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場資本主義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
目錄 |
賭場資本主義是英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專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在《賭場資本主義》著作中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比喻，它形容當代資本主義具有高度的投機性和風險性。斯特蘭奇和其他一些西方左翼學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恰如一個巨大的賭場，它具備了賭場的所有要素：賭徒、賭具、賭資、籌碼和賭場的規則，它也像賭場一樣充滿了投機和風險，少數賭徒可能一夜暴富，但更多的則是滿盤皆輸。
在西方左翼學者看來，當代資本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大的投機性。這種投機性集中體現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中。這一金融體系有極其複雜的結構，其成分除了傳統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銀行、證券交易所、信托公司、期貨公司和保險公司等外，還包括各種各樣的新式基金會和投資公司，特別是金融機構的數量增加、交易規模和交易活動的範圍比以前更大，交易成本成倍增多，交易的手段更先進。從而，其賭場的性質也更加明顯。斯特蘭奇這樣來形容當代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賭場性質：“每天，這個賭場中進行的游戲卷入資金之大簡直無法想像。夜間，游戲在世界的另一邊繼續進行。在俯臨世界所有大城市的高聳的辦公大廈里，房間里滿是一支接一支不停抽煙的年輕人，他們都在玩這些游戲。他們雙眼盯著電腦屏幕，屏幕上的價格不斷閃爍變化。他們通過洲際電話或電子設備來玩這種游戲。他們就像賭場里的賭徒，緊盯著輪盤上咔噠旋轉的象牙球，決定把籌碼放在紅盤或黑盤、奇數或偶數盤裡。”在當代資本主義的金融賭場中，既有大賭徒，也有小賭徒，而且賭博的方式也多種多樣。“除了輪盤賭、力點或紙牌以外，還可以在外匯市場及類似場所，以債券、政府有價證券或股票進行交易……。一些玩家，尤其是銀行，投入的賭註很大。也有很多非常小的經營者；有兜售建議提供內幕消息的人；還有向容易上當受騙的人散播體系流言的小販。在這個金融賭場里，總管理員是大銀行家和經紀人。”
操縱資本主義金融市場這個大賭場的主要力量，是銀行家、資本家和專業經紀人。他們是這一賭場中的大贏家，他們已經形成為一個新的“債券持有階級”。瑞·坎特伯雷提出：“債券持有階級在適應其生存而形成的環境中逐步發展並繼續繁榮。其中的極少數成員事實上不僅擁有被公眾持有的所有債券，而且擁有大部分股票和其他的可在市場上流通的資產的價值。債券持有階級是超級富裕家庭中的精英，華爾街的一些投資銀行家和證券經紀人構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他們大部分都有自己的交易賬戶。這一新的美國的有閑階級組成了年收入從開始大約19萬美元隨後上升到幾千萬美元的家庭。這一群體總人口僅約 110萬，或大約 50萬成年人，但他們的平均財富卻至少有790萬美元。”
尤其嚴重的是，資本主義的這一巨大賭場也把眾多的普通居民卷入其中。但是，“從來沒有人問過這些普通人是否願意用自己的工作、儲蓄以及收入來加入資本主義的賭場中進行賭博”。儘管極少數普通居民在這一賭場中偶而也有小贏，但從總體上說，普通大眾照例都是犧牲者。極少數人在這一賭場中的暴富，正是以傷害大多數普通人為代價的。少數人越賭越富，多數人越賭越窮，正是當代資本主義這一賭場的內在邏輯。坎特伯雷用統計數據證明瞭這一點：“華爾街為自我謀利益的理論告訴我們，在過去人們通過廣泛參與繁榮的金融市場，社會財富已經變得大眾化了。事實上，在1983年和1995年期間，美國最富裕的1／5的家庭的盈利大約是11％，平均凈金融財產的價值達到73萬美元。接下來的1／5的家庭損失了4．3％，再下來的1／5的家庭損失了7．8％，而最後4％的家庭的損失令人震驚，達 68． 3％，他們最後的金融凈值為負值，價值為一10．06萬元。如果我們回到財富榜的頂部，我們會發現這段期間最富的1％的家庭盈利將近20％，足夠把他們的金融財產的平均值提高到740萬美元。如果他們在接下來的三年裡繼續從債券和股票市場新增同樣比例的財富，那麼在1998年他們的平均金融財產將達到 1000萬美元。”
賭場資本主義理論除了強調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投機性外，也同樣強調其不確定性。在後一點上，它與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和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risk society theoty）有異曲同工之處。貝克和吉登斯認為，全球化或後現代狀態對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影響之一，就是使它具有極度的不確定性和高度的風險性，當代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成為一個“風險社會”或進入了“風險時代”（the age of risk）。“他們的觀點是，現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實際上促成了各種風險的大量產生，這些風險包括自然生態方面的風險和其他已被察覺和認知的風險，與此同時，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制度和規範仍然在發揮著作用，並繼續導致各種風險的形成。他們還認為，由於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副作用和負面效應，現代社會還將不斷產生新的更大的風險。”
貝克於1992年發表了關於風險社會理論的經典之作--《風險社會：走向一種新的現代性》，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他在該書指出，西方發達國家正在從“工業社會”轉向“風險社會”。風險社會是一個充滿著不確定因素、個人主義日益明顯、社會形態發生本質變化的社會。此後，貝克又發表了一系列論著，進一步闡述其風險社會理論。按照他自己的解釋，風險或風險社會的概念具有以下8個要素：
l）風險與毀滅不一樣，它們不是指已經發生的損害。但風險確實有毀滅的危險。所以，它既不是毀滅，也不是安全，而是一種“真實的虛擬”。
2）它是有威脅的未來，成為影響當前行為的一個變數。
3）它是事實與價值在“數字化的道德”中的結合。
4）它是一種人為的不穩定，既是控制，又是失控。
5）它是知與不知的結合，即，一方面，在經驗知識的基礎上對風險進行評估；另一方面，則是在風險不確定的情況下作出決策和行動。
6）風險的全球性，使全球和本土同時重組。
7）風險只有被社會感知時，才對現實構成真正的威脅。
8）在風險社會中，自然和文化之間的界限開始消失盧吉登斯特別強調全球化對於風險社會的影響。
他認為，“風險與冒險或者危險是不同的”，在“傳統文化中，沒有風險的概念，因為它們不需要這個概念”。風險有外在風險和內在風險兩種類型。外在風險是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者自然的不變性和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內在風險是被製造出來的，指的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所產生的風險，是指在我們沒有多少歷史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風險。他認為，大多數的風險屬於內在風險，包括環境和生態的惡化。不過在吉登斯看來，風險也並非全是消極的，它也有積極的一面，它是社會變化的動力之一。它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固有特性之一。“實際上，如果沒有它，資本主義是無法想像的，也是難以運轉的。”然而，全球化及隨之而來的風險社會，“帶來了其他形式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使得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沒有越來越受到我們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們的控制，成了一個失控的世界”。
斯科特·拉什在這方面甚至比貝克和吉登斯走得更遠。他認為，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進入了風險社會，而且開始形成一種“風險文化”。他說，技術資本主義所導致的“這些始料不及的風險和危險將不再是由工業社會的物質化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和危險，而是從信息領域、從生物技術、從通訊和軟體領域產生出的新的風險和危險，例如金融風險和各種危及人類生存的風險和危險等”。他分析說，“由於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技術資本主義各種門類的防範和化解風險的專業系統程式的日益複雜化，各個領域都存在危及全人類生存的混亂無序的不確定性，都存在危及全人類的巨大風險。人類為了防範和化解風險而不停地忙於改進和更新各種專業系統程式，忙於解決各種問題。可是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各種問題花樣翻新，層出不窮。這就是風險文化時代，人們的主要任務就是防止和排除諸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飛速發展後所導致的包括生態風險、核風險在內的各種可以危及人類毀滅人類的巨大風險。”
不少西方左翼學者指出，造成賭場資本主義的投機性和高風險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政府要對這種投機性和風險性負主要的責任，“金融市場不穩定和投機的根本原因，是不負責任的政府，而不是脆弱的金融機構。貪婪的交易商或者熱鬧的創新。過大的財政赤字、國家作為借款人的拖欠，以及糟糕的貨幣管理等都是災難性的。”所以，對於那些激進的左翼學者來說，要真正剋服這種投機性和風險性，就必須進行體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