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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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下面包含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跨国直接投资(Trans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TDI)、海外直接投资（境外直接投资）（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ODI）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部分产权、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为特征，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资本对外输出。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创办新企业和控制外国企业股权两种形式。创办新企业指投资者直接到国外进行投资，建立新厂矿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以及收购外国现有企业或公司等，从事生产与经营活动。而控制外国股权是指购买外国企业股票并达到一定比例，从而拥有对该外国企业进行控制的股权。^[1]

　　最新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是以利润进行再投资，其就是指投资者把通过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或全部用于对原企业的追加投资。这种形式的直接投资，随着国际投资的深入，越来越成为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

　　国际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相比，具有实体性、控制性、渗透性和跨国性的重要特点。具体表现在：

　　(1)国际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它不同于短期资本流动，它要求投资主体必须在国外拥有企业实体，直接从事各类经营活动。

　　(2)国际直接投资表现为资本的国际转移和拥有经营权的资本国际流动两种形态，即有货币投资形式又有实物投资形式。

　　(3)国际直接投资是取得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不同于间接投资，他通过参与、控制企业经营权获得利益。当代的国际直接投资又有以下几个特点：规模日益扩大、由单向流动变为对向流动、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日趋活跃、区域内相互投资日趋扩大、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结构的重大变化、跨国并购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形式等等。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于60年代初期由海默提出，其后经过维农、巴克利、小岛清等人的发展，到70年代后期终于由邓宁完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问题时，强调了与传统国际资本流动有两个不相同的地方：其一是强调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可以获得较大的利益；其二是强调这类企业可以节省交易成本80年代以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产品差异、高科技和大规模投资以及高超的企业管理技术。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并不具备上述优势，它们往往投资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且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和纺织、简单食品加工等，缺少名牌产品，广告费用支出较少。但80年代以后有学者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在经济理论界一般认为有代表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在80年代初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1、经济发展阶段；2、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域优势”。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邓宁区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400－1500美元之间，外国对本国的投资量有所增加，而本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从而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5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的国家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在这一理论中，邓宁又将经济发展周期与企业竞争优势因素结合起来，以说明某国的国际投资地位是怎样随着其竞争优势的消长而相应变化的。

　　可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将一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结合起来，认为一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关系。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趋势。邓宁认为，一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量不能仅仅用经济指标衡量，它还取决于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市场机制、教育水平、科研水平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等因素。一国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可以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上进行分析。从所有权优势看，国家层面的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市场规模及其特征、政府的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与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层面的所有权优势包括产品和加工技术深度、产品差异成度、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企业层面的所有权优势包括生产规模、产品加工深度、生产技术水平、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企业获得低成本要素供给的能力等。

　　(二)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他认为，小规模技术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当然，该理论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使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趋增长的现象。

　　(三)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提出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行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性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

　　(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它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的需要，这种创新活动必然形成竞争优势；

　　(3)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和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

　　(4)从产品特征上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力。

　　(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把触角直接伸向了发达国家，并成为当地企业有力的竞争对手。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新趋势，是跨国公司理论界面临的重要挑战。英国里丁大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问题的著名专家坎特威尔教授与他的弟子托兰惕诺共同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并提出了两个命题：

　　(1)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

　　(2)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在两个命题的基础上，得出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认为，从历史上看，技术积累对一国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为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投入，掌握和开发尖端的高科技，引导技术发展的潮流。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很强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还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地理特征。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一体化生产活动。从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张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其投资方向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一些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技术能力也得到迅速提高。在对外投资方面，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传统产品，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如中国台湾省的跨国公司在化学、半导体、计算机领域，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在计算机、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电子技术领域，韩国、香港特区企业在半导体、软件开发、电信技术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也表现出良好的竞争力。

　　(五)产品周期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维农在实证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时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对外投资理论－产品周期论。该理论将产品周期划分为新产品创新、成品成熟和产品标准化三个阶段。当产品处于第一阶段时，为垄断技术，防止竞争进入，生产者选择在国内生产。当产品进入第二阶段时，随着产品出口的增加，生产者垄断的技术也因此扩散，仿制品开始出现，由垄断技术带来的优势出现丧失的危险。为了避免贸易磨擦、接近消费市场和减少运输费用，生产者选择到其他发达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在当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的经营策略。当产品处于第三阶段时，生产者拥有的技术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竞争的焦点是产品的价格。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生产者选择到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在当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的策略。当某产品进入第二第三阶段时，生产者又开发出新一代产品，并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六)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创新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克服了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一般情况下，直接诱发要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发因素，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但是，单纯的直接诱发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尤其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在资本、技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往往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其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诱发要素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一)跨国直接投资从2004年起重拾上升轨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较快增长，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步伐加快，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进入“黄金发展期”。200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达 13929.6亿美元，达到30年来的顶峰。但受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影响，2001年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连年下降，2003年跌至5600亿美元，创近年来的新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跨国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从2004年起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回暖。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4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达61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该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各国投资促进机构，均认为2004-2007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保持恢复性增长，重拾上升轨道。

　　(二)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向是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分流

　　在跨国直接投资中，发达国家始终占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增长势头迅猛。2003年流入发达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尽管仍达3670亿美元，但已比2002年减少了 25%。其中，流入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仅300亿美元，减少53%，处于12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则不断上升，达1720亿美元，增长9%。

　　(三)跨国直接投资的热点是亚洲、中东欧等一些新兴国家

　　近年来亚太地区一直是跨国直接投资的热点地区，中东欧和非洲发展潜力较大。2003年流入亚太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达1070亿美元，增长14%；流入非洲的跨国直接投资达150亿美元，增长28%。2003年流入中东欧的跨国直接投资降至210亿美元，减少48%，；而流入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则连续四年下降，2003年降至500亿美元，减少3%，是自1995年以来吸收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低水平。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表明，2004-2007年，亚洲、中东欧是最有吸引力的跨国直接投资地区；2004-2005年，中国、印度、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波兰、俄罗斯、美国和英国是跨国直接投资最青睐的国家。

　　(四)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已转向跨国并购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跨国并购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并购成为跨国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支柱。跨国并购销售额由1987年745.1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1438.2亿美元，年均增长23.4%。但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经济增速减缓，股市大降，跨国公司投资能力下降，致使跨国并购明显降温。汤姆逊金融公司估计，2005年1季度全球并购交易额由2004年4季度的6700亿美元降至5130亿美元，下降23%，但这仍是自2001年全球并购活动停滞以来最高的单季水平之一，表明跨国公司正再度考虑将并购作为增加企业利润、解决战略性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跨国直接投资中服务业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在1970年代初期，服务业仅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四分之一；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一半；而2002年，已上升到约占60%(估计4万亿美元左右)。

　　目前，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和金融领域。2002年贸易和金融领域占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47%和流量的35%。供电、供水、电信和企业活动包括IT带动的商业服务等领域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例如，1990-2002年，发电和电力配送领域的跨国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14倍；电信、仓储和运输领域增长了16倍；企业服务领域增长了9倍。

　　(六)跨国公司内部服务离岸外包方式愈来愈盛行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兴起以白领岗位转移为特征的第二轮潮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从节省成本、提高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已开始将部分服务外包出去。目前国际间外包业务只占全部业务流程的1-2%。2002-2003年全部以出口为导向的服务业跨国直接投资项目90%源于发达国家。美国公司据主导地位，占全部面向出口的信息和电信服务项目的三分之二，呼叫中心项目的60%和共享服务项目的55%。离岸外移的很大一部分由发达国家获得，如2002-2003年所有面向出口的与呼叫中心有关的跨国直接投资项目一半以上流入发达国家。

　　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形成，使人们认识到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联性，即两者既存在互补性，又具有相互替代性。中国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 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 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型的行业投资十分突出，按照投资额计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投资占62%，资源开发型投资占19%，生产加工和农业开发投资占18%.此外，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在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东和非洲。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海外投资从以港澳、东南亚地区为主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排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和柬埔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约占中方投资总额的67%，其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都超过了3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29.4%.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长期战略和开拓外国市场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还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和转移国内过剩的资源，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统计中还发现，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国，即使在这些中国企业投资偏好的国家中，中资企业的总投资额也不足50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0 年三年内，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分别达到281亿、302亿和455亿美元，但三年内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增幅不大，分别为5097万、5149万和5884 万美元，就是明显的例证。

　　怎样进一步发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除了需要积极地鼓励与提倡服务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之外，应当重点抓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首先，由于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有近一半投资于初级产品的生产加工，生产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对带动我国相关行业的贸易出口作用很小，但如果能进口该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再出口，则能间接起到贸易创造效应。其次，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如机械行业，由于其技术是与原材料、零部配件等高度结合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相关技术、原材料和零部配件的出口，因此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此外，遭受贸易壁垒的行业如纺织品业，由于直接出口的困难较大，出口成本提高，为了规避这一壁垒，寻求在海外的市场，争取参加国际分工，企业往往转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对贸易的替代，补充市场的贸易损失。如果在投资中可以使用国内原材料，则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的出口，对贸易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虽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复杂的，既可能产生替代效应，也可能会有创造效应，但经验性研究表明，作为投资母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会改变母国向东道国出口的商品构成，以中间产品出口代替终极产品出口，这也就更说明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发展，我国应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积极改变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竞争优势，与对外贸易的规模不相适应的状况，鼓励企业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确实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同时，政府要加速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利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企业开展跨国经营，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优质服务， 努力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健康良性的发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