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菲利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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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菲利普斯（Alban William Phillips），1914年生於紐西蘭，1937年他到了英國，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國失業和貨幣工資變動率之間的關係》一文中提出菲利普斯曲線。1967年，菲利普斯離開英國，返回澳洲，任職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開始研究中國經濟，1975在紐西蘭去世。
A.威廉.菲利普斯1914年生於紐西蘭的一個農民家庭。15歲那年，他就因為生活所迫到澳大利亞的一個金礦里做工，晚上收工後，他在昏暗的燈光下自學電機工程。1937年他到了英國，在倫敦電力局找了一份工作，還參加了英國電機工程師協會。二戰爆發後他投筆從戎，在太平洋戰場上作戰，還在日本兵的戰俘營里呆過一段艱難歲月。一直到戰爭結束後，32歲的菲利普斯脫下軍裝，到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社會學，這時他才在課堂上接觸到經濟學，並深深為之吸引。其實，真正觸發菲利普斯的靈感的，不如說是經濟學里把國民收入視為迴圈流量和把經濟系統視為水壓機的想法(在薩繆爾森那本《經濟學》里就有這樣的內容)。菲利普斯據此設計了一種解釋凱恩斯經濟學的教學模型，他在有機玻璃的管子里裝進彩色的水流，運用動力學的原理，使這些彩色的水流來流去，模擬國民收入流程。他自產自銷，造了許多這樣的模型賣給研究機構和大學。這個精巧的設計還幫助他謀到了一個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的職務。
後來，菲利普斯對穩定政策和經濟動態系統的關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54年他在《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封閉經濟中的穩定政策》，其中討論的就是反應滯後對巨集觀穩定政策的影響。菲利普斯有著那種工程師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經驗主義傾向，他總覺得在做理論思辨之前要先搞計量分析，於是，他開始著手做這方面的研究。結果在1958年，菲利普斯在《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的《1861-1957年英國失業率和貨幣工資變化率之間的關係》，後來所說的菲利普斯曲線就是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來的。菲利普斯利用近100年間的英國工資的統計資料，討論了工資變動率和失業率之間的關係。菲利普斯發現：一、名義工資的變動率是失業率的遞減函數；二，即使當名義工資的增長率處在最低的正常水平，失業率仍然為正(菲利普斯的統計大約為2%-3 %)。
菲利普斯寫作此文的最初動機可能是為了回擊別人對他的博士論文的批評。當研究結果出來之後，他並沒有進一步尋找理論上的解釋。最早給菲利普斯曲線以理論解釋的是他的同事理查德.利普西。利普西認為，失業率與勞動力市場上過度需求的程度呈負相關的關係(對勞動力的需求越多，就業機會越多，失業率越低)，勞動力市場上過度需求的程度又和名義工資上升率呈正相關的關係，所以，可以推出失業率和名義工資上升率也呈負相關的關係。利普西嚴格地從微觀的勞動力市場的角度解釋菲利普斯曲線，從這一點來說，也許他在宣傳菲利普斯曲線的眾多學者中是最較真的。
但真正使菲利普斯曲線一夜之間揚名的，還要算薩繆爾森和索洛1960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那篇《關於反通貨膨脹政策的分析》。事實上，“菲利普斯曲線”這個名稱就是薩繆爾森和索洛在這次討論中給起的。這兩位經濟學家用美國的數據換掉英國的數據，並用物價上漲率代替名義工資增長率，得出了短期內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替換關係。有了菲利普斯曲線，新古典綜合派就可以方便地開出巨集觀經濟政策的藥方：要想降低失業率，不妨提高通貨膨脹率，為了治理通貨膨脹，難免在失業上作出犧牲。(但實際上，凱恩斯式的需求政策往往是把充分就業目標置於降低通貨膨脹率目標之前。)有了這兩位大師的推重，菲利普斯曲線從此就被繡上了新古典綜合派的旗幟，寫進了新古典綜合派的憲章。
正是由於菲利普斯曲線在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中處在重要位置，但相比之下它又最缺乏理論支撐，因此，新古典綜合派的對手們就要首先不遺餘力地攻擊菲利普斯曲線。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彌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7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的講演辭，講的就是菲利普斯曲線的演變。他認為：一，理性的工人將根據實際工資而不是名義工資決定其勞動力的供給。所以菲利普斯曲線去討論失業率和名義工資變動率的關係純粹是一種誤導。二，菲利普斯曲線所宣揚的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替換關係只在短期才存在。由於短期內瞭解一般價格水平的信息成本太高，所以工人會有暫時的“貨幣幻覺”，錯把名義工資的提高誤認為是實際工資的提高而增加勞動力供給，而雇主會沾沾自喜於他所生產的那種產品價格上升，從而增加工人雇佣量，孰不知這時候整個價格水平都在上升。長期內，工人和雇主都會調整預期，使得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等於實際的通貨膨脹率。這時，斜率為負的菲利普斯曲線不再存在，有的只是一條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線。這意味著失業率完全不受通貨膨脹政策影響，弗里德曼稱之為“自然失業率”。三，弗里德曼斷言，用通貨膨脹換取就業增加的凱恩斯式需求政策，猶如揚湯止沸，每一次都只能暫時有效，下一輪再想增加就業，除非用更高的通貨膨脹率。
弗里德曼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攻擊，多少還客氣了一些，因為他還是承認，斜率為負的菲利普斯曲線至少在短期內是存在的。在他之後的一些新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抨擊更是不遺餘力。主張“理性預期”的盧卡斯等人乾脆認為，短期內菲利普斯曲線也是垂直的，換言之，凱恩斯式的需求政策已經被公眾預期到了，這種老一套的把戲觀眾早就知道底細了，再往下演騙得了誰呢？致力於開創公共選擇學派的J.M.布坎南則認為，菲利普斯曲線的背後，是所謂的民主過程中，大眾欲望膨脹對政治勢力擴張的縱容，以及政治勢力擴張對大眾欲望膨脹的哄騙。演到後面，喜劇會變成鬧劇，甚至悲劇。事實已經證明，在60和70年代，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失業率不降反升，菲利普斯曲線從斜率為負變成了斜率為正！
看看辯論席上這些大出風頭的辯手們：以薩繆爾森和索洛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在60年代的巨集觀經濟學界獨領風騷。弗里德曼在70年代頻頻出擊，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挑戰新古典綜合派，並扎下了貨幣主義的大營。盧卡斯的理性預期學說被認為是80年代的巨集觀經濟學。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在整個現代經濟學王國里獨樹一幟，而且從者如雲。這幾位清一色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1970年獲獎，索洛1987 年獲獎，弗里德曼1976年獲獎，盧卡斯1995年獲獎，布坎南1986年獲獎。象這樣幾位頂尖高手湊在一起，一場“世紀大戰”肯定是少不了的。這陣勢很象武俠小說中的華山論劍。——參加討論的各方人物越來越多，圍繞菲利普斯曲線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菲利普斯本人卻悄不出聲地退席了。
這個來自南半球一個偏僻小國的農家子弟，心理上多多少少總和那些自命不凡的美國理論家們有點兒格格不入。他早年在昆士蘭金礦的工棚里自學來的那點電機工程知識，可能比他後來在倫敦的學堂里受到的經濟學教育深刻得多。從50年代起，菲利普斯的主要興趣就放在所謂的“最優控制理論”方面，人們公認，他是把最優控制和控制工程的技術最早引入經濟計量分析的學者之一。從某種角度來看，菲利普斯還在做著那個彩色水流的夢想。作為一個工程師，他的特點是精於構造而疏於思辨，他喜歡把經濟社會當作一個可以拿來操作的系統，並且一直在琢磨怎麼才能操作得更得心應手。但拿這種思路去做經濟學，肯定是一條險徑和歧途。哈耶克反覆提醒經濟學家們警惕的，就是這種工程師式的幻想，用他的話說，跑進這條路子的經濟學家，“如果不是一個廢物，就是一個特定的危險人物”。(和菲利普斯一樣，哈耶克也曾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只不過當他離開的時候，菲利普斯還沒進校。)果然，從60年代起，經濟學家對菲利普斯關心的那些問題就漸漸失去了興趣。
1967年，菲利普斯離開英國，回到闊別已久的澳洲。他開始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並給自己確定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他打算研究中國經濟。經過他積極的努力，在這所大學里還成立了一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事實上，菲利普斯對中國的興趣早在30年代就萌發了，他在爪哇當戰俘時還曾經學過中文。後來，人們一直在猜測，老經濟學家為什麼會在遲暮之年作出這樣一個重大的事業轉折。也許是如蘭開斯特所說，這表明他承認自己已經沒有能力再去解決他提出的估計動態控制所需的關係這一問題，但也許，老經濟學家已經提前預感到了中國經濟崛起的隆隆雷聲？也許，答案只有菲利普斯教授自己知道。遺憾的是，僅隔數年，他就在故國紐西蘭離開了人間，留下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也留下了他晚年的黯淡和臨終前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