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背紙幣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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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背紙幣運動是指美國曆史上的一次農民運動。系19世紀70年代農民反對通貨收縮的運動。美國政府在南北戰爭時期發行大量不兌換的綠背紙幣，在市場貶值流通，廣大的持有人（主要是農民）受到極大損失。

　　戰後，銀行家和工業資本家要求債務人以金元償債，並要求政府收縮通貨，收迴流通中的綠背紙幣。而農民則堅決要求用貶值的綠背紙幣清償債務（主要是國債），於1874年組織綠背黨展開鬥爭，並積极參加競選。後來又有工人參加，組成綠背勞工黨。這一反對通貨收縮的鬥爭長達三十年之久。

　　在美國，貨幣問題從來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因此，美國學者有所謂“貨幣政治”之說。綠背紙幣運動是要求聯邦政府控制和增加貨幣信貸供給，以實現通貨膨脹、減輕債務負擔的一場廣泛性農民運動。它不僅是19世紀60年代末和整個70年代美國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一件舉足輕重的大事，而且對19世紀後期的平民主義運動、白銀運動、美國聯邦儲備體系的形成，以及戰後福利國家的貨幣政策取向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南北戰爭之初，林肯政府的國庫極度空虛，總共只有不到200萬美元的黃金儲備。但根據財政部長蔡斯的保守估計，即使戰爭很快結束，聯邦政府也要花費約3.2億美元。當時美國並沒有統一的貨幣發行機制。流通中的紙幣均為各州立銀行自行發行的銀行券。美國當時有1600多家州立私有商業銀行，共發行7000多種價值相殊、式樣繁多的銀行券。而根據1846年《獨立國庫法》的規定，政府財政只能收支黃金，不得接收或支出價值極其不穩定的州銀行券。為緩解現金嚴重短缺的壓力，1862年2月國會不得已通過了《法幣法》(Legal Tender Act)，授權蔡斯發行1.5億無息、且不可兌贖金銀硬幣的綠背紙幣。《法幣法》規定，綠背紙幣除了不可支付關稅和政府債券利息外，可支付一切公私債務，包括政府其他稅收。1862至1864年，為支付戰費，聯邦政府共三次發行這種無硬幣支持的信用貨幣，總額是4.5億，幾乎占全部流通貨幣的一半^[1]。

　　大規模地擴大貨幣供給的必然結果是急劇的通貨膨脹。1861至1864年，價格上漲了74%。這是美國革命以來通貨膨脹上升得較快的一次。這一時期也是農民的繁榮時期，尤其是勝利的北方農民。儘管戰時財政迫使財政部發行了大量綠背紙幣，但蔡斯、謝爾曼等共和黨人卻把發行政府信用貨幣看作是不得已的權宜，原計劃一當戰爭結束，則立即收回綠背紙幣，企圖用新建的國民銀行體系所發行的紙幣取而代之，作為全國的統一通貨，從而取消財政部直接發行鈔票的權力。1875年1月4日，共和黨任期將滿的國會又進一步通過了《恢復硬幣支付法》(Resumption Act)。該法包括三個重要規定；第一，取消3億美元的國民銀行券的限額，允許各國民銀行根據需要發行紙幣。第二，將增加國民銀行紙幣的發行與按比例撤回綠背紙幣相結合，即每發行100美元國民銀行紙幣，財政部則撤回80元綠背紙幣。第三，為確保尚未撤回的綠背紙幣的安全性和可接受性，授權財政部於1879年1月1日起，以每盎司20美元的戰前平價，用黃金兌贖綠背紙幣，這就是所謂的恢復硬幣支付^[2]。

　　然而，共和黨人的這一政策卻遭到美國農場主的強烈反對。美國早期的農場主曾經是硬幣主義者，即反對發行任何形式的紙幣，不管政府發行的信用貨幣，還是私人銀行發行的銀行券。他們堅持金銀等硬通貨為唯一的貨幣形式。他們甚至反對建立任何銀行，尤其是私人銀行。他們的政治偶像傑弗遜就曾說過：美國是農業國，農民每年只收穫一次，且大部分農產品自己消費，僅小部分用於交換，因而只需要少量貨幣便能滿足交換的需要，沒有必要建立銀行和發行紙幣；發行紙幣只會導致貨幣貶值，只有金銀才能保值。農場主不僅不需要，而且痛恨銀行和紙幣。這主要是因為銀行和紙幣的出現引起了利益格局的變化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破壞了農民理想的公正、公平社會。農場主還有一個關於“財產”的朴素概念。他們認為只有土地、金銀和直接從生產勞動中，尤其是從土地勞作中獲得的財富才是“真實”的或“自然”的財產，而紙幣、銀行股票、債券等是“非自然”的或“非真實”的財產。他們認為，這些陌生的、不可觸摸的“非真實”財產，正成為一股異已的力量，威脅和侵蝕他們的真實財產。銀行家、股票證券投機商，不在土地上勞作，卻占有了巨大的財富和權力，這些財富無非是通過投機、欺詐、濫發紙幣和證券，從而竊取了農場主在土地上辛勤勞作的果實而來的。

　　美國曆史上的農場主還信奉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義，他們反對聯邦政府擴大經濟職能，他們認為聯邦政府干預經濟越多，給予富人的特權就越多。聯邦政府管得越少，則“非自然”的干擾就越少，就可避免“非自然”的財富和權力的集中。他們相信，只要保持“事物的自然秩序”，社會財富就會大致平均地分配。他們尤其反對聯邦政府給予私人經營銀行和發行貨幣的特許權。在他們看來，特許權就意味著私人銀行謀取了不正當的官方支持，僭取了不應有的壟斷持權，是貨幣利益集團與政府的勾結，是私人利益對公共權力和公共利益的控制。

　　但是到19世紀50、60年代，美國農場主的訴求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此時，自給自足農業的經濟已隨著農業的商品化浪潮消失了。國內工業的興起為農業提供了市場。與此同時，國外也愈來愈多地需要美國的農產品。公路、運河和鐵路網將種植園主和美國西部農場主與新的市場聯繫在一起。隨著西進運動的推進，來到廣闊、肥沃土地上的農場主發現了利用機器耕作的價值。他們很快用上了馬拉的機械、收割機、鐵犁、輾谷機和脫粒機。農場主越來越多地從鄉村商店裡購買生活資料，並且開始集中精力從事農業商品的生產，他們儘可能多地占有土地，儘量利用機器優勢，並通過借款實現最大限度的機械化。原本自給自足的農民，不得不經常與雇工、銀行、商店、掮客，馬匹和機械打交道了。農民自給自足的舊傳統已成為歷史。正如《草原農場主》雜誌於1868年說，原來不那麼需要錢的農民突然發現他們是那麼前所未有地需要錢，需要更多的錢。在新的農業經濟中，如果不藉助於機器設備，信貸和現金，就不能在競爭中生存下去。

　　內戰結束後，美國農業進入了長達30年的蕭條時期。穀物小麥價格年復一年地下降。農場主不得不通過生產更多的小麥、穀物、棉花來彌補價格下降造成的損失。然而，這隻能使事情變得更糟，過度的農產品供給進一步使糧食價格下降。農業蕭條，農產品價格下降，不可避免地使農民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農民認為價格下降是由於貨幣量不足引起的。如果貨幣供給增加，價格就會自動上升。而貨幣之所以供給不足，自然是因為以華爾街為首的銀行家，即所謂貨幣權力作祟。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是銀行家為了維護債權人的利益，才企圖撤回綠背紙幣，恢復硬幣支付。銀行家還要讓私人銀行控制貨幣發行權，用私人發行的國民銀行券作為主要流通手段。總之，此時的農民為了減輕債務負擔，己不再堅持硬幣主義，相反，他們反對恢復硬幣支付。他們雖然仍然反對私人銀行的貨幣權力，反對私人所有的各國民銀行發行紙幣，但不再反對一切紙幣。相反，他們要求聯邦政府印製更多的綠背紙幣，要求貨幣信貸擴張，鼓吹通貨膨脹，要求獲得更多的周轉貨幣和廉價的信貸。美國農場主也不再堅持自由放任主義，轉而呼籲聯邦政府直接控制貨幣發行和信貸體系，以保護在市場價格機製作用下日益入不敷出的農人群體。

　　農民的這一重大轉變，一方面是因為受到費希爾為代表的貨幣數量理論的影響。貨幣數量理論認為，貨幣在交換中不過是一個象徵符號，因而貨幣的物質實體不必具有固有的價值，貨幣的物質實體與貨幣的價值沒有任何必然聯繫。亦即是說，紙幣和金鑄幣一樣發揮作用，而無需花費稀缺的社會資源（如開礦、提煉和鑄造）去鑄造硬幣。這就提出了一個理論問題：什麼決定貨幣的價值？貨幣數量理論的回答是：貨幣量。貨幣量加倍，不管是金幣還是紙幣，單位貨幣的價值就下降了一半。因為貨幣不過是一個象徵符號，增加象徵符號的數目，只是減少了每個符號所代表的社會產品的量^[3]。費希爾認為，改變方程左邊的貨幣量將會引起方程右邊的價格水平的變化，價格上升則引起商業貿易繁榮，而價格下降引起商業貿易停滯，穩定價格水平有助於經濟穩定發展，而穩定價格水平的方法是穩定貨幣的量。

　　另一方面，農民思想的轉變並付之於行動，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兩位政治思想家的啟發。一位是叫愛德華·凱洛格的紐約破產商人。早在1841年，凱洛格就與硬幣主義思想分道揚鑣。他主張貨幣供給不能與金銀保持固定聯繫。貨幣的價值應該根據全國的生產量和貸款的利率來衡量。一個能收取6%利息的美元，其價值是只能收取3%利息的美元的兩倍。因為貨幣的價值直接關係到社會財富的分配，因此，政府完全有權利和義務控制貨幣的價值。他認為政府必須象確定度量衡標準那樣確定貨幣標準。那麼，既然放棄了貨幣的金屬基礎，政府將提供什麼作為貨幣的擔保？凱洛格主張通過貨幣和政府債券的互換來保證貨幣的價值。凱洛格認為政府應印製兩種紙券，一種是流通媒介，另一種是以政府本身信用為基礎的低利率債券，這種債券可隨時和紙幣互換。通過這兩種紙券的發行，政府能夠也應該控制貨幣供給。凱洛格認為只有在這一制度下，貨幣才能真正支付人們每天勞動的報酬，也才能保護誠實的商人。凱洛格理論指出，既然“幾乎一切財富都是勞動的產物，那麼，如果沒有其它因素介入，其自然結果應當是勞動者占有全部勞動所得的財富”。但現實是，“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勞動階級，就整體而言，過去一直是，現在仍然是貧窮的”。原因是“貨幣市場上特殊利益群體阻礙了這一財富自然分配的過程”。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公共權力承擔起控制貨幣和信貸的責任”^[4]但凱洛格的思想是同時代人不能馬上接受的。因為當時主宰的意識形態是傑弗遜、傑克遜主義的自由放任，政府干預是“非自然”的。凱洛格死於1858年。內戰期間綠背紙幣的發行完全出於戰爭需要，當然與凱洛格這一思想無關。但凱洛格這一思想對戰後農民和勞工從硬幣主義轉向綠背紙幣主義、自由銀幣主義卻有著意義深遠的影響。農民和勞工們公認，綠背紙幣主義的創始人是愛德華·凱洛格。

　　另一位思想家是將凱洛格理論運用於現實政治鬥爭的亞歷山大·坎貝爾。他在60年代早期就致力於貨幣問題研究，寫過《根據政府法令、作為法幣發行的不兌現通貨》等文章。他讀過凱洛格的書，出版過《真正的美國金融體系》一書，在書中，他勸讀者把戰時不得已發行綠背紙幣作為心甘情願的事。總之，凱洛格和坎貝爾思想的核心就是主張聯邦政府根據農民和勞工的需要，擺脫黃金儲備量的限制，直接發行信用紙幣，實現通貨膨脹，以刺激農產品價格上漲，減輕農民債務負擔。同時，反對發行國民銀行紙幣，從而“挪開私人貨幣借貸者的中心控制地位”^[5]。

　　凱洛格——坎貝爾思想促成了勞工和農民抗議史上最大的轉變之一，即使勞動者從硬幣主義轉向通貨膨脹主義，從自由放任主義轉向國家干預主義。到70年代，凱洛格——坎貝爾思想很快在勞工和農民中傳播。首先將凱洛格和坎貝爾思想變成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的是出身農民的勞工。威廉·西爾維斯和T·V·鮑德利等一批工人運動的領袖對傳播凱洛格——坎貝爾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鮑德利認為，發行貨幣是政府神聖的義務，在這一功能和公共利益之間不應有任何其它因素（即私人銀行——筆者）介入。鮑德利建議通過擴張通貨供給以維持低利率從而有利於農民和小企業利益群體。他認為只有這樣的貨幣政策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1872年全國勞工改革黨的第一個綱領，即開宗明義地說：“政府的職責是，提供純粹的以國家信用和資源為基礎的、直接向人民發行的、無任何銀行公司體系介入的全國流通媒介，從而建立公正的資本和勞動分配的標準。”^[6]

　　1873年《工業時代》創刊，其前身是著名的宣傳硬幣主義觀點的《伊利諾伊農業雜誌》。該刊創辦第一年就開始發表主張擴張發行綠背紙幣的文章。《印第安納農民》和《依阿華家園》（即後來的《西部農業雜誌》）也在同年皈依綠背紙幣派。1873年恐慌後，綠背紙幣主義者的力量迅速壯大，其目標是確保充分的貨幣供給，摧毀貨幣壟斷和減少債務負擔。70年代早期，在各州形成了不同名稱的第三黨，如獨立黨、反壟斷黨、改革黨和農民黨。1875年，綠背紙幣黨形成。該黨包容了上述諸黨而成為農民的第一個全國性政黨。同年，坎貝爾作為綠背紙幣黨成員進入國會。1876年，綠背紙幣黨提名彼得·庫珀為總統侯選人參加競選。該黨的綱領要求廢除1875年《恢復硬幣支付法》，擴張發行可與政府債券兌換的法幣即綠背紙幣，利息為100美元每天1美分。但綠背紙幣黨在這次總統選舉中得票不到總數的1%。在1878年大選中，綠背紙幣運動達到了頂峰。該年綠背紙幣黨獲得了10%的選票，在國會贏得了14個席位。

　　在國會和司法界，農民和勞工運動的代言人遙相呼應，為維護綠背紙幣而進行鬥爭。結果使共和黨政府撤回綠背紙幣的行動一波三折，步履維艱。在1868年大選中，民主黨政綱明確反對恢復硬幣支付，提出要維持“一種為了政府和人民、勞工和公職人員、領津貼者和戰士、生產者和債券持有人利益的通貨”，^[7]即綠背紙幣。與此同時，相關的問題也引起司法界的激烈爭論：國會發行綠背紙幣，並使它成為支付一切公私債務的法幣，尤其是支付在《法幣法》確立前形成的債務是否合憲？最高法院於1870年2月27日對第一宗綠背紙幣案，即赫伯恩訴格裡斯沃爾德案作出判決：以綠背紙幣支付《法幣法》頒佈之前（1862年2月25日）債務不合憲。而且以蔡斯為首的最高法院多數派還將這一判決應用於戰後債務合同爭端的審理。但在1871年5月1日諾克斯訴李案中，新增補了兩名法官的最高法院，又以5:4多數票否決了赫伯恩訴格裡斯沃爾德案的判決，並宣佈以綠背紙幣作為法幣支付一切債務為合憲^[8]。1873年9月的銀行恐慌和緊隨其後的經濟緊縮，又激起了重新擴張綠背紙幣發行的要求，以致1874年，一個最初建議從1876年1月1日始開始恢復硬幣支付的法案，競被修改成一個擴張綠背紙幣發行的法案，即所謂《通脹法案》。1875年《恢復硬幣支付法》的通過，雖然給於綠背紙幣主義者沉重一擊，但共和黨人希望徹底消滅綠背紙幣的企圖也未完全得逞。1878年的《白蘭德·艾利森法》還是保留了綠背紙幣。該法指示財政部長立即停止取消綠背紙幣。當時綠背紙幣的流通量是3.46億，超過了《恢復硬幣支付法》規定的3億美元的最高限量。更重要的是《艾利森法》規定財政部接受或贖回綠背紙幣後不得銷毀，而將重新發行和再次支出，使之保持流通。該法使綠背紙幣長期成為美國貨幣供給的一部分。

　　1879年《恢復硬幣支付法》生效實施後，綠背紙幣運動走向衰落，但其精神卻長久留存。這個精神就是：呼籲聯邦政府負起發行貨幣的職責，直接向“人民”發行政府信用貨幣，要求聯邦政府擴張貨幣供給，以確保農民獲得充足的貨幣，並減輕農民的債務負擔；要求聯邦政府對經濟積極干預，保護以農民為主體的弱勢人群；反對私人銀行的貨幣權力，反對私人銀行發行紙幣，控制信貸，以確保農民以低利率獲得便宜的信貸。這一精神在隨後的農民同盟運動、平民黨運動、白銀運動中都有明顯體現。

　　由於引發綠背紙幣運動的根子，即價格和債務問題並未消除，因此，綠背紙幣運動衰落後，它引發的農民運動卻方興未艾。鬥爭的農民逐漸走到一起，並形成地方的、地區的乃至全國性的組織。1879年，在德克薩斯和伊利諾伊州出現了農民同盟的早期組織，短短幾年中整個德克薩斯遍佈120多個農民同盟。到1887年，德克薩斯的抗議者將運動向北擴展到達科他州，向東擴展到卡羅萊納州。農民同盟在整個南部植棉地帶和中西部種糧州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興起。1886年8月，農民同盟在德克薩斯的克萊伯恩(Cleburne)召開了全國會議，要求停止價格緊縮，放棄金本位，由財政部發行適應季節性信貸需求變化的、具有供給彈性的法幣。1889年在聖路易斯同盟大會上，又一個破產商人查爾斯·W·麥丘恩公開提出激進的貨幣改革計劃：由政府提供信貸的分庫制。這是一個全新的貨幣體系，該體系將“以人民的名義”創造貨幣，確保為生產性企業提供充足的信貸，使生產者免於私人銀行之控制。其具體措施是，美國財政部在每個縣建立聯邦倉庫和穀物輸送設備，以貯藏大量農產品。這些數量逾千的分庫可作為貨幣創造的閥門。農民可將自己的穀物和棉花存儲於分庫作為抵押，或以土地作價抵押，從而獲得利息為1至2%的貸款。財政部支付給農民法幣，即由政府印製作為國家通貨的綠背美元。如此政府就通過給農民發放貸款而創造貨幣，並投入流通。理論上，當農民出售農產品歸還貸款後，通貨就迴流財政部，從流通貨幣供給中抽出。農民同盟所建議的新的“綠背紙幣”，實際上是可以“支付一切公私債務的法幣”。這種政府信用貨幣的供給具有某種彈性，可通過聯邦政府管理而擴張和收縮，從而滿足市場的信貸需求。農民同盟的目標是通貨膨脹，即使價格上升，以緩解債務負擔。為達到這一目的，貨幣供給必須大大擴張，財政部將發行政府紙幣作為法幣從而代替私人銀行券流通。私人銀行將從貨幣發行和信貸供給管理領域中退出。

　　綠背紙幣運動衰落後，另一種救世藥方又代替了它。這就是要求自由和無限鑄銀的白銀運動。白銀運動和綠背紙幣運動本質上沒有兩樣，都是為了實現通貨膨脹。1892年，由西北部農民同盟和南方農民同盟的少數派聯合組成人民黨，或平民主義黨，併在奧馬哈召開第一次正式的全國會議。其綱領要求自由和無限鑄銀，政府發行一切通貨，每個人頭增加50元通貨，反對單一金本位制，反對私人銀行控制信貸和貨幣發行，並支持農民同盟的分庫計劃。其侯選人詹姆斯·B·韋弗將軍參加過綠背紙幣運動，曾出版過親農民和勞工、反銀行的、題為《召喚行動》一書。他在1892年總統選舉中贏得1200萬張選票中的100萬張，22張選舉人票。為了實現通貨膨脹目標，1896年，平民主義黨與布賴恩領導的民主黨白銀派合流，全身心投入到白銀運動中去了。1996年大選期間，白銀運動達到高潮。36歲的布賴恩因其著名的“金十字架”的演說而成為民主黨的總統侯選人。布賴恩說，“自由銀意味著人民將重新獲得對貨幣供給的控制，這個控制被銀行篡奪了。”“鑄造和貨幣供給的權力是政府的功能”，“那些反對這一建議的人告訴我們：發行貨幣是銀行的功能，政府應走出銀行事務。我與傑弗遜站在一起，告訴他們：發行貨幣是政府的功能，銀行應走出管理事務。”^[9]

　　綠背紙幣運動、平民主義運動以及白銀運動雖然都失敗了，但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平民主義者要求政府發行紙幣，干預經濟，保護弱勢人群，反對私人銀行發行貨幣，反對集中貨幣權力的精神卻長期存在。

• 綠背紙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