生活；对城市而言，仅仅看过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它。

• 我们生活的时代虽然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但它却给我们越来越少的意义。

• 人们可以抚摸一个梦，就像抚摸一只家猫。但人们不能抚摸现实，因为现实就像一只野猫。

• 真相总是在事发后才能知晓，它本身几乎就是阴谋的一个部分。

• 我们仅存的资源是理论暴力，而绝非真理。

• 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己的符号。

• 任何与幸福的接近都会唤醒青春期的焦虑。

• 即将到来的这个社会，是文盲和计算机的社会，这个社会也将没有文字。这是我们将来的原始社会。终有一天，街上走的全是行尸走肉，有的拿着他们的手机，有的戴着他们的耳机或视频帽，所有人将同时身在他处。

• 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

• 有目的的东西才能够有结束，因为目的地一旦到达，剩下的只能是消失了。人类种群之所以幸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没有最终的目的地，那些想给人类提供一个目的地的人们，他们通常只能加快人类的毁灭，也许是出于幸存的本能，集体与个体渐渐放弃了任何确定的目的地，放弃了意义、理性和启蒙思想，仅仅留下了野性的直觉，即对不确定境况的野性直觉。

• 太多的信息扼杀了信息——太多的意义扼杀了意义，等等。但是太多的错误似乎并不扼杀错误。错误可能是唯一一个能躲避物理法则指数现象——与永恒运动现象相等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