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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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援助（Foreign Aid）

　　外国援助是指包括货币或者其他形式的官方赠予和优惠贷款，其目的是将资源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或者是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出于对外政策目的实施的外国援助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外国援助包括在10-20年间要归还的长期贷款、赠予、食物或其他过剩商品和技术援助，其转移与捐赠国和接受国的特定经济、政治和商业目的有关。除了由特惠关税、私人投资者和军事援助引起的资源流动，外国援助一般可以追溯到西方帝国主义强国和它们的海外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可以追溯到杜鲁门执政的20世纪40年代末。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早期，外国援助的重要性不断增长。这不仅是由于援助的数量，还由于它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国援助是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考虑的框架内提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马歇尔计划中，外国援助是特别用来重建被战争破坏的西欧经济，使其达到政治稳定的目标，并加强对苏联控制的抵制。在杜鲁门1949年的“第四点计划”下（Truman's Point Four Program of 1949），外国援助扩展到提供技术支持、资本投资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到入侵威胁的国家的私人投资提供保障。从那时起，西方援助国将援助作为制止共产主义传播和支持第三世界中友好的政治制度的政治杠杆。这些制度的存在被认为是与援助者的国家安全利益分不开的。

　　对外国援助的经济判断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其基础是假设经济增长需要干预，并且更多的资源会导致更大的发展。外国援助的基础还包括可以通过提高投资水平、增加吸收能力，从而填补阻碍进一步增长的重要缺口，以此促进发展过程的加速。

　　尽管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在援助理论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援助理论主要归功于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Rostow)、霍利斯·切纳里（Hollis Chenery）和艾伦·斯特劳特(Alan Strout)。罗斯托假设各国在发展的过渡时期要经过多个发展阶段，并强调形成社会和经济自主持续增长条件的“起飞”阶段。通过提高投资率的外国资本的注入，发展中国家的起飞会加速。除此之外，援助能够强调阻碍结构转型的社会限制，通过创造一种国际经济活动的氛围，增进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他强调援助应该包括设备、补给、食物、消费品和技术援助(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技能的转移)等形式的资本，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的有效利用。按照这一模型，援助仅需要10-15年。

　　基于经济转型要求人们技能的提高、投资和储蓄水平的上升、更多生产技术的采用、产出和就业组成的变化以及新机构的发展这一观点，切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通过解除特定的瓶颈，外国援助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瓶颈包括在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存在的技能、储蓄和外汇瓶颈，并要求外国援助采取不同的形式，关注不同的活动。这一模型以可以通过外部援助的国内资源的两种缺口为特征。首先，投资限制增长，即技能和储蓄供给短缺。其次，贸易限制增长，即由于出口收入低于进口支出造成的外汇供给不足。

　　许多年来，对外国援助的经济判断受到强烈的攻击。对外国援助的左派批评者分为制度悲观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他们认为由于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相互影响，接受国政府不能利用援助来减轻贫困。结构主义者将这一无能归因于富国和穷国之间历史的、结构的关系，援助通过创造富国对穷国的依赖而加强上述关系。对援助的右翼批评认为外国援助通过阻碍市场的自由运作、扭曲价格体系、阻碍私人部门的发展而阻碍发展。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外国援助的经济理论假设资本增加和发展的收益将“流入”到社会最急需的部分。第三世界的贫困更加严重这一事实驳倒了上述假设。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外国援助从生产导向型计划转向用来使人们和一般民众组织满足其基本需要，从而减轻贫困的努力上来。这一时期，道德和人道主义因素成为富国向穷国提供援助的主要原因，将援助从遏制政策的政治框架中消除的论证不断增多。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和世界经济衰退，外国援助成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调整价格、市场信号的扭曲宏观经济政策，并使其回到增长轨道所需外部资金的重要源泉。

　　外国援助由双边和多边的捐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主要的双边援助者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发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其他主要的援助者包括苏联、东欧的一些国家和中国。多边援助者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世界银行、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农业发展基金、欧洲经济共同体、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阿拉伯协会、地区银行，包括非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和加勒比海发展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有两个金融机构：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最大的联合国捐助机构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经济发展基金和欧洲投资银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援助机构。

　　来自开发援助委员会的双边外国援助的数量从1960年的46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480. 1亿美元。按照总额。美国是开发援助委员会最大的捐款者。1988年，美国提供了101亿美元的对外援助。然而，按照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美国在开发援助委员会国家中居最后一位。日本1988年的对外援助是91亿美元，按数量居第二位，按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居第十二位。来自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援助总量由1970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50亿美元。1988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援助总量为23亿美元，其中21亿美元来自沙特阿拉伯，1. 08亿美元来自科威特。1970年优惠性多边援助总共为11亿美元，1980年为61亿美元。优惠援助通过世界银行的国际开发协会引入，1988年达到38亿美元。1988年，通过地区开发银行引入的援助为12亿美元。1987年，工业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大约55亿美元的援助。

　　外国援助的接受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其分为“低收入”(1980年人均资本收入低于604美元)、“较低的中等收入”（1980年人均资本收入在600-1200美元之间）和“较高的中等收入”(高于1200美元)。低收入国家占人口的75%和援助的60%。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接受的援助几乎占援助总额的1/4。

　　典型的外国援助通过一个项目、一项计划、食品援助或某种其他的商品进口计划或现金转移进行。“项目”是发展和外国援助活动的基本单位，包括货币、技术援助、技术和培训。培训是为了对接受国社会产生特定的发展影响，一般以生产力、收入和目标受惠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表现。项目不仅提供外汇，还带来以改变接受国制度结构和进程为目的的新思想和资源。项目包括多种多样的活动，诸如建立初级或中级学校或大学；建立健康和家庭计划体系；提供住所、清洁的水和卫生设施；建立研究体系或经济计划能力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为接受国的目标体系提供资金支持；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以传授改善目标体系的业绩所需的技能；提供技术以增进体系的功能和行动的未来可能性。通过技术援助的外部提供，项目还把目标体系与国际体系以及思想和资源的源泉联系起来。技术援助包拈专家，他们在短期和长期基础上与接受国的同事一起工作，以完成发展目标。有大量文献评估技术援助的质量并评估技术援助应该拥有并且传授的质量。

　　多年来，通过外国援助融资的项目种类，已经随着经济理论和政治趋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20世纪50年代，这些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工业化和农业生产项目。20世纪60年代，转向制度建设，这是因为理论表明，工业化和农业扩张的瓶颈必须通过结构的变化来消除。到了20世纪70年代，外国援助的目标是为在发展过程中所“遗漏”的，一般民众阶层中最需要援助的人们提供基本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项目的目标是取得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化。

　　外国援助“计划”一般提供外汇和技术援助，通过政策对话和改革，或通过为所需的投入提供资金支持来改善接受国宏观经济或部门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计划水平的赠予和贷款作为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的关键元素变得尤其重要。由于债务负担和国际商品价格萧条。这些发展中国家处于可怕的经济困境中。外国援助计划通常为援助国和接受国同意的政策变化融资。这些政策变化是为了使接受国的经济更好地反映市场变化和价格信号。

　　食物援助计划包括紧急食物计划、与增进健康状况相关的母婴健康计划、食物进口计划和工作食物计划。这些计划通常是捐助国用来处理过量食物的方法，并且常被批评为对接受国的发展没有或者有不利的影响。其他商品进口计划包括用于从援助国进口特定商品的“线形条款”。

　　现金转移是典型的“约束”最少的外国援助，但也是使用最少的转移方式。现金转移的目的是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短期支持。这一机制一般适用于更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能够在不进行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利用现金转移。

　　早期援助理论起源于经济增长理沦。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投资是加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援助理论还建立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挑战上，以及他为了维持与高就业水平相符的总需求数量而需要政府干预的结论上。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相信增长可以自我实现。然而对于凯恩斯而言，增长的潜力是有限的，或者说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危害。哈罗德-多马模型起源于凯恩斯理论，提供了处理增长和促进援助理论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

　　外国援助的历史表明资源转移的作用远不止是填补储蓄缺口，并且要理解这种转移离不开其发生的制度、政治和技术环境。长期以来，制度经济学和其他不同学派都支持发展过程尤其是技术的作用更加复杂化。外国援助的动态摆脱了纯经济模型，要求分析复杂的社会过程和价值，以及各国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得出外国援助的真实影响和长远后果。外国援助还刺激了关于是否能够单独通过增长的概念赢得发展目标的深远辩论。

　　外国援助在第三世界成为当代社会一个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外国援助体系使得发展中国家得到承认和分类，并导致了有关经济、政治和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道德义务的国际对话。外国援助不仅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国的附属和依赖的辩论，刺激了他们的思想观念。第三世界国家围绕对外国援助的讨论，将自身组织起来，已经开始提出更有利的全球经济条款和更平等的南北关系。

　　随着各国建立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外国援助将继续成为国家之间讨论的重要话题。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并发挥更大作用，它们将继续要求增加对其利用的外国援助的控制，技术援助作为援助的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将会下降。外国援助将更多地通过多边和非政府组织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并且以基本需要为基础的转移将多于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