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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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调节是指以信用手段调节国民经济的活动。它通过改变信用的规模、方向和取得信用的条件，以调节货币的数量和流向，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调节的主要手段有再贴现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调节目标，对内是稳定物价，促进生产平稳发展，对外是稳定汇价、平衡国际收支。调节信用的主要机构是中央银行。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调节信用的能力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信用的规模和流向。因此，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信用调节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减轻和缓冲作用，但不可能得到根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中央银行有效地运用信贷杠杆，灵活地调节国民经济提供了优越条件。

　　信用调节的有限性的根源在于:

　　第一，信用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信用调节的有限性。

　　信用是一种有偿的融资行为，这种有偿性决定了通过信用进行融资是以融资双方的信誉为前提的，信用行为能否发生，是融资双方的自愿行为。与财政性融资带有强制性不同，必须是融资双方互相信任才能发生信用关系。所以，信用的调节表现为一种自动的行为，即信用对经济的调节不能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第二，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下，各国中央银行都把信用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央银行对信用的控制是有局限的。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说中央银行能够在直接层次上控制住货币供应和贷款的发放，也控制不住全社会的中介工具种类的增加和支付手段总量的扩张。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用作交易媒介和支付工具的物品除了正规形式:如钞票、硬币、银行存款以外，还有许多非正规的交换手段，即所谓的“准货币”，诸如信用卡、信用证、旅行支票、银行本票、商业汇票、商业期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公司股票等等。当银行控制正规形式的货币并将它紧缩到一定程度时，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准货币”将被强制推到市场，填补规范货币的不足。同样，当银行收缩到一定程度时，商业信用会相应地扩大，并对银行信用进行“强制替代”。也就是说，当银行系统减少货币供应量，各种准货币会相应增加，从而全社会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总量并不会相应减少。我们将信用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以C表示信用，则有:

　　C₁=中央银行信用

　　C₂=C₁+国家商业银行信用、其它商业银行信用

　　C₃=C₂+其它金融机构信用

　　C₄=C₃+非金融机构信用(财政信用等)

　　C₅=C4+商业信用(企业信用+直接融资)

　　C₆=C₅+民间信用

　　C₇=C₆+国际信用

　　把以上七个层次的信用合并起来，就可得出如下“金字塔式”的信用层次。

　　在这一“信用塔”中，中央银行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是C₁，对于C₂,C₃它可以影响，但并不能全部控制，层次越往后，中央银行的控制能力越弱，影响力越小，表明中央银行的信用控制能力是有限的。

　　第三，信用的调节作用最终取决于社会再生产状况。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总会出现周期性，这种周期性表现为危机—萧条一一复苏—高涨。在周期的不同阶段上，信用规模的大小是不同的。以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为例。银行信用是银行与企业或个人之间发生的信用，银行信用的规模与再生产周期表现为不一致性。即当社会再生产处于危机和萧条阶段，银行信用表现为资本过剩，贷款贷不出去，利率下降;当社会再生产处于复苏和高涨阶段，贷款需求增加，银行资本紧缩，贷款规模扩大，利率上升。银行信用对社会再生产具有一种自发的调节作用，再生产的周期性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商业信用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的信用，它的规模大小与再生产周期表现为一致性。即当社会再生产处于危机和萧条阶段，商业信用规模缩小;当再生产处于复苏和高涨阶段，商业信用规模扩大。商业信用在这里对再生产周期起到了一种扣波助澜的作用。不论银行信用，还是商业信用，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都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其规模大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终取决于社会再生产状况。

　　第四，影响信用调节作用的还有其它因素。

　　如: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金融制度的完善程度、人们的心理预期、国际经济环境、政治制度等等。

　　我们应正确理解和对待信用的调节作用，在重视信用调节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 到信用调节的局限性。从信用本身的特性出发，大刀发展商品经济，完善金融制度，充分 发挥信用在我国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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