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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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理論（risk society theo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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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麼是風險社會呢?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界定。
- 現實主義者：以勞（lau）的“新風險”理論為代表的現實主義觀點。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是由於出現了新的、影響更大的風險，如極權主義增長，種族歧視，貧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發的事件能導致或引發潛在的社會災難，比如核危機、金融危機等。
- 文化意義上：以道格拉斯和拉什為代表的風險文化理論。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體現了人類對風險認識的加深。風險作為一種心理認知的結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釋話語，不同群體對於風險的應對都有自己的理想圖景，因此風險在當代的突顯更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一種社會秩序。
- 制度主義者：以貝克、吉登斯等人為代表的制度主義風險社會理論，他們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首倡者和構建者。“風險社會”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首次系統提出來的理解現代性社會的核心概念。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突出特征有兩個：一是具有不斷擴散的人為不確定性邏輯；二是導致了現有社會結構、制度以及關係向更加複雜、偶然和分裂狀態轉變。所以，現在的風險與古代的風險不同，是現代化、現代性本身的結果。
1986年，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RiskSociety）一書中，首次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貝克指出，馬克思和韋伯意義上的“工業社會”或“階級社會”的概念圍繞的一個中心論題是：在一個匱乏社會中，“社會性地生產出來的財富是怎樣以一種社會性地不平等但同時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而“風險社會”則建立在對如下這個問題的解決基礎之上：“作為現代化一部分的系統性地生產出來的風險和危害怎樣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導？”
幾乎與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同步，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股全球化的力量迅猛發展並不斷形塑著我們生活其間的這個世界，越來越多的事件和事實似乎表明：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貝克所預設的“風險社會”。全球化不僅是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技術全球化，同時也是一種風險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類社會面臨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的風險，如大規模失業的風險、貧富分化加劇的風險、生態風險等等。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說，人類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各種社會形態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一種風險社會，因為所有有主體意識的生命都能夠意識到死亡的危險。的確，風險是與人類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後隨著人類成為風險的主要生產者，風險的結構和特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產生了現代意義的“風險”並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風險社會”雛形。這體現在兩點：
一是風險的“人化”。隨著人類活動頻率的增多、活動範圍的擴大，其決策和行動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從而風險結構從自然風險占主導逐漸演變成人為的不確定性占主導；
二是風險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風險。人類具有冒險的天性，但也有尋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來一系列制度的創建為這兩種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實現的環境以及規範性的框架。與市場有關的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場)為冒險行為提供了激勵，而現代國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則為人類的安全提供了保護。但是無論是冒險取向還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帶來了另外一種風險，即運轉失靈的風險，從而使風險的“制度化”轉變成“制度化”風險。
近代以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塑造出現代風險的基本景觀：人類對社會生活和自然的干預範圍和深度擴大了，決策和行為成為風險的主要來源，人為風險超過自然風險成為風險結構的主導內容；藉助現代治理機制和各種治理手段，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時又面臨著治理帶來的新類型風險，即制度化風險(包括市場風險)和技術性風險。二者成為現代風險結構中的主要類型，具有潛在的全球性影響，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產生全球性威脅；出現了可能性小但後果嚴重的風險，比如核泄漏。這類風險誘發了全球風險意識的形成，人類在應對風險上有了整體認同。
在貝克看來，工業社會的核心問題之一是財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與合法化。而在風險社會，我們必須把傷害的緩解與分配作為核心問題。在古典現代性中，財富和權力是其標誌性概念，而風險和不確定性則是反思現代性的概念。
貝克的生態主義視角與其所處的環境密切相關。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生態主義運動成為西方新社會運動的核心力量。民眾對工業化造成的環境破壞有了切身的感受。而美蘇兩個大國的核武器競爭不斷升級，給人們的心頭罩上了 “核冬天”來臨的恐懼。而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第 4號機組發生了泄漏事故，造成了地區性的災難，涉及到相鄰的幾個國家。技術進步帶來的風險變成了現實，也成了風險研究者最關註的問題。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理論，根本目的是要以此為依據來批判和改造“簡單現代性”，或者說改造資本主義社會，提出新的未來圖景，因此他對於風險社會的出現並不悲觀，而是認為這些新的風險具有政治反思性，能對制度變革產生推動。
在貝克的分析中，有—個概念特別值得重視，即“有組織地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他在《解毒劑》(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 ) 一書中指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專家結成的聯盟製造了當代社會中的危險，然後又建立—套話語來推卸責任。這樣一來，他們把自己製造的危險轉化為某種“風險”。“有組織地不負責任”實際上反映了現代治理形態在風險社會中面臨的困境。具體來說，這種“有組織地不負責任”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儘管現代社會的制度高度發達，關係緊密，幾乎覆蓋了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但是它們在風險社會來臨的時候卻無法有效應對，難以承擔起事前預防和事後解決的責任；二是就人類環境來說，無法準確界定幾個世紀以來環境破壞的責任主體。各種治理主體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學作為辯護之利器而進行“有組織地不承擔真正責任”的活動。
貝克在後來的著作中，針對全球化的不斷推進，提出了 “全球風險社會”的概念，也開始強調製度性風險，與吉登斯的理論更加貼近。2001年11月，他在俄羅斯國家杜馬上的演講中說，全球風險社會的新涵義依賴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運用我們的文明的決策，我們可以導致全球性後果，而這種全球性後果可以觸發一系列問題和一連串的風險，這些問題和這些風險又與權威機構針對全球範圍內的巨大災難事例而構築的那一成不變的語言及其作出的各種各樣的承諾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有三個層面的危機是可以確認的，即生態危機、全球經濟危機以及跨國恐怖主義網路所帶來的危險。這些全球風險有兩個特征：一是世界上每一個人在原則上都可能受到它們的影響或衝擊；二是要應對和解決它們需要在全球範圍內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這些全球性風險是在政治層面爆發的，它們不一定取決於事故和災難發生的地點，而是取決於政治決策、官僚機構以及大眾傳媒等。
在風險社會，要“再造政治”以應對風險。在他看來，再造政治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首先，人們必須告別這樣的錯誤觀念，即行政機構和專家能夠準確地瞭解對每個人來說什麼是正確的和有益的。要破除專門知識的壟斷。第二，團體參與的範圍不能由專家來定，必鬚根據社會的相關標準開放，實現管轄權的開放。第三，所以參與者必須意識到，決策不是已經制定好的，從外部作出的。要實現決策結構的開放。第四，專家和決策者之間的閉門協商必須傳達到或轉化為多種能動者之間的公開對話。第五，整個過程的規範必須達成一致，實現自我立法和自我約束。
與貝克相比，吉登斯的風險社會理論有兩個鮮明特點。一個是前面提到的他對制度性風險的強調，另一個是他分析了風險社會對個人的日常生活的影響。在吉登斯看來，生活在高度現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種機遇與風險的世界中。這個世界的風險與現代制度發展的早期階段不同，是人為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這種人為不確定性是啟蒙運動引發的發展所導致的，是“現代制度長期成熟的結果”，是人類對社會條件和自然干預的結果。在他看來，現代性的四個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都可能帶來後果嚴重的風險。比如，世界民族國家體系會帶來極權主義；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會產生經濟崩潰；國際勞動分工體系帶來了生態惡化；世界軍事秩序會誘發核大戰的爆發。
二是其發生以及影響更加無法預測，“無法用舊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它們也不符合啟蒙運動開列的知識越多，控制越強的藥方”。
三是其中的 “後果嚴重的風險”是全球性的，可以影響到全球幾乎每一個人，甚至人類整體的存在。當然，對於吉登斯來說，這些新風險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現在的社會生活比以前的更為危險了，而是人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了。
變化了的風險環境帶來了風險的個人化。一方面每個人的任何一種選擇都會產生風險，並且選擇的數量不斷增加，包括對自己的身體和後代(比如美容、試管嬰兒等技術的利用)都可以選擇；另一方面每個人所遇到的風險又因自己的選擇差別而不同。因此，對於個人來說，風險既是普遍的，也是獨特的。風險的個人化是對風險制度化的一種彌補，因為個人風險意識提高了，在風險面前會更加主動地採取自我保護的措施，並且積极參与改革現有的制度。風險意識是吉登斯等人所說的反思的現代性的核心。
儘管風險的個人化也意味著風險意識和風險認識水平的提高，但是個人在風險認知上遇到了雙重困境。第一個困境是：儘管個人的風險意識提高了，對許多風險的瞭解加深了，但是在某些後果嚴重風險面前常常反應過度，作出非理性的反應，儘管這些風險只是可能要發生的。典型的例子是人們的核恐懼以及對交通事故的習以為常，儘管後者發生的概率遠遠高於前者。吉登斯對此的解釋是，“高後果的風險具有一種獨特屬性。它們所包含的災難危險越多，我們對於所冒風險的任何真實經驗就越少，因為如果事情‘出錯’的話，那就已經是太晚了。”
第二個困境是：個人在風險判斷上越來越信任專家系統，但是專家系統本身也在風險的認知和解決上存在著內部爭議，權威性受到了質疑，因此個人應對風險的方式更加個人化。典型的是健康危險。比如吸煙曾被某些醫學專業部門提倡，認為可以令人放鬆。由於專家系統判斷的不統一，有些人對臨床醫生採取將信將疑的態度，只有在絕望的時候才去就醫，並且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行為習慣。
綜上所述，人類處於風險社會時代，但不能講某個國家是風險社會，儘管那個國家的國內情況比其他國家更不安全。但是，風險社會不僅僅是一個認知概念，還是一種正在出現的秩序和公共空間。在後一種意義上，它更具有現實性和實踐性。如吉登斯、貝克等人所說，風險社會的秩序並不是等級式的，垂直的，而是網路型的、平面擴展的，因為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平等主義者”，不放過任何人。風險社會的結構不是由階級、階層等要素組成的，而是由個人作為主體組成的，有明確地理邊界的民族國家不再是這種秩序的唯一治理主體，風險的跨邊界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體出現並達成合作關係。
風險具有四個特點：
(1)風險造成的災難不再局限在發生地，而經常產生無法彌補的全球性破壞。因此風險計算中的經濟賠償無法實現；
(2)風險的嚴重程度超出了預警檢測和事後處理的能力；
(3)由於風險發生的時空界限發生了變化，甚至無法確定，所以風險計算無法操作；
(4)災難性事件產生的結果多樣，使得風險計算使用的計算程式、常規標準等無法把握。
在風險社會中，風險具有了以下幾個特點：
(1)從根源上講，風險是內生的，伴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為，是各種社會制度，尤其是工業制度、法律制度、技術和應用科學等正常運行的共同結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風險的內生特點更加明顯；
(2)在影響和後果上，風險是延展性的。其空間影響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邊界和社會文化邊界的限制，其時間影響是持續的，可以影響到後代；
(3)在特征上，大部分風險後果嚴重，但發生的可能性低。因此我們可以說，儘管風險增加了，但並不意昧著我們生活的世界安全了；
(4)在應對方法上，現有的風險計算方法，經濟補償方法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通過提高現代性的反思能力來建構應對風險的新機制。
風險社會的風險包括經濟的、政治的、生態的和技術的，如核技術的、化學的、生物的風險。這些風險是現代化的產物，是人為的風險，這種風險與以前的自然風險明顯不同：
1、它們是人類知覺系統感覺不到的，風險的嚴重程度走出了預警檢測和事後處理的能力；
2、它們能夠全球傳播，甚至傳給下一代，並且不分貧富差距；
3、它們阻止風險原因的傳播和受害者的賠償，風險計算無法操作，導致保險失靈；
4、災難性事件產生的結果多樣，使得風險計算使用的計算程式、常規標準等無法把握，它們超出了現代社會的控制能力，風險的排除不再是可能的；
5、它們是理性決策信賴的，今天的風險就是昨天的理性決策。從根源上講，風險是內生的，伴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為，是各種社會制度，尤其是工業制度、法律制度、技術和應用科學等正常運行的共同結果；
6、它們是廣泛存在的，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征，成為後工業社會的內在品性。
- 一、風險管理制度的歷史演變
在工業化之前的前現代社會，當時的風險環境主要導源於物質的匱乏、自然環境的惡劣和控制自然的技術的低下，相應地，那時人們所面臨的主要是疾病、貧困、年老、飢謹、災荒等與自然界和物質世界相關聯的風險。在漫長的前現代社會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對於社會個體所遭受的風險進行救助的群體或組織主要是家庭、以宗教為核心的慈善組織和地方性的社區組織。
隨著工業化的萌芽，現代化進程的開始，人類社會逐漸進入社會化大生產後，以往主要依靠家庭、地方性社區、慈善組織和教會來提供社會救助、分擔風險的方式遇到了極大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與現代化進程相依伴的、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成型的現代民族國家便擔綱起了控制、管理風險的責任，而這也正是現代性的一種體現。以民族國家為邊界所進行的空前而積極的社會動員對於傳統社會救濟、風險救助領域的影響便是,由於行政技術和監控技術的發展，使得對於社會弱者和經濟貧困者進行照顧的義務和責任，逐漸從親屬單元和地區性社區轉向集中化組織的福利國家，由此導致了廣泛的整個民族國家範圍內的醫療健康、保險、社會保障和人口管理制度的產生，建立在現代民族國家基礎上的社會風險管理、控制機制逐漸形成。
- 二、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治理
當前的全球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種兩難困境：全球化在增大對國家提供保障、管理風險方面的需求的同時，又降低了國家有效地發揮這一作用的能力。同時，人類大量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力量得不到跨國性機制的有效約束；當出現了超越民族國家的地區性或全球性風險時，缺少有效的世界性的機構來彌補這個“權力真空”。
身處全球化時代的“風險社會”，人類怎樣才能較為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各種風險，“全球治理”將是一條有效的路徑。
全球治理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全球治理的參與者既可以是各民族國家的政府，也可以是正式的國際組織，還可以是各類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乃至企業、社區、宗教團體等等。治理的主體涵蓋了全球社會中的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
全球治理突出權力運行向度的多元性。全球治理不是世界政府或超國家權威執行的統治，而是各治理主體之間的協商與合作，它強調國家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願的結合。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路的權威，在這個意義上，全球治理是一種“網路治理”。
由於全球治理體系突出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和權力運行向度的多元性，因此，全球治理所涉及的治理範圍要寬泛得多，可以較為有效地管理和控制那些超越了民族國家疆界的地區性和全球性風險。
不可否認的是，“全球治理”理論本身還面臨著許多困境，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還存在著很大爭議，如在全球治理過程中存在著合法性的不足、協調的不足、服從的不足等等問題。儘管這樣，作為國際公共管理的一種新趨勢，“全球治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的。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是一個在當代頗具影響的社會學理論。在傳統的觀點和後現代主義理論之間，他一方面繼續堅持現代性的基本立場，同時對於現代性的具體表現形式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建立反思現代性的口號。其中，對於科學與民主的關係的認識很有新意，值得關註。
- 一、風險社會與科學
貝克認為，當代社會與過去的工業化社會不同，他稱之為風險社會。這一名稱的來歷，不僅僅是當代社會面臨著種種嚴重的風險，更重要的是因為，今天社會組織的形式是按照風險分配和生產的邏輯。因為，財富短缺的問題的重要性已經被降低，風險問題的重要性則上升。如果說工業社會中考慮的重點是財富分配，那麼風險社會中關鍵的是風險如何分配。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當代社會的主要風險來自科學技術的應用。在當今風險社會中，風險不再是個人的風險，而是全球性、結構性現象，例如，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溫室效應、臭氧層空洞之類的環境危機等等，更不用說核軍備競賽、恐怖主義。過去風險與個人的勇氣相關，今天則涉及到人類的生存。如果說，過去人們所苦惱的是來自自然和傳統的束縛，今天正在為技術-經濟發展本身的風險所取代。
和過去主要來自於自然的風險不一樣，今天風險不再是錶面可以被把握的，而是更加隱蔽和危險的，往往需要科學方法測定才能發現。例如，難以降解的DDT 的長期富集，電池中所含有的重金屬污染的危害等等。而且由於風險的擴散速度的加快，風險不再僅限於產生風險的地方，無法做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無論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還是二惡英污染的傳播，都會讓原本毫不相干的人深受痛苦。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由於太複雜、不確定因素太多，一般的科學計算方法對於風險評估無能為力。
由於污染和風險，不像收入和教育那樣可以直接感知，它要依賴於科學的感知來確定。這樣受害者的命運就交給了專家決定。面對風險，現代社會中的普通人非常無助，就是因為風險的確定具有知識依賴性和不可見性。在某種意義上，人們今天所面臨的世界與古人所面臨的鬼魂世界很相似，都是不可見但卻能帶來巨大危險的存在。理論變成了構建現實的重要因素。
貝克認為，正是風險的考慮，迫使科學和工業問題再度成為倫理、民主討論的對象。因為科學本身在評估風險問題上的內在局限性，風險評估永遠無法排除倫理、政治、經濟、文化的考量，這使得理性擺脫了科學的壟斷，也使得科學與民主之間關係的討論更加深入、複雜。
- 二、從獨斷的科學到反思的科學
貝克認為，工業社會並非現代性的唯一表現形式，它僅是現代性不完整的表現，在許多方面現代性的批判精神不夠徹底。其中，科學就是半截化的科學，因為在工業社會中，科學就像手電筒筒，批判反思的矛頭從來都沒有指向自身。科學的規則被當成天經地義的，科學成為政治和倫理批判範圍之外的獨立王國。這種獨斷的科學不適應風險社會的需要，必須將科學的批判和理性精神貫徹到底，發展為反思的科學。
工業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初級的科學化，從傳統與現代、普通人與專家的對立中獲得其權威地位。按照這種科學理念，人們遭受的疾病、危機和災難，都是來自於野蠻的、不可理喻的自然，以及頑固保守的傳統的束縛。所有的問題和過失，都是由於科學還不夠發達所致，只有科學的威力尚未到達的領域中才會隱藏著風險，只要科學足夠發達，知識的光芒將會驅散一切災難。顯然，這種態度是與科學還沒有明顯地覆蓋其應用領域這一事實密切相關的。因此，人們總是可以想象科學真正發達和普及之後的那種理想狀態是多麼的美好。
按照這種觀點，科學技術及其工業應用就變成了不受政治批判的獨立的文化領域。在這些領域中，“進步”成為了現代社會中少有的不可侵犯、不可批判的“聖物”。而科學技術的技術應用所導致的一切負面影響都被定性成伴生的“副作用”。
正因為如此，這種初級或獨斷的科學在風險問題上常常表現出無能為力。這不是在堅持科學精神上有所不足造成的。相反，越是堅持所謂科學的嚴謹性，對於風險的確定就越是艱難；因為，在複雜的作用網路中，越是將風險界定為嚴格的因果聯繫，風險就越是難以確定，這是由風險本身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所以說，“在嚴格的科學實踐與其助長和容忍的對生活的威脅之間，存在著一種隱秘的共謀。”受害者要逃避風險的邏輯是相反的，只要有可能就應該逃避。因此，科學並不能為公眾提供恰當的風險評估。
所以，風險社會中對科學和技術日益增長的批判，並非來源於批評者的非理性，而是由於科技理性面對文明的風險和威脅不斷增長著的失敗所致。這種失敗並非偶然的無能和缺陷，而是制度性的。因為，科學總是首先關註生產力，而對於風險總是推後考慮。生產力的提高足以為科學提供合法性支持，而產生的所有負面影響卻總是被認為與科學無關，僅僅是不當使用所致，或者是必須付出的代價而已。
在這層意義上，“科學已經成為對人和自然的全球污染的保護者。”時至今日，當代科學不僅不能解決風險問題，也無法解決生產問題，因為治理的費用不斷高漲，因此，工程科學必須要重構。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人為對立必須要取消，自然不能放在社會之外孤立地去考慮。“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已經成為在數字掩飾下的政治學、倫理學、商業和司法實踐的分支，儘管處在它們所有的錶面客觀性的保護下。”
這就是說，科學開始將反思批判的矛頭對準自身，或者說科學自身也要成為社會理性批判的對象。科學不再指導著知識的應用，而是由應用者支配各種科學知識來應用，主導關係完全顛倒了。科學越來越不能滿足消費者和公眾的安全感需要。伴隨著公眾對於科學本身易錯的認識，進行懷疑的主體從科學一方轉換到實踐者一方。而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在內，卻變成了為資金豐厚消費者提供論證需要的自助商店。也就是說，科學提供種種數據和論證，但是最終進行決策者不是遵守科學的訓令，而是將其作為各種相互競爭的論證手段來加以利用，在此過程中這些手段也會受到批評和評估。
科學由於風險評估而受到的批評，並不會阻礙科學的發展。相反，科學藉此機會進一步擴張了自己的勢力。因為，雖然科學成果的工業應用產生了問題；但是科學也提供了認識和提出問題的手段，而且最後，解決風險問題同樣也離不開科學的幫助。科學批判又變成了科學擴張的機會。
總結說來就是，隨著科學在現代社會的應用，科學技術系統產生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擴散到科學之外的社會領域上。如此一來，政治、商業和公共領域中受到科學後果影響的公眾就與科學技術的應用者一道，共同參與對知識的界定。對於社會公眾和科學技術的應用者來說，這種“反思的科學”模式，開啟了在科學成果的生產和應用過程中新的影響和發展的可能性。
這種新發展，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方麵包含了將社會實踐從科學的壟斷中解放出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與啟蒙科學主張相抗衡的意識形態和利益立場可能重新得勢，並且使得科學知識可能成為經濟政治利益和“新教條”的僕從。所以，“反思的科學”更加需要民主和政治批判。
- 三、科學成為民主政治的對象
現代社會一個基本的價值觀就是民主政治的原則。然而，在貝克看來，工業社會中這一原則並未得到徹底的貫徹。在民主政治中對於批評的高度敏感性與技術- 經濟領域中對批評的相對免疫性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對比。而在風險社會中，民主政治的適用範圍將進一步擴大，包括了科學研究及其成果應用的工商業領域。
在號稱破除一切神聖原則的工業社會中，流行的進步信仰稱得上是現代性的世俗宗教，體現了強烈的反現代性。因為它體現為對未知和不具體事物的信仰，體現為種種違背自己更好判斷的盲目信任。任何舉措，任何重大的變革，雖然我們並不清楚它今後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只要我們相信是進步，它就會剋服我們的顧慮、禁忌，獲得無可置疑的合法性。在民主社會中，涉及到社會和公眾權益的任何事項都須經過政治合法性的程式，而“進步”卻是不需民主政治合法化程式，就先天獲得合法性的社會變遷。在“進步”的魔咒庇護之下，在可能引起社會風險的變化之中，科學毫無責任，而商業也只有隱含的責任。
以醫學為例，醫學自身的進步被當作可以不經普通公眾的社會生活狀況所認可的活動。而這一寂靜無聲的社會和文化革命的結果、目標和危險的問題，只是在事後才必須接受社會公眾的批判性探究。例如，克隆技術應用於高等動物生命的無性繁殖，相關研究是完全獨立於社會公眾的民主政治討論的。只是這一技術研發成功後，它所引發的關於人的生命是否克隆問題，牽涉到異常複雜的社會倫理問題時，社會公眾才得以參加討論、立法等等。
因此，在內部醫學實踐的決策力量與外部爭議和控制之間，長期保持著一種徹底的不平衡性。因為，對於這些變化，公眾以及政治領域必然總是 “不知情的”，總是無奈地、被動地跟著發展狀況的後面，根據變化所帶來的道德和社會後果進行思考。而這些後果是那些從事醫學研究的人所不熟悉的。這種不平衡性還表現在，政治活動總是存在著監督、修正和緩解的可能性，而這些傳統政治之外的進步則享有一種無需曲折複雜程式才能實施的直接性。
所以，要以傳統政治的三權分立來類比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在這些醫學實踐者那裡立法和行政的力量都掌握在他們手中，毫無分權的制約，也無需民主授權，所產生的影響事後才被受影響的群體所知曉，並且是沒有選擇地被迫認可。可以說，醫學專業力量是在實施一種集權的統治：科學知識的研究、技術的訓練和操作性具體實踐在專業組織中是高度統一的。
所以，風險社會中政治的困境在於，科學和商業的決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影響，但是受到這種影響的公眾卻無法通過政治活動對這樣的決策表達自己的意願和施加影響。對此，貝克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用分化的政治來取代中心的政治。其核心思想是，民主政治不應該僅限於代議制體制，充分認識到政治沒有中心，在任何壟斷者可以進行自我控制的地方都應該提供進行批判和民主控制的渠道。原本在政治領域和非政治領域之間劃定的僵硬的界限必須要打破，傳統認為科學活動、工商業活動都是高度自主獨立的領域，不受公眾影響，這種觀念現在必須改變。
按照貝克的觀點，風險社會是一個自我學習的社會，以風險作為社會批判的基本參照點和前提。政治和非政治領域劃分的前提，在反思的現代性和反思的科學發展過程中變得脆弱了。科學研究不再是封閉獨立的領域，它應該接受那些反饋的有關威脅和風險的報告。這些報告對科學活動提出挑戰，促進它的工作的再組織。這就使得科學研究領域成為民主政治原則發揮作用的範圍，這是現代性發展的一個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