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吝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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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

　　认知吝啬者，是指个体接收讯息时，不喜欢思考，而大多靠经验及个人直觉，并运用许多认知捷径来处理讯息。利用直觉判断系统，以减轻认知的负担。“认知吝啬者”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圭尔（McGuire）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他认为，人是一个认知的吝啬者，在知觉他物时，常常试图去掉琐碎的信息以节省精力。人们并不去知觉或记下所有信息，而只是从发生的事件中选出对形成印象的必要信息。普林斯顿大学认知心理学家菲斯克和泰勒（S.T.Fiske & S.E. Taylor）认为，认知吝啬就是个体经常依赖简单有效的策略评估信息并作出决策。它的发生并非懒惰，而是出于必要性和简单的有效性；它不是理性地、客观地评估新的信息，而是非常简单地对新信息进行评估。人的头脑中原有的架构、脚本和其他知识结构，只需要从记忆当中提取出来就可对新信息进行评估，不需要耗费太多的认知能量。

　　认知吝啬无疑是在思维的过程中产生的。从思维的角度讲，思维所操作的是一种记忆表象（image），而记忆表象来源于感知觉。由于人们接收信息的有限性，感知觉并不是对感知对象作完全复制，它要进行加工，要对信息进行选择与重构。认知主体在面对知觉对象时，会产生一种独立于认知客体的主观认知的组织结构，即对感知对象进行认知的解构与重构。尽管我们开始对事物的认识具有“目的性”，但是经过加工改造的认识对象，并不能完全复制到人的大脑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全面地反映事物的原有状态或面貌。而各种不同事物的信息通常按接收时的面貌，以表象的形式存在。表象被存入头脑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遗忘的剥蚀，某些细节越来越淡化，代表性的特点越来越突出，最后成为一种反映与主体某种关系的意识而存在，以朦胧的意象形式存储在记忆之中。因此，意象一般被理解为人的一种内心活动，它是通过抽象的主观的“意”来反映具体的客观的“象”，是“意”与“象”的对立统一。

　　由于意象性的存在，使得人们已经先有了对某物或某件事情的判断，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它调出，作为一种思维的材料参与到思维加工过程之中，于是就会出现几种人们意识不到的“系统性偏倚”：

　　第一，对结果的先验概率的不敏感。人们在面对不同的概率分布却又有相同的概率结果时，常常忽略“有限概率”、结果的基本概率等因素，依据不确定情形下的直观的、可感觉的信息做出判断，而不是依据抽象的计算的数字进行推理运算。并且人们在做出判断时往往受到信息的干扰而忘掉自己已有的重要信息，或者不能恰当地区分信息的重要程度，从而导致了谬误的产生。人们评价概率是依据描述与原型的相似程度，而很少考虑有限概率。这种现象和贝叶斯定理的假设（人们在理性的计算下运用先验概率来决策）不相符合。所以，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出现的各种现象中，普遍的情形是主体只拥有不完全的相关信息，知识信念的概然性、理智有限性和推理不确定性是主体认知状况的常态。

　　第二，认知偏差导致的“小数法则”。小数法则是一种认知的偏差，是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在不确定性的情形下，人们会抓住问题的某个特征直接推断结果，而不考虑这种特征出现的真实概率及与特征有关的其他原因。小数法则是一种直觉思维，在很多情况下，它能帮助人们迅速地抓住问题的本质推断出结果，但有时也会造成严重的偏差，尤其是会忽视事件的无条件概率和样本大小。比如从所研究的群体当中抽取代表性样本并得到结果，对结果进行估计，这样的估计因为具有特殊的代表性，人们往往忽略了样本的大小。因为真实的结果来自于研究总体，样本的数量越接近于总体，独立观察平均值的概率分布在随机变量的期望值附近集中，并且样本平均值的偏差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会趋近于零，则统计结果也就越可信；反之，样本量越小，统计结果就越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如果用小样本数量的统计结果作为判断的依据，使人们相信小样本的平均值也会向随机变量期望值附近集中分布，结果自然就会出现误差。这与统计规律是相违背的。

　　第三，对偶然性的误用。人们往往期待由自由过程产生的事件将表现事件过程的本质特征，即使这个事件过程很短暂，人们也会采用这样的认知模式，结果是常常导致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倚。比如在连续６次的投币过程中，人们往往认为“正—正—正—反—正—正”的排序不如“正—反—反—正—反—正”的情况常见，认为前者的排序不表征硬币投掷的公正性。大量实验表明：人们所期望的特征在表征的时候，不仅出现在全部的过程中，而且分布于过程的每个部分中。这种认知模式表现为局部的代表性序列系统地偏离了偶然性预期：它包含了太多的依次性顺序，太少的偶然序列。因为偶然性的随意放大，使得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对发现结果过度解释，对于概率过高估计，真实结果与判断结果产生偏差。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数据怎么说，首先是由我们决定的。

　　总之，由于情形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个体在信息获取与加工上的认知限制，个体并不能“完全理性”地选择和判断。个体总是在意象性的支配下“吝啬”于自身的认知能力而做出决策。

　　此外，理性活动还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心智活动。在运用理性选择判断的时候，不仅涉及到对信息理解的思维成本、认知协调成本（当原有心智模式与外部环境不匹配时，修正、改变心智模式的成本），还涉及到与情感、信仰、偏好、价值观相关的心理成本。这些都是所谓的“心智成本”。考虑到心智成本在内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就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理性行为。因为，人们在消耗心智成本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简化成本，选择“捷径”来做出判断，从而减少“内耗”。而且，有时内耗的过程就出现了认知的失调、思维的混乱，尤其是在面对复杂情况的时候，这种失调更容易出现。心智成本的存在是人类有限理性的根源和依据。培恩、巴特曼和约翰逊认为人类的策略选择总是在决策的逻辑准确性与付出的认知努力之间进行权衡，这就是“心智经济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