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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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經濟學界，庇古最早打破了古典經濟學在分配問題上無為而治的傳統，面對著龐大的社會財富和大眾嚴重貧困的對比，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表達了對經濟平等的關註，1920年他出版的名著《福利經濟學》，把平等和效率同時納入了經濟分析的視野。在庇古看來，爭取效率就是要合理配置資源，增加國民收入；而爭取平等則是將富人的一部分收人轉移給窮人，實現收入的均等化；只有二者兼顧，才能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庇古描述的這種富足而又和諧的社會無疑令人嚮往，但問題在於，平等和效率在現實中往往是矛盾的，對於這個問題，奧肯曾作過非常精辟的論述，這就是著名的“漏桶原理”。

　　假定有這樣一個社會，富人和窮人分竈吃飯，富人那裡人少粥多，許多粥吃不完，白白地浪費掉；而窮人那裡人多粥少，根本吃不飽，已經有不少的人得了水腫。於是政府決定，從富人的鍋里打一桶粥，送給窮人吃，以減少不平等現象。奧肯認為，政府的這種願望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使用的那個桶，下麵有個洞，是個漏桶。這樣，等它把粥送到窮人那裡，路上就漏掉了不少。意思是說，政府如果用稅收的辦法，從富人那裡轉移一部分收入給窮人，窮人實際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要少一些，比如富人的收入減少了1000元，窮人可能只得到了600元，其餘的400元就不翼而飛了。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因為追求平等損害了效率，從而減少了國民收入。奧肯有一句名言：“當我們拿起刀來，試圖將國民收入這塊蛋糕在窮人和富人之間做平均分配時，整個蛋糕卻忽然變小了。”

　　這裡所說的蛋糕變小，實際上就是效率的損失，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稅收削弱了富人投資的積極性。奧肯在他那本著名的《平等與效率——重大的抉擇》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如果稅收對於儲蓄和投資具有重大的和有支配的影響，那麼在總量數字方面的證據將是引人註目的而且是明顯的。1929年，儘管美國經濟處於蕭條時期，但由於當時的稅率很低，投資還是占了國民收人的16％；在此之後，聯邦稅的稅率上升了好幾個百分點，到了1983年，儘管當時的經濟處於複蘇時期，但投資率仍沒有超過14％。”二是稅收影響了勞動的積極性。不僅影響富人，而且影響窮人。比如一個失業工人，由於得到了一份月薪並不算高的工作，而失去了政府所有的補貼，他自然也就對找工作不熱心了。這樣，由於在收入分配的過程中，可供分配的國民收入總量減少了，結果就必然與政府的桶發生了“泄漏”一樣，使得富人失去的多。而窮人得到的少。

　　漏捅原理意味著，平等和效率是“魚和熊掌不可得兼”。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二者相比，孰輕孰重呢?經濟學家、倫理學家，乃至哲學家就此開始了他們曠日持久的爭論。有人認為，人們之所以在平等和效率的抉擇問題上爭論不休，原因就在於，現實世界是不平等的。富人害伯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對平等；窮人想不勞而獲，因此支持平等，批評效率。人們都戴著“有色眼鏡”進行討論，很難得出一個符合人性本來面目的結論。於是，美國哲學家勞爾斯便在他的《正義理論》一書中作了這樣一個假想的試驗：將一群人帶到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荒島上，讓他們在“原始狀態”下開始新的生活。每個人對自己的未來一無所知，不知道自己將來是窮還是富，是成功還是命運不佳。現在，讓他們在一起進行協商，去建立一個他們心目中“公正”的社會。那麼協商的結果是什麼?肯定是追求經濟平等，而不是允許貧富分化。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將來的收入，會處於金字塔的什麼位置，如果支持效率，他們就得承受忍飢挨餓的風險。勞爾斯就此得出結論說，在平等和效率之間，應該讓平等優先。

　　然而，很多人對這個假想試驗在現實中是否具有意義提出了懷疑，他們認為，勞爾斯極端平等的立場，不一定是這個試驗的必然結果。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有些人天賦很高，他們卻被迫獲得與白痴一樣的收入，那麼這種收入的平等，恰恰是不平等的表現。密爾頓·弗里德曼則擔心，追求平等會損害神聖的自由。他說：“以‘公平’來取得‘自由’這一現代傾向，反映了我們已經多麼遠地偏離了合眾國的締造者們的初衷。”由於公平缺乏一個客觀的標準，他完全取決於仲裁者的主觀看法，因此，“當‘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時候，我們所有的自由的權利就都處於危險之中了”。

　　在勞爾斯和弗里德曼之間，奧肯採取比較折衷的立場。在他看來，效率誠可貴，平等價也高，因此，二者誰都不能偏廢，只能尋找一種折衷，既促進平等，又儘量減少對效率的損害。比如縮小補貼範圍，降低補貼標準，就可以控制收入分配對窮人的勞動積極性的影響；調低所得稅稅率，提高消費稅稅率，就可以減小收入轉移對富人的損害等等。奧肯特別指出，貧窮的根源是缺乏教育和訓練，而要打破這種貧窮——不良教育——貧窮的惡性迴圈，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向貧窮的人口敞開教育的大門。“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沒有比提供免贊的公共教育更為偉大的步驟了。”