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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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
玄烨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1654年5月4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顺治帝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他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大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并且对内实行德治，发展生产，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死后传位第四子清世宗雍正帝胤禛。
玄烨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时为庶妃，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顺治十八年，顺治帝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选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顺治十八年正月玄烨即位时只有6岁（虚岁八岁），次年正月（1662年2月）改元康熙。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康熙帝登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四大臣辅政。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曾为太祖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位居四辅臣之首，但他年老多病。苏克萨哈爵位在遏必隆和鳌拜之下。四大臣辅政之初，尚能不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是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
玄烨8岁丧父（存疑），10岁丧母。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玄烨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十四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赦天下。但亲政仅十天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实际政局并不受康熙帝直接控制。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时常召集少年侍卫在宫中作扑击之戏，不过在五月十六日（6月14日），突然下令这些侍卫在鳌拜进见时将其逮捕。大臣商议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求诛其族，康熙帝念鳌拜功劳，赦死罪而拘禁，但诛杀了鳌拜的很多弟侄亲随及党羽。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因为长期勾结鳌拜，被削去太师、一等公。康熙帝由此完全夺回朝廷权力，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福建。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例，国家赋税的收入银875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900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到了康熙初年，财政困难局面仍旧未见好转。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三藩。三藩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康熙帝除鳌拜后，三藩成为他最大的心病。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提出反清复明，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声讨清朝。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丢失，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康熙帝政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以此来分化叛军，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军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重用汉将汉兵作战。 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先后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投降。陕、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定。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即忧愤成疾，于八月病死。吴三桂死后，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冬，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标志着三藩之乱的结束。经过八年平叛战争，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胜利。群臣请上尊号，康熙帝严辞拒绝。他认为，八年战火，生民涂炭，应该务实，切戒虚名。随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台湾。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中风而死，台湾郑氏王朝发生政变，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姚启圣认为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向康熙帝推荐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16世纪以来，沙皇俄国跨过乌拉尔山脉向亚洲西伯利亚地区扩张，不久之后持续侵扰中国黑龙江流域。清朝初年，清军主力入关，东北边界防卫空虚，沙俄侵略者趁机抢占了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顺治帝时，清军曾几次击败入侵的俄军，由于东北人烟稀少，一旦清军回撤，俄军势力又卷土重来。并煽动当地酋长索伦叛附，试图分裂中国。康熙帝亲政之后，清政府一再要求侵略军推出中国国土，俄军置若罔闻，并且继续扩大侵略。康熙帝于是准备组织自卫反击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侵略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侵略军负隅顽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命都统彭春赴爱珲，数日攻克雅克萨城，即行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爱珲，另派兵在爱珲、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屯田，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来，再次占领雅克萨城。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次年初，康熙接到奏报，即下令反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八月二十五日，清军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俄军， 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俄国摄政王索菲亚急忙向清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答应所请，准许侵略军残部撤往尼布楚。
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双方进行条约谈判，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七月二十四日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中国领土。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大清，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唆使下，噶尔丹终于率兵进攻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喀尔喀三部首领仓皇率众数十万分路东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旗）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先后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破准噶尔。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至此康熙时期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战始告结束，喀尔喀地区重新统一于清朝。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随着他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又滋长了分裂割据的野心，沙皇俄国也积极支持其叛乱。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进行分裂叛乱活动。由于康熙及时派兵进藏协同藏军进行围剿，才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势力赶出西藏。
清朝平定三藩后进入康雍乾时期，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圣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京杭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
康熙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另一方面，康熙少年时就挫败了政治对手鳌拜，年老时利用“文字狱”打击汉族异议人士。康熙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政府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
康熙标榜仁政，晚年倦勤，导致出现官吏贪污，吏治败坏的现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康熙末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有江苏无锡县人刘三因县令李牧残酷成性，聚数百人于山中反抗，后被捕。
康熙在晚年亦继续减免天下赋税，蠲免全国各地省份的钱粮，免除多处地区的欠赋。使全国各地的农民都能休养生息。防止了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现各地丰收，无灾可免的情况。多种措施令到各地的农民都能够休养生息，也防止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和横征暴敛。
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立皇后所生的一岁的皇次子胤礽为太子，并亲自抚养。但数十年后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废太子后众皇子觊觎皇位，矛盾更加尖锐，故太子废而复立，但康熙仍无法容忍其结党，三年后再废太子。据说：康熙后期有意将皇十四子胤禵立为太子，可是于康熙六十一年临终时决定传位给四子胤禛。
康熙帝亲政以前，清朝政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最明显的表现是皇帝和臣僚之间的权力界限不确定。如果根据入关前努尔哈赤制定的“家法祖制”，清朝的政体就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带有共和色彩的贵族统治。在这种制度下，主要由满族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不但是清朝最高决策核心，而且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废立君主的权力，即人君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然而，作为君主的皇帝当然不能心甘情愿地受制于议政诸王。于是，皇帝和贵族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权力争夺，进而严重影响到清朝政治的稳定。因此，如何从政治制度与统治思想的角度，划定君臣之间的权力界限，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权威的政治体制，一直困扰着清初统治集团。
康熙帝亲政以后，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由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他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用人之权、奖惩之权由皇帝亲自控制，不许臣僚干预；通过特务统治、密奏制度，对臣僚实行严密的监督和防范；反对朋党，严防臣僚结党对抗皇权。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原则，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逐渐成为清朝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家法”。乾隆帝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在康熙朝被正式确立以后，持续两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方被废除。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有清一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早在入关前，一些投清（后金）汉官就提出纂修《会典》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康熙时，纂修《会典》的目的，是要以成文的方式规定清朝官僚政治的基本制度及其运作程序，并从行政法的角度确定其合理性、合法性。《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凡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清朝官僚政治直接服务于专制皇权，是实现皇帝个人独裁的重要工具。但与此同时，官僚政治对防止贵族滥用权力、改善官风、规范政治运行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等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健全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由乱到治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大力加强官僚政治建设，显示了康熙帝卓越的政治眼光。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恢复内阁。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俱满、汉分授。大学士仍冠以殿阁之名。清初有四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二阁(文渊阁、东阁)，乾隆时去掉中和殿，增设体仁阁，为三殿三阁。清朝内阁虽居百官之首，但权力又逊于明朝。
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帝的一个创造，这是应军事之需、行政之需、学问之需和情趣之需。说军事之需，是因为当时正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军报紧急而繁多，指示应迅速及时，皇帝身边需要有军政顾问和机要秘书。说行政之需，是因为康熙帝是勤政君主，三藩平定后，皇权集中，日理万机，处理政务，也需要一个贴近的咨询、秘书班子。说学问之需，是因为康熙帝酷爱读书学习，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算学音律，地方民情，随时请教和探讨，需要身边有机要的师友。说情趣之需，是因为康熙帝喜欢书法、绘画、诗词、文玩，也需要人同趣相通，同好相逑。所以，南书房建立后，没有因平定三藩之战结束而结束，而是坚持下来，并制度化、规范化。
康熙帝设立南书房的最初动因是：其一，康熙帝身边的太监、宫女，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不能同他研讨经史，切磋书法；其二，各大臣都有职务，也不能随时陪伴身边，日侍左右；其三，他们住地离皇宫较远，随时咨商，很不方便，每日派员，轮流值班。其四，加强皇权，抑制旗权。所以要设南书房，这些随侍左右的大臣应是：品德高尚，学艺专长，任事专职，住近宫廷。 南书房的官员，地位特殊，称为“内廷”。“内廷”官员有哪些人呢？一是御前大臣，二是军机大臣，三是南书房翰林，四是上书房师傅，五是内务府总管。就连内阁大学士、内阁官员都算外廷，而不算内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内阁为外廷。内阁又为什么算外廷？因为雍正朝从内阁分出军机处，军机大臣算内廷，大学士也就算外廷。南书房翰林与内廷官员进入内廷，从乾清门出入。
南书房翰林挨近皇帝，参与机要，容易得宠，升迁较快。但是，南书房翰林，也蛮辛苦的——官员虽以入直南书房为荣，但不知其苦：“咫尺天颜，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脚不得屈伸。”有人说：“伺候时立得手痛，钞录时写得脚痛。”皇帝到南书房的时候，值班的翰林们都要到门外站着回避，“呼某人则入，不呼则候，帝去乃入也”。皇帝同每个人谈话内容，都是两人间的机密，外人不得闻知，更不能外传。南书房值班的翰林，文具由内务府办理；饮食由御膳房供应。早餐在家里吃——《履园丛话》记载：徐乾学饭量大，每早入朝，吃实心馒头五十，黄雀五十，鸡子五十，酒十壶，可以竟日不饥。同朝张玉书古貌清癯（qú），早餐只食山药两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饥。大多南书房值班翰林，伙食标准有规定：“每餐每日肉菜半桌，稻米一仓升，茶叶一钱。”（《清宫述闻》）可以喝免费的茶水。夏天，从五月初一日开始，每天赐给冰块，装在大盘里乘凉。时令鲜果，地方特产，时常供应，也受赏赐（如字画、笔砚、眼镜、鱼类、鹿肉等）。
清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皇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议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和大臣外，八旗的固山额真及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其它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预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象征着亲贵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议政王大臣会议人数的增加，较低级别的宗亲、贵族和大臣的参加议政，实际上降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与地位。康熙年间，由内阁处理政务。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 年）设立南书房，由皇帝亲自挑选某些经过精审确定的亲信文人入南书房办事，组成自己直接控制的机要秘书班子，许多重大政务已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改为径由南书房传渝或遵旨起草上谕，甚至收纳来自各地的密奏小折，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更直接地行使皇权。
从康熙开始，清朝推行了一种密折制度。密议奏折是一种与由内阁、通政使司等正常途径递送上来的题本、奏本并行，但在内容上和处理程序上特别注意保密的文件。康熙谕令全国的重要大臣，如领侍卫大臣、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正副都御史、正副都统、总兵、总督、巡抚等人，要求他们把职务内外，所知所闻，凡有关政治和社会经济、民间舆论、官员动态等等都写成密件报来，这些密奏件可以直接送到宫门递进，也可以送到南书房，有时也由南书房将批件发回。
重农政策
康熙所处的仍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重农是很难避免和跳出的一种思想。康熙皇帝的重农有很多种表现：
1、禁止圈地
1669年，年康熙下令永远停止圈地, 并将当年所圈之地退还民间。
2、实施更名田
康熙8年(公元1669年)下令实行“更名田”。这项措施，虽然是鳌拜辅政时期就开始实施的，但是康熙皇帝智擒鳌拜以后，这项政策却完整无缺的保留了下来。继续执行“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的政策。这就鼓励了农民的生产。
3、鼓励垦荒
康熙还奖励垦荒,允许农民“开垦种地,永远为业”。 并一再放宽垦荒地的起种年限。为招徕垦荒,由原来最高限6年起科,改为“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并罢黜不能招来垦荒人的官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下令所垦之荒地“五年后按亩起课”，这样使垦荒和恢复生产有了充裕的时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福建等省投诚之人安插各省者“愿屯田者，编入保甲，官给牛种，派以田亩开垦。”清丈荒地与垦荒同时进行，为了提高百姓的积极性，康熙四十七（1708年）年福建巡抚张伯行还饬行各属府县“设立义学训课，以兴教化，劝谕耕垦，蓄积以裕资生。”
4、轻徭薄赋
在陕、云、贵、川、粤等省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通赋,其中重大蠲免计32 次。并从康熙5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免天下钱粮。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使佃农也能得到优惠。据史料记载，1691年与1703年康熙皇帝均免除天下钱粮2759万多两。1711年2794万多两，1716年康熙皇帝普免天下钱粮2770多万两，1721年康熙皇帝普免天下钱粮2764万多两。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亿两。“免湖广，福建两省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项及二十五年未完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谕户部：“福建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著按数通行豁免。”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再谕户部：“福建各属，除漕项钱粮外，康熙五十年应征地亩银，应征人丁银俱著察明全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谕户部：“将天下钱粮，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之内全免一周。福建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地丁钱粮一概蠲免。历年旧欠钱粮，一并免征。”
修治黄河，淮河和永定河。清朝初年，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严重的威胁着国库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对此，康熙帝表示十分关切。他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其时三件大事，并亲自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宫中大柱上。他选派靳辅为河道总督，又对治河专家陈湟，委以重任。经过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永定河原名浑河，又称“小黄河”，在流经北京附近时，常常淤塞成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在芦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使原来的斥卤之地，成为膏腴良田。康熙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
康熙皇帝较之以前的天子对商业有了一定的重视，明确指出“商人为四民之一”,且认为“重困商民,无裨国计,种种情弊,莫可究诘。朕思商民皆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 今欲除害去弊,正须易辙改弦。所有现行例收税溢额,即升加级记录,应行停止。”他下令永远削减两淮盐课,取消关征超额优叙的定例,铲除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同时颁布严旨,禁止关卡勒索过往商人。康熙帝虽然反对重困商民,一再强调“恤商”、“利商便民”, 但是另一方面, 康熙又未能摆脱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帝王“ 重本抑末” 思想的束缚, 轻视乃至抑制工商业的发展。 。这点在他对矿业、手工业和海上的政策就有体现。
废除匠籍制度。清朝初年，凡手工业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了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
康熙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
康熙七年（1668年），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海禁，并以广东先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康熙意识到开海势在必行：“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具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并于第二年，“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
清朝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国家统一。清代国家的统一，不但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而且使各民族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风雨同舟，共求发展，也为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追求富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而这一伟大历史成就之基础也是在康熙朝奠定的。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平定“三藩之乱”战争的爆发揭开了清代国家统一战争的序幕。在此后近五十年中，为了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康熙帝付出了大量心血。康熙二十年，清军经过八年艰苦奋战，平定了主要由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巩固了自己对内地的统治；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台湾和祖国大陆重新统一起来。此后，康熙帝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并坚决回击了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略。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康熙帝高度重视对西北边疆的经营。为了剪除准噶尔分裂势力，他三次亲征，“不避寒暑艰辛，亲莅穷边”，“身先士卒”，“栉风沐雨”，终于迫使分裂头目噶尔丹“仰药授首”，其亲信也相继乞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和西藏的管理也较过去大为加强，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
从康熙帝开始，清朝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这一方针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特别是上层贵族和清廷建立了比较和谐、融洽的关系。康熙帝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朝的统一事业，为乾隆中叶清朝最后完成国家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
康熙时期，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政治体制的健全，国家统一的推进，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引向繁荣。到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社会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时人称，“士敦诗礼，民安耕凿，萑苻夜息，桁杨昼静，行旅歌于途，商贾嬉于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乡，欣欣蒸蒸，无远弗及”。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康熙帝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
一、 倡明“道统”、“治统”合一论
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尊奉孔子，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表明自身统治的合理合法性，因而也就难以抓住民心，得到人们、尤其是士阶层的有效支持。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是否尊孔更直接关系到能否稳固其统治根基。康熙帝对此有十分自觉的认识，故其利用一切时机向臣民宣扬对孔子的尊崇之意，如康熙八年（1669年），他敕谕国子祭酒、司业等官曰：“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化善俗莫能外也。朕缵承丕业，文治诞敷，景仰先哲至德。”二十三年（1684年），御驾亲幸阙里圣庙，亲行三跪九叩首礼，赞颂“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并说：“朕向来讲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扬，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二十五年（1686年），谕大学士等曰：“先圣先师，道法相传，昭垂统系，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近自然，然后施之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二十八年（1689年），诏颁御制《孔子赞序》及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四《赞》，对儒家圣哲竭尽称颂之辞。三十二年，以重修阙里圣庙成而特制碑文，诏颁天下，曰：“朕惟大道昭垂，尧、舜启中天之圣，禹、汤、文、武绍危微精一之传，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虽不得位，而赞修删定，阐精义于《六经》，祖述宪章，会众理于一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灿然丕著于宇宙，与天地无终极焉。诚哉，先贤所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
康熙并不停留在对孔子的泛泛称颂上。他更发明道统、治统合一论，用以论证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他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恩、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丘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圣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天德王道之全、修己冶人之全俱在《论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继往圣而来学，辟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著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词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
表面上看，康熙此论是为颂扬儒家圣贤和赞誉儒家经典而发的，但实际上，他乃是要藉此表白自己既为“治统”之代表，又为“道统”之传人，“治统”与“道统”兼其一身。他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世运代擅，隔千载，则必有神哲诞生其间，以承大统，以作名世。”而他本人当之无愧地是这种“隔千载”方诞生的“承大统”之“神哲”。因此，既然“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那末，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清廷统治也就不会因儒家有所谓“华、夷之分”论而不具备合理合法地位了。
二、 讲求“实用”的儒学观
康熙非常注重学习、研究儒家思想，曾自谓：“朕御极五十年，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曾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辄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但是，他并非学者而是位居九五的帝王，故其对儒学并不以纯理论研究为目的，更“不徒空言”，而是期于“见诸实行”。他曾专谕讲官曰：“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尔等仍直言无隐，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又曾叙述其所以专重儒学的原因道：“夫人君为学，必稽古孝究；人臣劝学于其君，必援古昔称先王。凡以百家纷纭，折衷于圣；众言淆乱，是正于经。其所孜攻汲汲者，将精其义以致用于天下也，岂 毕口耳之为勤，徒资听说而娱睹听乎？……朕自冲龄性绝嬉玩，顾独善书，自经史之余，苟其不谬于圣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未尝不博求而纵览焉。至于经筵进讲，则专于四子、‘五经’。盖书契既兴，载籍浩繁，虽开卷有益，而有裨治道必以四子、‘五经’为归极矣。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帝三王以及所经营措施于政教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康熙完全是从帝王实用的立场来评估儒学与儒经的。他述专制君主依循儒道，以儒治天下的必要性道：“脱惟古昔圣，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不徒在乎法法之明备，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执中之训肇自唐虞，帝王之学莫不由之。言心则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则曰“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盖天性问然之理，人心固有之良，万善所以出焉。本之以建皇极，则为天德王道之纯；以牖下民，则为一道同风之治。欲修身而登上理，舍斯道何由哉？”
康熙钦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更“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并称其“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他之所以如此看重理学，乃是因为理学是人们的“立身根本”，“于世道人心所关匪细”。
康熙的儒学思想充溢着一种强烈的实学精神。进而论之，这种实学精神又不独体现在其儒学观上，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如其曾指斥“明季空淡性命，不务实学”的士习，要求儒臣、士子能像宋儒那样“言行相顾”。他又认为：“人之读书，本欲验诸心、体诸身，而求实于己也。如不然，将书泛然读之何用？”而他自己“细披览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正以挥索源流，考镜得失，期于措施行事，有裨实用。其为冶道之助，良非小补也”。其实，又不仅仅是康熙如此，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政治家都讲求实用、实行、实功、实效、实利之实学。对以主张通经、修德、致用为文化内涵的实学之讲求，正是中国学术的固有取向，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特质之一。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鲜明的实用理性精神。而康熙讲求实用的儒学观，正是这种学术取向、思想传统在清初庙堂儒学中的体现。
三、 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
康熙以儒治国，并在为政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以儒学、尤共是程朱理学为理论基础，而 又有着自身特色的政治思想。这一政治思想深刻影响了乃子乃孙，为雍正和乾隆所继承和发挥，对清代前期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均起了规制性的重要作用。
强调君位独尊是康熙政治思想最基本的特色。康熙虽说过“君、臣一体”的话，但他更强调“天尊地卑，自然之定位也。……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经也”。
提倡以儒治国是康熙政治思想的又一特色。如康熙认为“至治之日，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因为“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康熙以儒治国，自有其积极意义。他认为：“臣为邦本，必使家给人乐，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故其不仅反复向群臣宣谕“爱民”、“重民”、“安民”、“惜民”的道理，要求他们奉公守法，克尽职守，清政廉明，兴利除弊，而切不可扰民害民，而且，他还切实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安乐、社会稳定的措施，如曾屡次下令蠲免赋税钱粮以减轻人民负担，又曾罢免过不少“借端生事，假公济私”或“倾害善良，扰乱国政”的贪官污吏。这对清初社会稳定、民生安乐，以及在此基础上疗治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一一乾盛世”，其实是由康熙莫定下稳实基础的，而这又无疑与其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及一系列为政举措息息相关。
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康熙时文字狱则相对有所减轻，比较著名的有《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还有朱方旦案、王锡侯案，以及亲政前鳌拜等顾命大臣发起的《明史》案。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之乱平，国势基本稳定。康熙十七年正月，康熙帝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令各地举荐并送至燕京。因天气寒冷，考试时间改为隔年三月。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日，全国被荐举者共143人，齐集太和殿，后赴体仁阁应试，试题是《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康熙帝在保和殿御试，宣布录取博学鸿儒彭孙遹等50人，其中一等20名、二等30名，合约占应试人数的三分之一，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并入“明史馆”纂修《明史》，朱彝尊、汪琬、潘耒、毛奇龄均在此列。其中，朱、严、潘、李四人以布衣（平民）身分入选，时称“四大布衣”。
有不少明朝遗老宁愿冒着杀头的危险，力辞不就；像顾炎武、黄宗羲、傅山说，“博学鸿词”不如“清歌妙舞”。康熙帝亦加容忍。无论如何，康熙帝重视和优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获得汉族士大夫的好评。黄宗羲称：“庶几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
康熙对西方文化也十分感兴趣，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并颇有著述。不过这只限于个人兴趣，康熙并不鼓励对国民进行科学教育。康熙发现罗马教廷试图过多的干预清朝政治，并且皇子信仰基督后以此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遂开始有所抵制天主教。
康熙对于宗教基本上是宽容的，不仅仅是满洲的藏传佛教信仰，他也大致接受基督宗教传教士讲道，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众多好处，于是清政府于1685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 ，颁布了《展海令》 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开明的政策致使去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互市之盛堪称空前。同年，日本政府则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常被禁止入港，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材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自行减少。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来华学习中国文化。俄罗斯人主要想学喇嘛教经典，因为在沙俄新拓展的东方领土上，很多民众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罗斯人来华，还想学习满汉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
对于俄国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并将这些留学生安置在国子监中，派专人教他们。由于这种方式学期不长，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定期派人来中国学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罗斯辖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并且形容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王国，他们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中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
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称“中国商人都会在做买卖时表现的看上去很真诚，特别是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他们总是尽可能的抬高商品价格，而且他们在行销自己的商品时通常没有任何顾虑。”
三藩之乱时，朝鲜孝宗曾经想要北伐清朝但因财政困难而计划搁浅。随着清朝的统一，朝鲜内部又发生了变化。西人党再次分裂为亲清的汉党和反清的山党。清统治者非常清楚朝鲜内部的变化，为了缓和与朝鲜的关系，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顺治皇帝相继送还了在清朝做人质的朝鲜王子，还继承了明朝把朝鲜列为第一属国的对外政策。康熙皇帝在位时期，清朝还两次邀请朝鲜军队与八旗军队结联合北上讨伐沙皇俄国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军队，史称“罗禅征伐”。朝鲜在战斗中立下了战功赢得了清廷褒奖。
选才标准
康熙认为：致治之道，首重人才。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人才之于国家，得之则安，失之则倾。
康熙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更难能可贵的是，康熙对这个标准有着完整的认识。首先，他认为德和才是有联系的。“从来道德、文章原非二事，能文之士必须先明理，而学道之人亦贵能文章”。其次，他认为德和才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混同。一方面，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非常重视德对才的主导作用。康熙说“凡为臣子，必须才德兼全，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这里的“德”，就是忠君，忠于职守，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方符委任之意。在他看来，选拔人才时，如果只重才不重德，那么所选之人“虽然济事，亦多败检”，“或狂妄好胜，较庸劣无能之人，为害更甚”。另一方面，只重德不重才，所选之人“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亦何裨于国”准是“德才兼优”。可见，康熙帝认为德才兼备是最好的；同时，强调选拔人才时，德比才更加重要。
选才的方法
第一，开科取士。据《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康熙在位61年，共开科21次，录取进士3903人。除实行科举考试外，康熙还增加了特科，如“博学鸿儒科”、“经学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康熙十七年下“博学鸿儒”诏规定：“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己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康熙大规模地选拔各类有用人才，不仅做到了“使读书人出仕有望”，而且更重要的是接纳了一大批明末知识分子。这个举措大大缓和了各民族、各阶层的矛盾，巩固了政权基础。
第二，提倡群臣推举人才。康熙帝经常号召京官与督抚各举所知，招徕贤能。康熙帝认为，首先，廷推保举可以发挥大臣们识才、荐才的积极性。其次，廷推保举易发现德才兼优的真才。因为从下级官吏中保举，其人是否学行兼优、政务练达，是否有真知灼见为众周知；其三、通过廷推保举还可以考察臣僚们的优劣，防止结党营私。所举之人很好，举人者便是“实心为国，无私之贤臣”；所举之人好坏皆有，举人者便是“心虽为国，识见未到”；如所举之人皆“贪污行私”；举人书则“大玷为臣之义，不可一日容于世者”。通过荐举制，康熙帝得到成批好官，如邵司尧、彭鹏等。
第三，从实践和生活中选择人才。康熙积数十年的用人经验，从而得出了“凡人必试之而后知”的结论。他规定官员举荐“卓异”人才时，必须根据其任职期内，“无加派滥刑，无盗事，无钱粮施欠，无亏空仓库银米，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等条件，“方可膺卓异之选”。不但如此，康熙帝还直接到下层及周围官员中进行考察，挖掘人才。
人才的使用
“知人善任，用人不疑”是康熙基本的用人之道。对于有争议的人才他亦敢任用。常指优点缺点都很突出的人，这种人多恃才自傲，但往往是这些人能带来新的观念和变革，尤其是面临危机之时。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奉命率领水师进击台、澎，经过几天奋战，大败澎湖守军，郑军主力悉数被歼。施琅占据澎湖后，对郑军实行招抚。郑克壤见大势已去，遂同意归附清廷，实现了和平统一，施琅为此立了大功。施琅的成功离不开康熙的支持与提拔。因为施琅是个降将，一部分大臣对他有偏见，这也增加了康熙对施琅的了解和任用的困难。但康熙能够比较客观地去看待施琅，使施琅有机会为国家建功立业，此可谓“千古用人之法”。
人才的管理
“端本澄清，源清流洁”这是康熙管理人才的基本思想。康熙一生，投入颇多的精力研究吏治、整饬吏治。
第一，重点考察高级官吏。察吏的重点对象是权重位显的高级官吏。其中主要是在京二品以上部院堂官和地方大员总督、巡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有忧患意识，防范于未然，所以，必须把高级官吏管理好。
第二，奖廉与惩贪。这是康熙察吏的重点内容。他发现和表彰的第一位清官，是曾任两江总督的于成龙。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病世。将军、督统等大僚查看其遗物，唯竹箱中一件丝袍和床头几罐咸菜。康熙闻之，感慨万千，称其为“天下廉吏第一”。对于贪官，康熙严加惩治，绝不手软。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发现“河工诸臣，一有冲决，但思获利，迟至数年徒费钱粮，河上毫无裨益”，认为根源在工部。他亲自主持，经数年清查，终于证实工部从上到下都是一个贪污集团。
康熙帝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一生践行孝道，堪为臣民表率。康熙8岁时，父亲顺治皇帝病逝；10岁时，生母病逝。他得以继承大统，主要得祖母孝庄之力，因此对她的鞠养教诲深怀感激，也将未及给予双亲的回报，一并给了祖母。康熙二十六年（1687）冬，75岁的孝庄太皇太后病重。34岁的康熙率领王公大臣自乾清宫步行至天坛致祭。他跪地祈求上苍：愿以减去自己的寿命作为交换，期望祖母转危为安。不久，孝庄病逝。康熙因悲伤过度，自此患上高血压、心脏病等疾患。他不愿再经过孝庄生前居住的慈宁宫，以免触景生情。孝惠皇太后宫与慈宁宫毗邻，他去给皇太后请安时，刻意绕道而往。即便如此，每当从远处望见慈宁门，便想起祖母，不由得泪流满面。
嫡母孝惠皇太后只比康熙帝年长13岁。孝庄去世后，凡处理皇室内部事情，康熙都要主动征询皇太后的意见。当他步入晚年，与嫡母感情弥深，孝养更隆。自康熙四十九年始，每年夏季，他都奉皇太后赴热河（今承德）避暑。皇太后抵达时，他不顾自己年迈多病，亲率众皇子及王公大臣，出避暑山庄正门跪迎。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77岁的皇太后去世。康熙对众臣说：“当此之时，止有孝敬朕之人，并无爱恤朕之人，尊长辈皆已凋谢。此等处，每以无可与言为伤。”（《清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壬戌）
康熙年幼时，苏麻喇姑曾为他教授满文。孝庄故去后，苏麻喇姑仍住宫内，备受康熙爱戴。康熙四十四年（1705）秋，52岁的康熙正在塞外巡狩。年逾九旬的苏麻喇姑突患急症，腹痛痢血，不能进食。康熙接到奏报，急令皇子亲自负责救护事宜。他知道老人素不服药，于是叮嘱皇子，要想方没法劝说老人服用药物。苏麻喇姑弥留之际，在京所有皇子赶到病榻前，并在她死后集体为其送灵。康熙下令，务必等自己返京后，再为逝者洗身换衣，用嫔礼安葬这位一生未婚的蒙古族老妇人。
顺治朝后宫，曾发生废黜皇后事件。雍正即位后，其生母乌雅氏拒受皇太后封号，拒绝迁往皇太后宫居住。乾隆年间，皇后纳喇氏因与皇帝反目，自行剪发，被贬入冷宫，逝后降格以皇贵妃礼葬。清朝前期，只有康熙朝后宫始终较为安宁。
自康熙朝始，后宫典制逐步完备。自皇后至常在，后妃分为8个等级。康熙的妻妾有55位。他虽是位性情中人，但善于以理智控制情感。十三年（1674）五月，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谥“孝诚”）因难产去世。康熙亲自将梓宫送至位于京郊的巩华城。此后三年内，他前往祭奠80次。十三年至十六年，每逢除夕前一日，他都要去那里陪伴逝去的皇后。十七年二月，在后位只有半载的第二位皇后钮祜禄氏（谥“孝昭”），同样因难产而死。康熙又亲送梓宫至巩华城。自此至康熙二十年初两宫灵柩奉安地宫，近三年内，康熙去祭奠过48次。加上此前的80次，前后累计达128次。二十八年七月，皇贵妃佟佳氏因流产而死。此前，康熙迟迟没有将她立为皇后，担心一旦正位中宫，会像前两位皇后一样得年不永。而佟佳氏病危之际，康熙才决定册封她为皇后，但还是未能留住她的生命。康熙亲自送梓宫至景陵，并写下四首挽诗。其二云：“交颐泪洒夕阳红，徒把愁眉向镜中。露冷瑶阶增寂寞，烟寒碧树恨西东。”（《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二集》卷44）佟佳氏死时，康熙36岁，自此不再册立皇后。
康熙朝妃嫔等位号的册封，大致分三种情况。首重门第。终康熙朝，只有孝昭皇后之妹钮祜禄氏、孝懿皇后之妹佟佳氏册封贵妃。二重资历。康熙朝中后期，一些年少女子相继入宫，为康熙生儿育女。不过，绝大部分年轻妻妾不曾当朝受封，实际地位在其年长妻妾之下。三重生育皇子。例如，康熙十六年，册封7位女子为嫔。后来，7嫔中有3人生了皇子，遂晋升为妃；其他4人或未育，或只生了皇女，仍在嫔位。
康熙帝的妻妾以八旗女子居多，三位皇后均出自满洲重臣之家。如孝诚皇后赫舍里氏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也有来自江南等地的汉族女子。出自孝庄家乡科尔沁部的蒙古族妃子只有两位，均无子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康熙始终不曾独宠一人。他的妻妾内没有受惩降黜者，除去少数人早逝外，大都活到雍正、乾隆年间，其中不少人都很长寿。康熙晚年留下谕旨：他死后，“有子之妃嫔，年老者各随其子，归养府邸，年少者暂留宫中。”雍正即位后照此处置。已至暮年的康熙妃嫔相继离宫，迁往亲子府邸居住。去世皇帝留下的嫔妃能够过上比较自由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这种做法在清朝仅此一例。
康熙共有35子，入皇子排行的24人，皇太子允礽是嫡子。他对众子的关心无微不至，仅举数例：二十四年（1685）六月，康熙出巡塞外。离京不久，接太医院奏报，得知年幼的四阿哥胤禛染患痢疾。于是立即回銮，疾驰一昼夜抵达京城。在他精心疗治下，胤禛的病情很快好转，俟其完全康复，康熙才离京继续巡狩塞外。四十七年八月，跟随康熙在塞外行围的十八阿哥允祄突然患病，他十分焦虑，日夜将8岁的允祄抱在怀中守护。允祄病情一度好转，康熙欣喜若狂，在给留京皇子的朱批中写道：十八阿哥大好，“朕一年老之人，仿佛获得新生。”（满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胤祉等奏）。随同行围的皇太子允礽，对小其27岁而生命垂危的胞弟漠不关心，使康熙无可容忍，父子关系骤然紧张。九月初四日，允祄病逝当天，康熙向随行诸臣宣布了拟废斥皇太子的意见。
康熙也是一位严父，这主要体现在对皇子的教育上。他是清朝皇子教育制度的创立者。康熙帝诸子四五岁开始读书，以儒家典籍为主，兼有骑射训练。皇太子允礽由康熙亲自施教。每早必将前一日所学背诵、复讲一遍，以求精熟贯通。允礽在畅春园内读书处，取名“无逸殿”。殿外种植五谷，俾允礽自幼悉知稼穑艰难。皇八子允禩聪明能干，但汉文书法较差。分府完婚后，奉旨依旧每日写十幅呈览。康熙帝亲自圈点，以督促他在汉文书法上有所长进。康熙帝要求诸子精通“国语骑射”。皇子们在宫中一律说满语，同康熙帝之间的奏折书信，必须用满文亲笔书写。他们从七八岁始，跟随康熙帝出巡塞外，参加木兰秋狝。
培养诸皇子的理政能力，是康熙教子的又一特色。四十二年（1703）后，他离京外出时，必择皇子留守京师，分为两班，轮流值守紫禁城与畅春园。在此期间，大臣们除向康熙奏报部院要务，还须同时禀报留守皇子。一旦发现皇子理政有差错，康熙从不姑息，追查到底。诚亲王允祉、雍亲王胤禛等，都曾因此受到严厉斥责。
《清史稿》：“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啸亭杂录》：“仁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
《全球通史》：“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他在‘康熙’这一年号下，统治中国60多年，并成为17世纪的伟大人物。同时康熙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一位精细的管理者，一位渊博的学者。”“康熙曾有过几回巡视，他不但视察公共工程、宽赦囚犯、聆听民间疾苦，而且还亲自审阅那些有志向的举子的科考卷子。一位为此而吃惊的教士写道：‘康熙甚至会召见那些地位低下的劳工和农夫，并以一种友善可亲的态度同他们交谈，这使他深得人心。’也许是因为经常外出巡行，并能亲临下层，康熙学会了识别18个省中的13个省的方言。”
《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玄烨是中华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的统治时间不仅仅是最长的，而且也是最具有活力的，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更是最复杂的。也许同时他是冷酷而且粗心大意的，在判断的时候会犯错误，但是他却拥有敏锐的自我分析能力以及对帝国的使命感，这都标志着他是少有的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人！而且被众多历史学家（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史家）所注意的是，康熙的统治可与俄国的彼得大帝以及法国的路易十四相媲美，而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标志着前工业时代，传统君主王权的最高阶段。”“而且，康熙在很多事上，行事果断，对于统治和文化做出了许多有益的事，而他的人品与品格则成为理解导致清朝秩序巩固的众多因素的入口点。”
黄宗羲：“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
南怀仁：“（康熙）亲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图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就像在北京时的惯例一样，他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为他们的皇帝是从天而降的，他们的目光中充满异常的喜悦。为一睹圣容，他们不惜远涉跑来此地，因为，对他们来讲，皇帝亲临此地是从不曾有过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兴于臣民们赤诚的感情表露，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们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
白晋：“具备天下所有人的优点，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康熙帝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康熙皇帝的孝顺和感恩是如此罕见，他因此获得了举国百姓的尊敬和拥戴。”
金昌业：“以康熙之俭约，守汗宽简之规模，抑商贸以劝农，节财用以爱民，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
莱布尼茨：“现世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个空前伟大的君主。他对欧洲人颇怀好感，但起初还是不敢违法辅政臣僚的意愿，以国家法规形式公开允准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直到他亲政之后，方才办到这点。事实证明，正是康熙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换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伏尔泰：“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由于精通历算而博得康熙皇帝的欢心，以致这位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驰名遐迩的君主，准许他们在中国传教，并公开讲授基督教义。”
马嘎尔尼：“时至今日，正如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所讲，康熙皇帝对科技有很浓厚的兴趣，但无论如何他的后世子孙并没有继承他的这一优点，甚至也没有继承他的其他优秀品质与聪明才智；因为现在他们的国家政策与王室的虚荣感正在共同抵触着我们所表现出的优秀杰出方面的一切事物，尽管他们毫不怀疑我们的卓越，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学习会如何利用这些（优秀的科技）。”
曾国藩：“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凡前圣所称至德纳行，范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律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
梁启超：“清圣祖尤笃嗜，召西士南怀仁等供奉内廷。风声所被，向慕尤众。”“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之前的事……本身却是廓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图他《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
吕思勉：“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他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
蔡东藩：”自古藩镇，鲜有不生变者。撤亦反，不撤亦反；与其迟撤而养旤益深，不若早撤而除患较易。清圣祖力主撤藩，正英断有为之主。洎乎仓卒告警，举朝震动，圣祖独从容遣将，镇定如恒，且不允索额图之请，自损主威，圣祖诚可谓大过人者。“
田淼：“康熙作为一代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在政务之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习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为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能不说是非常可贵的。”
柏杨：“玄烨大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轻气壮，有刘邦豁达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
高阳：“与唐太宗均是第一流的君主，其个人修养和道德言行也是无可挑剔。论述缺点时，谓其晚年因传位而至吏治渐坏。”
钱宗范：“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日本人对康熙帝极为尊重和推崇，翻译了《圣谕》，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
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