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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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沿江发达地带交汇部，区位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其核心城市上海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人口数量已接近北美、西欧、日本的世界级城市群，并有可能突破1亿。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以至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构造世界级城市群条件已基本具备。

　　长三角城市群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由上海城市群、南京城市群、杭甬城市群、徐连城市群及浙中西城市群五个次一级的城市群组成，这些城市群又由若干更次一级的城市群及城市组成。上海城市群包括上海市域、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市域。南京城市群包括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淮安和安徽的合肥、马鞍山、芜湖、滁州、巢湖、宣城、铜陵等市域。杭甬城市群包括浙江杭州湾地区的杭州、宁波、绍兴、舟山、温州和沿海地区的台 等市域。徐连城市群包括江苏的徐州、连云港、宿迁、盐城和安徽的淮北、宿县、毫州等市域。浙西南城市群包括浙江的金华、衢州、丽水、温州等市域。

　　近一个世纪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近代工业化萌芽发展和国际性城市迅速崛起阶段。主要是指l 927年上海正式设市且较快崛起为国际性城市和近代史上的无锡、南通、常州的初步工业化阶段。

　　二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大城市滞衰和中小城市发展阶段。这30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城市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但农村工业带动了村镇建设，出现了大城市停滞与小城市发展并存的现象。

　　三是改革开放后浦东的开发和苏南的复兴发展阶段。浦东新区成为长三角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海确立为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龙头地位。苏州建立新加坡工业园和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东西两个园区，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最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l980年代长三角区域联动发展出现第一次高潮，1983年上半年成立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城市的“长三角”经济圈。在后来的几年中，安徽、江西和福建三省先后主动申请加入。l986年7月召开上海经济区五省一市省市长会议，通过了(《上海经济区章程》和(《上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纲要》。1990年代长三角区域联动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浦东开发开放后的1990年代中后期，长三角城市通过区域内的整合达到资源共享与优化配置的要求日趋迫切。l997年，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杭州、宁波、绍兴、舟山、湖州、嘉兴l4个城市自愿组成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 ，以后随着扬州市分设为泰州市和扬州市，及台州市的加入，经协会成员由l4变为l6。

　　四是新世纪催生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阶段。进入2l世纪，在全球及区域形成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内部经济活跃与发达地区的推动力逐步显现，地方化、全球化对区域经济的共同驱动促进了城市群体系的进一步优化。上海的主导地位对江浙两省城市和区域产生很强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以苏州、无锡、宁波等城市为代表的周边城市，通过依托上海，主动承接上海制造业的转移，形成与上海错位发展的战略格局。一些二线城市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开始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逐步发挥出后发优势。整个区域逐步形成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城市群空间体系。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长三角的城市空间格局一直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当中。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宁、扬州、苏州、杭州。江宁即南京，六朝古都，始终是长三角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扬州在清代中叶以前也是世界级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不让伦敦、巴黎。扬州的繁荣得益于盐商和漕运，但随着徽州盐商的消亡及运河时代的结束，扬州便快速地衰败下去(冀朝鼎，1981)。苏州、杭州作为城市起码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但在20世纪初期，被长三角最东端的上海所代替。时至今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格局围绕“一核两群”，正在酝酿着一场新变化。

　　(一)上海核心城市。上海市作为我国沿海、沿江两条经济带的“交汇点”，拥有坚实的区域基础。进一步谋求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和区域布局的三位一体，上海市有必要、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在众多衡量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的指标中，年资金融通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港口吞吐量、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外贸进出口总额是其中最关键的五项指标。从这些指标来衡量，上海与国际大都市还有不小距离。东京面积只有上海1／3强，人口密度却是上海的2．8倍，人均GDP则是上海的21倍；太平洋西海岸的美国加州人口只有上海一半，而GDP则与我国全国经济总量相当，是上海的20倍(郁鸿胜，2005年)。

　　(二)宁一苏一徐城市群。宁一苏一常城市群形成以前，对农村人口的转移自80年代以来较多地强调“离土不离乡”，较多地强调小城镇的“蓄水池”作用，忽视了城镇化的集聚功能，从而未能充分预见、发掘、抓住城镇化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潜在机遇。如今，该城市群，特别是苏锡常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由工业化推动城市(镇)化趋势在加速。2000年江苏省城市工作会议对全省城市发展战略做出新的调整，突出强调大城市的作用。“着力把地区条件较优、综合实力较强、城镇基础较好的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四个特大城市进一步做强、做大、做优、做美，通过强化南京、苏锡常、徐州三个城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带动全省城镇的快速发展”。

　　(三)杭一甬城市群。从有利于发挥优势、增强中心功能出发，杭一甬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正在逐步被优化。杭一甬城市群的特点是，以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力，消除城乡分割的种种体制障碍、政策障碍，建立有利于城镇集聚和城镇建设的新机制。杭州，作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经济中心和国际风景旅游城市，要在较高起点上考虑产业发展，着力培育较强的产业、技术创新功能，较强的商品和生产要素集散功能，较强的信息、旅游等综合服务功能。而长三角最南端的宁波，其最大优势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海岸线资源，非常有利于港口海运业和临港型工业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加快确立区域功能分工优势。总结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递进式”的城市发展进程，城市建设由粗放式逐步转向集约式。

　　这一转变过程大致分为4个阶段：

　　第一，小城镇建设阶段，即城镇化阶段。苏南的小城镇有历史基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镇建设改善了企业和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使农村面貌大大改观。但小城镇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础设施落后、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差、土地浪费、三产不发达及企业办社会等弊端。尤其在没有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小城镇建设又一次地复制了二元体制，成为制止农民进城的权宜之策。

　　第二．中小城市建设阶段。以县治所在镇为基础的中小城市发展受两大趋势的推动。一是部分农村企业的高层主管、村镇干部、务工青年农民、中小企业主及个体工商业者开始进城居住。二是产业集中发展趋势加快。一般说来，一个中小城市拥有一个省级开发区和一个民营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基础设施基本上完成，优惠措施、管理制发、服务水平都比较规范，因而成为投资建设热土，外资企业和本地大型技改项目都安排在开发区。在城市镫治过程中，住它建设和开发区建设的两大趋势使县级市市区形成内圈是商业区、中圈是生活办公区、外圜是工业区的城市布局，小城市口益丰满。

　　第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阶段．如前面所述，中心城市作用不可代替，由分散化走向集中化足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第四，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实质是由集中化走向一体化，谋求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共同发展。目前，建城市群在长三角已形成共识。传统小城镇以步行为半径，小城市(县城)一般以白行车为半径，大城市、特大城市以汽车为半径，而城市群，则以高速路、轻轨等城际交通工具为半径，以现代通讯技术为信息联络的丰要手段。无疑，城市群在逻辑上是城市化的最高形式。

　　长三角城市群，形成机制有着不同于以往国外大城市群的鲜明特征，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

　　(一)人地紧张关系。

　　高密度的城市社会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基本现实。拿规模和人口密度堪称发达国家城市之最的东京大城市群作比较，2000年东京23区的人口密度为1．31万人／平方公里，而上海浦西地区的人口密度在上个世纪末就高达3.76万人／平方公里，是东京23区的1.77倍(朱英明，2004年)。在庞大的人口背景下考虑城市群的演化，在长三角出现人口过亿的大城市群之可能性已是无庸置疑。一方面，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发展和就业，还是医疗、上学、福利、社会保障，其规模都将会十分巨大。

　　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和各种资源日益紧缺以及高昂的环境代价，都可能制约从而调整长三角城市群的演化过程。要有效形成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群，两项基础工作必须做好。一是建设公共交通体系，二是建立促进土地高度利用的机制。就前者而言，以小汽车为主的交通骨架不可能有效，进一步地，城市群只有连接世界 和全国的广域交通体系才可能有效运转。就后者来说，只有通过导入严格的土地利用总量控制、土地利用资产税以及技术替代等机制，才能实现土地的集约有效利用。由于城市生存条件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群区域内出现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使集聚区域的地价不断攀升。市中心地价上涨到相当幅度，又会迫使经济活动向郊区扩散。上海发展卫星城，杭州、南京郊县改区，适应了产生多中心的需求。

　　(二)各地政府间竞争与合作。

　　长三角城市群的各级政府无论是在制度创新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存在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蒂布特(1956)理论”(公共产品的竞争性供给)深入讨论城市政府有序竞争的积极意义。竞争是因为地方政府只有率先改革和创新，才能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即软环境；只有率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创造良好的硬环境。而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是集聚和优化生产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地方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博弈理论”又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了政府合作的积极意义。合作则是因为各个行政区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交流，有助于改善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沟通，则有助于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从而达到实现地方快速发展的目的。因此，尽管存在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也一直未停止过，这种合作是竞争中的合作。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联席会议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协调会积极推动城市间的资产重组，打破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加强政策的协调性、一致性，推动市场的开放性、统一性，更好地实现联动发展，互利共赢。本世纪初，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相关部门负责人定期召开座谈会，商议经济合作事宜，把共同构筑区域大交通、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区域旅游客运网络、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区域天然气管道网络5大专题(洪银兴、刘志彪，2003)，作为合作推进的重点和基础，对改善城市群形成的基础条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企业区位选择

　　企业区位选择，无论是对微观空间结构，还是在城市空间格局的演进上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从产业集聚角度看，企业区位选择主要由运输导向和当地投入品导向。产业集群的空间区位的形成，其机制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与此相应，产业集聚进一步引致人口的空间集中。

　　第二，在城市群内，企业区位选择与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密切相关。企业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考虑出发，其纵向联合、空间分散的生产组织方式，比起纵向联合、空间集聚的生产组织方式来要有利些。而从企业的联系费用考虑，企业在空间上不应分离过于遥远，需要一定的集聚。城市群内企业将占地多、技术含量低的加工环节迁往层级较低的城市，而将公司总部研发机构迁往较高层级城市，就是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从而导致城市群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区位选择越来越关注城市国际化程度。城市群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出现了“代工生产(OEM)”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发展形式。以跨国公司FDI为特色，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明显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的走向。曼纽尔-卡斯特(2001)研究了IT产业四种独特操作所寻求的四种不同的区位类型：(1)研发、创新与原型制作，集中于核心地区高度创新的工业中心；(2)技术性的制造，位于母国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分支工厂；(3)半技术、大规模的组装与测试工作，相当部分位于境外；(4)按照顾客需要而调整设备、售后维修和技术支持，通常是位居主要电子市场所在。由此看来，长三角在全球IT分工体系中大约处于卡斯特分析的第3、4种区位。目前全球500强中已有300余强人驻上海，百余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注册上海，以长三角为腹地，构建其垂直分工体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它不可回避地要担当起新时期国家战略的重任。大城市群是全球一体化下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因为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的完备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群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的竞争。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有越来越多的制造和服务部门都开始面向全球。

　　(四)信息技术渗透。

　　长三角城市群的兴起适逢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伴随着互联网兴起，时空距离缩短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法随之得到改变，而这一切都会深刻地影响产业特征、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甚至是城市群的演化特征。信息技术渗透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增量模式转向效益模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了要素地位的变化，使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更趋合理，比如，长三角地区在2003年就在全国率先启动信息高速公路的示范建设，启动“数字城市”工程，建设宽带多媒体信息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使信息在城市间充分、快速的流动起来。基于此，作为能量高度集聚的大城市的扩散效应将通过信息网络成倍放大，便捷的交流使发生联系的机会大大增加。由于发展了更多的关系，也使关系更为复杂，最终导致城市更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萎缩。

　　 (一)形成“多点并重”发展格局。多座城市快速发展，各自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发展水平，是后长三角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上海由于其国际大都市地位，当前和未来都是长三角地区的耀眼明星。周边的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10余座大中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上海，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逐渐接近上海，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体快速发展格局。按粗略预测，大致在2010年前，无锡、常州，以及杭州、宁波、绍兴等市，人均GDP将接近或达到上海水平，其中苏州已经达到。人均GDP并不是衡量区域经济关系的唯一指标，但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周边地区也具有了与上海相近的发展水平、发展起点和竞争实力，意味着自上海开埠以来与周边区域形成的发展差距，转变为区域并重发展格局。

　　(二)形成多层次经济圈。多层次经济圈，是长三角区别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群的一个重要优势。第一层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长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窗口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是长三角其它各市金融、资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务中心。第二层次是苏南和环杭州湾城市群，世界其他大城市群，也有这一层次，但长三角周边城市群，的发展空间之大、经济实力之强，则是其它大城市群所没有的。第三个层次是苏中、苏北，以及浙江的温台和金(华)－衢(州)－丽(水)经济圈。通常并不把这些地区包含在长三角之内，但它们显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苏南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很强影响。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称之为长三角地区的边缘或外围区域。

　　(三)形成制造业基地和投资中心。从统计年鉴数据分析来看，自1997年开始，沪苏浙制造业终于结束了占全国比重下降的趋势。2003年，三地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5％，2005年达到31％。到2010年，假定人民币汇率稳定，长三角制造业占世界比重，有可能达到2.1％，到2020年，则将达到4％左右。按此推论，20年后，沪苏浙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有可能达到8％左右，高于目前东京圈制造业占世界比重的1倍多。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本地经济密度增加，导致要素价格上升、发展空间缩小、利润率下降，这就将促使企业家向外拓展寻找商机、资本向外流动扩张盈利空间、产业向外转移增强竞争力。从积极的意义看，这将促使本地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本地经济与全国经济之间，不断在更高的水平上形成积极均衡，有利于长三角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四)形成更加紧密的整体。从经济关系看，竞争将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使三大城市群高度无缝对接，联成更加紧密的整体。从19世纪末期开始，江浙就与上海有着紧密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上海曾是江苏的一个县，与江苏有着说不完、道不清的地缘关系；上海曾是浙江人大显身手的舞台，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期，100多万浙江人带着淘金梦来到这个喧闹的大都市。随着三地共同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将再一次弱化行政区域隔阂。紧密相联、高度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激烈竞争、密切合作，是未来长三角区域经济关系的真实写照。当然，上述趋势并非必然，美好的愿景需要依赖区域间理解、信任和合作的增进才能得以实现。在长三角地区，应该充分强调和发挥“一市两省”的独特个性，经济发展不应有固定的范式，合作与交流应该在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前提下展开。各地从实际出发并经过市场竞争检验的发展战略是最好的战略，能够加快三地自身发展的对策方案亦将有利于长三角整体发展。各方都应以务实、平和、充分替对方着想的心态，来审视对方的发展战略和重大举措，拆除影响要素流动的藩篱，增强政策的一致性、规划的协调性、基础设施的整体性，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竞争水平，更好地发挥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