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吝嗇者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認知吝嗇者（Cognitive Miser）

　　認知吝嗇者，是指個體接收訊息時，不喜歡思考，而大多靠經驗及個人直覺，並運用許多認知捷徑來處理訊息。利用直覺判斷系統，以減輕認知的負擔。“認知吝嗇者”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麥圭爾（McGuire）在20世紀70年代首次提出的。他認為，人是一個認知的吝嗇者，在知覺他物時，常常試圖去掉瑣碎的信息以節省精力。人們並不去知覺或記下所有信息，而只是從發生的事件中選出對形成印象的必要信息。普林斯頓大學認知心理學家菲斯克和泰勒（S.T.Fiske & S.E. Taylor）認為，認知吝嗇就是個體經常依賴簡單有效的策略評估信息並作出決策。它的發生並非懶惰，而是出於必要性和簡單的有效性；它不是理性地、客觀地評估新的信息，而是非常簡單地對新信息進行評估。人的頭腦中原有的架構、腳本和其他知識結構，只需要從記憶當中提取出來就可對新信息進行評估，不需要耗費太多的認知能量。

　　認知吝嗇無疑是在思維的過程中產生的。從思維的角度講，思維所操作的是一種記憶表象（image），而記憶表象來源於感知覺。由於人們接收信息的有限性，感知覺並不是對感知對象作完全複製，它要進行加工，要對信息進行選擇與重構。認知主體在面對知覺對象時，會產生一種獨立於認知客體的主觀認知的組織結構，即對感知對象進行認知的解構與重構。儘管我們開始對事物的認識具有“目的性”，但是經過加工改造的認識對象，並不能完全複製到人的大腦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事物的原有狀態或面貌。而各種不同事物的信息通常按接收時的面貌，以表象的形式存在。表象被存入頭腦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受遺忘的剝蝕，某些細節越來越淡化，代表性的特點越來越突出，最後成為一種反映與主體某種關係的意識而存在，以朦朧的意象形式存儲在記憶之中。因此，意象一般被理解為人的一種內心活動，它是通過抽象的主觀的“意”來反映具體的客觀的“象”，是“意”與“象”的對立統一。

　　由於意象性的存在，使得人們已經先有了對某物或某件事情的判斷，併在極短的時間內把它調出，作為一種思維的材料參與到思維加工過程之中，於是就會出現幾種人們意識不到的“系統性偏倚”：

　　第一，對結果的先驗概率的不敏感。人們在面對不同的概率分佈卻又有相同的概率結果時，常常忽略“有限概率”、結果的基本概率等因素，依據不確定情形下的直觀的、可感覺的信息做出判斷，而不是依據抽象的計算的數字進行推理運算。並且人們在做出判斷時往往受到信息的干擾而忘掉自己已有的重要信息，或者不能恰當地區分信息的重要程度，從而導致了謬誤的產生。人們評價概率是依據描述與原型的相似程度，而很少考慮有限概率。這種現象和貝葉斯定理的假設（人們在理性的計算下運用先驗概率來決策）不相符合。所以，在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出現的各種現象中，普遍的情形是主體只擁有不完全的相關信息，知識信念的概然性、理智有限性和推理不確定性是主體認知狀況的常態。

　　第二，認知偏差導致的“小數法則”。小數法則是一種認知的偏差，是人們將小樣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佈看成是總體分佈。在不確定性的情形下，人們會抓住問題的某個特征直接推斷結果，而不考慮這種特征出現的真實概率及與特征有關的其他原因。小數法則是一種直覺思維，在很多情況下，它能幫助人們迅速地抓住問題的本質推斷出結果，但有時也會造成嚴重的偏差，尤其是會忽視事件的無條件概率和樣本大小。比如從所研究的群體當中抽取代表性樣本並得到結果，對結果進行估計，這樣的估計因為具有特殊的代表性，人們往往忽略了樣本的大小。因為真實的結果來自於研究總體，樣本的數量越接近於總體，獨立觀察平均值的概率分佈在隨機變數的期望值附近集中，並且樣本平均值的偏差隨著樣本規模的增大會趨近於零，則統計結果也就越可信；反之，樣本量越小，統計結果就越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如果用小樣本數量的統計結果作為判斷的依據，使人們相信小樣本的平均值也會向隨機變數期望值附近集中分佈，結果自然就會出現誤差。這與統計規律是相違背的。

　　第三，對偶然性的誤用。人們往往期待由自由過程產生的事件將表現事件過程的本質特征，即使這個事件過程很短暫，人們也會採用這樣的認知模式，結果是常常導致一定程度的認知偏倚。比如在連續６次的投幣過程中，人們往往認為“正—正—正—反—正—正”的排序不如“正—反—反—正—反—正”的情況常見，認為前者的排序不表徵硬幣投擲的公正性。大量實驗表明：人們所期望的特征在表徵的時候，不僅出現在全部的過程中，而且分佈於過程的每個部分中。這種認知模式表現為局部的代表性序列系統地偏離了偶然性預期：它包含了太多的依次性順序，太少的偶然序列。因為偶然性的隨意放大，使得人們在做決策的時候對發現結果過度解釋，對於概率過高估計，真實結果與判斷結果產生偏差。我們必須正視的是：數據怎麼說，首先是由我們決定的。

　　總之，由於情形的多變性和複雜性以及個體在信息獲取與加工上的認知限制，個體並不能“完全理性”地選擇和判斷。個體總是在意象性的支配下“吝嗇”於自身的認知能力而做出決策。

　　此外，理性活動還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心智活動。在運用理性選擇判斷的時候，不僅涉及到對信息理解的思維成本、認知協調成本（當原有心智模式與外部環境不匹配時，修正、改變心智模式的成本），還涉及到與情感、信仰、偏好、價值觀相關的心理成本。這些都是所謂的“心智成本”。考慮到心智成本在內的利益最大化行為，就不是實質意義上的理性行為。因為，人們在消耗心智成本的時候，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簡化成本，選擇“捷徑”來做出判斷，從而減少“內耗”。而且，有時內耗的過程就出現了認知的失調、思維的混亂，尤其是在面對複雜情況的時候，這種失調更容易出現。心智成本的存在是人類有限理性的根源和依據。培恩、巴特曼和約翰遜認為人類的策略選擇總是在決策的邏輯準確性與付出的認知努力之間進行權衡，這就是“心智經濟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